押解何家全的囚车一路风驰电掣，沿海滨大道穿过鹿港市的闹市区，向位于西北郊的鹿港市看守所驶去。
望着车窗外的繁华街市，何家全心绪难平。
鹿港是座港口城市，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人海口，面临浩渺的南中国海。整座城市依海而建，填海修成的滨海大道似一条飘带环绕着鹿港。
滨海大道两侧一边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一边是汹涌澎湃的大海。
大道正中有一块巨形怪石盘踞，笔直的大路在此转了一个急弯。这原是海滩上一块硕大的礁石，被鹿港渔民奉若神灵，称作镇海石。填海修路的时候，市政工程指挥部决定炸掉这个路障，听到消息的鹿港人纷纷来到镇海石边焚香敬拜，请求老天恕罪。
事也凑巧，就在埋炸药的当天，一场海啸袭击了鹿港，惊涛拍岸，冲毁了所有的路基。似乎是天意不可违，决策者也犹豫了。
这块镇海石得以保留，而筑路的施工蓝图却不得不更改。
农民是靠天吃饭，渔民则是靠海生存。
鹿港人世世代代以出海打鱼为生。如果说天有不测风云，大海更是瞬息万变。
渔民是最感到命运无常、世事难料的人，他们时时刻刻都要经受考验，应付突变，生命随时都会受到海上风浪的威胁。
因而渔民是最信天命的人。
他们一旦投身商海，却发现商海比起真正的大海更险恶。
鹿港人做生意都要拜关公，无论开厂开店都首先要给手执大刀的武财神关云长选个风水好的宝位。
何家全落脚鹿港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鹿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何家全却从来没有闲情仔细游览鹿港的市容：拔地而起的高楼，川流不息的人群，处处彰显这座沿海城市富足的活力。
在鹿港市宽阔的马路上，很少看到国产小轿车，疾驶而过的大都是奔驰、宝马、凌志等高级豪华进口轿车，偶尔还能看到红色的法拉利跑车或是加长的卡迪拉克招摇过市，仿佛是在开世界名车博览会。
鹿港是祖国的南大门，曾几何时“时刻准备打仗”使这里的蕉风椰雨都弥漫着战争硝烟的气味，国家自然也很少在这里投资。
几十年过去了，仗没有打起来，只看到一江之隔的帝国主义殖民地一天一个样，而鹿港却还是工业基础薄弱民生凋敝的小渔村，被人讥为“一个警察管满城，一家邮局通全省”。
鹿港人千方百计逃往香港谋生，“侨乡”的美名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鹿港有四十万人，也有四十万华侨散居在外。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鹿港获得了再生，“发展才是硬道理”又为这座沿海开放城市打了一针强心剂。外来人口开始向鹿港大量移民，海外和内地的投资也蜂拥进这爿“河中有鱼，田中有米”的富庶之乡。绵长曲折的海岸线给鹿港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大量价廉质优的“水货”以各种形式通过鹿港源源不断涌向内陆，为鹿港赢来了充裕的资金。一时间“银行多过米铺”成为鹿港的新街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上海市曾派出一个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为正副团长的庞大代表团到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珠江三角洲来取经。在鹿港市听取经验介绍时，当时的鹿港市市长是以“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来概括自己执行中央政策的体会，惹得上海客人忍俊不禁，私下却又连连摇头，表示无从学起。
无论如何，鹿港市的经济是搞上去了。
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大量财富向少数人手里迅速聚集。
有先见之明的鹿港人开始洗脚上田投资办厂，让钱生钱。
何家全以前的老板余世杰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筹办电子厂的。
余世杰是土生土长的鹿港人，中学毕业后在当时的鹿港县龙口公社做办事员，他第一次出远门是一九七五年怀揣二百元巨款上北京出差，由于没有开进京介绍信，到石家庄就被赶下了火车，最后还是搭运煤的汽车才混进了北京。
这次的北京之行给余世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幅员辽阔，也使他看到了中国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别，北京作为首都的气派让余世杰真正感受到了当时广东的落后。
回到鹿港市，余世杰仿佛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他开始博览群书，把所有过剩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他感觉到自己变了，不像那些把广东以外的地方都称为北方的乡亲，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地方除了香港，就是自己的家乡鹿港。余世杰渐渐地有了心怀天下的胸襟。
机会终于来了，一年后，鹿港要选送一名青年干部到中央团校学习。余世杰成了非他莫属的唯一最佳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