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廧咎如
廧咎如为赤狄之分支。赤狄，隗姓，是夏商时期鬼方的后裔，西周主要活动于晋东南和河南交界的太行山区。春秋时赤狄分为五部，其中一部为廧咎如，居住在今太原市附近，经常和晋国及周围其他戎狄发生冲突。公元前655年，晋公子重耳遭骊姬之难，逃亡狄国，“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18]。公元前588年，“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廧咎如溃，上失民也”[19]。从此，廧咎如在太原销声匿迹。
（五）楼烦
楼烦原是一个古老部落的名称，属北狄的一支，精于骑射，以游牧为生，大约在西周时建国，其疆域大致在今山西省西北部的保德、岢岚、宁武一带。春秋时期，楼烦国扩展壮大，范围包括北至内蒙古草原，西达阴山之南，东迄太行山东麓，东南到太原盆地南部边缘。战国时期，列国争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楼烦兵强马壮，善于骑射，对相邻的赵国构成威胁。赵武灵王实行改革，“胡服骑射”，先后击败了楼烦等游牧族，为北方民族的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春秋战国以前，在太原地区活动的诸戎群狄还有很多。戎狄属于游牧民族，居无常所，迁徙不定，加以他们频繁地分离组合，使人很难搞清楚其活动踪迹。因此，古代典籍对他们的记载也只能是一鳞半爪。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活动于太原地区的戎狄族虽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但他们已有自己的文化。前文提到的光社文化、旌介遗址青铜器文化就是例证。这些戎狄的活动以及他们创造的文化，为夏商周时期太原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积极贡献。春秋中叶以后，中原华夏族势力进入太原盆地，戎狄及其文化融于华夏族文化之中，给当时的晋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晋文化。这是戎狄族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四、华狄融合
春秋前期，活动于太原盆地的诸戎群狄和华夏族的晋国保持着时战时和的关系。春秋中叶以后，晋国的封建因素逐步增加，公室衰微，诸卿见大。到晋平公时，范、中行、赵、魏、韩、智六家卿大夫势力最强，他们轮流执政，形成了“六卿专权”的局面。为了在更大的空间内纵横捭阖，六卿势力开始越过霍山险阻，向太原盆地的戎狄地区发展。太原盆地成为华狄交汇与融合的中心，战争是这一时期民族交融的主要形式。
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和晋国修好三十多年的北戎无终部，撕毁和约，联合其他诸戎群狄，集结于太原盆地，准备向晋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袭击。晋国卿大夫中行穆子率师讨伐无终，“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太原）”[20]，彻底打败了戎狄势力，占领了太原盆地。
当时晋国的部队主要是车兵。临战之前，中行穆子率领的车兵要越过霍山。霍山道路艰险，大型的战车部队难以通过。中行穆子采纳将领魏舒“毁车崇卒”的建议，改车兵为步兵，“五乘为三伍”[21]。这从军事制度的视角看，也是一种华狄融合现象。中行穆子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晋国军队灭北狄无终，取得太原盆地的控制权后，为了巩固和扩大战果，继续向盆地周围的鲜虞、肥、鼓三个游牧部族发动进攻。鲜虞为白狄族别种，主要占有今河北正定到石家庄一带地区，都今正定东北；肥也是白狄之一部，为鲜虞的附庸，活动于太原盆地东部的太行山中，都昔阳（今山西昔阳东冶头镇）；鼓亦为白狄之别种，其地在今河北晋县西[22]。晋昭公二年（前530年），中行穆子率领部队佯装去会齐师，假道于鲜虞，突然攻入肥国的都城昔阳，灭肥国，然后回师突袭鲜虞，大获全胜[23]。晋顷公六年（前520年），中行穆子将部队伪装成籴米的商人，从昔阳突袭鼓国，一举灭鼓[24]。晋军对白狄三部的军事胜利，大大地巩固了对太原盆地的控制权。
晋国势力进入太原盆地后，其东、西、北三面仍与少数民族戎狄接壤，甚或杂处。六卿继续不断向戎狄区域拓地发展，太原盆地又是他们拓土的前沿阵地。晋定公时，“知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25]。仇由之君不听其臣赤章曼枝的劝阻，堑岸堙谷，开辟了一条运钟的大道，知伯遂由此道进兵灭仇由。仇由地在今山西盂县，这条道路即由魏榆（今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经马首（今山西寿阳南马首乡），沿今温家庄河及秀水河而通仇由[26]。晋出公十六年（前459年），“荀瑶伐中山（治今河北定州市），取穷鱼之丘（今河北涞水县西）”[27]，也由太原盆地东向进军。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赵襄子从太原盆地出发，北登夏屋山，宴饮代王，“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28]。上述晋国的军事行动，既打通了盆地与周边的交通要道，又促进了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的交流，使太原盆地成为当时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中心。
春秋末期，赵国氏族在太原盆地构筑晋阳城，并以此为都，建立赵国，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从赵简子开始，晋阳为赵国前期都城75年。此间赵简子、赵襄子、赵桓子和赵献侯四代国君中，赵简子、赵襄子都娶狄女为偶，赵襄子、赵桓子为戎女所生，赵简子之女嫁狄代国王为妻。赵氏与戎狄族的相互通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期太原盆地华狄民族融合的文化背景[29]。
夏商周时期戎狄在太原地区的活动，是太原古代历史上频繁民族活动的前奏。他们和后来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乌桓、丁零、突厥、回纥、沙陀、吐谷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在太原的活动，共同构成太原历史上民族交汇与融合的文化特点。
五、太原释名
太原之名最早始于西周时期，当时只是地理概念，泛指汾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带，不是行政区划名词。原，指宽广平坦的地形，如平原、高原等。我国最早诠释词义的专著《尔雅》说：“广平曰原”。太，古通“大”，如太宰亦作“大宰”，太子亦作“大子”；大、太也有差异，太者大加一点，犹言比大还大，表示大之不尽，或谓很大、极大。
古籍对太原的最早记载首推西周时期的《诗经》。周宣王时，北方的游牧民族猃狁（匈奴之先）强大，不断向南发展，与周王朝发生战争。《诗经·小雅·六月》有：“薄伐猃狁，至于太原”的诗句，有学者以为《诗经》所记就是今日的太原地区[30]。先秦古籍对太原的记载，往往与华狄交融有关。周宣王晚年，因频频与戎狄作战，兵源不足，遂“料民于太原”[31]。太原地区华狄杂居，料民于此，大大便利了民族融合。
《竹书纪年》称：穆王西征犬戎，俘获其五王，迁至于太原。王国维以为：《竹书纪年》所载“太原”即今晋西南一带[32]。《穆天子传》云：穆天子巡游，遇犬戎于雷首之阿。说明犬戎东迁太原确是事实，同时证明当时的太原范围较广，包括了今日的晋西南地区。
《尚书·禹贡》云：“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所谓壶口，即今山陕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梁、岐是吕梁山不同地段的称谓，岳阳为太岳之阳（南），而太原所在，显然指汾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
如前所述，先秦典籍中记载的“太原”，仅仅是一地理泛指，其范围很大。直到战国末期，秦国在汾河中游设置太原郡，“太原”一词才变成行政区划名词。秦汉及以后各代，直至今日，太原盆地及其周边先后设置太原郡、太原国、太原府、太原县、太原市等。太原地名沿用三千余年而不改，这在全国地名沿革中绝无仅有。
注释：
[1] 《左传·定公四年》
[2] 《诗经·商颂·长发》
[3] 《楚辞·天问》
[4] 参见《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第32页
[5] 《周易·未济》
[6]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7] 参见《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第40页
[8] 陶正刚：《灵石商墓亚羌铭试析》，《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9] 《史记·晋世家》
[10] 《国语·晋语八》
[11]李伯谦：《论晋国始封地》，《中国文物报》1993年12月12日；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第1期
[12] 《国语注·晋语四》
[13] 明成化本《山西通志·山川》
[14] 《后汉书·西羌传》
[15] 《左传·昭公元年》
16] 《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
[17] 杨国勇：《两周时代山西境内的戎狄》，《山西地方史论从》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8]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19] 《左传·成公三年》。
[20] 《左传·昭公元年》中“大原”一作“大卤”。
[21] 《左传·昭公元年》。
[22] 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山西古籍出版社，第202页
[23] 《左传·昭公十二年》
[24]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25] 《韩非子·说林》
[26] 山西省交通厅公路交通史之编审委员会：《山西公路交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7] 《古本竹书纪年》
[28] 《史记·赵世家》
[29] 康玉庆：《先秦时期太原地区的民族活动——兼论赵国初都晋阳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国古都研究》第20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0] 朱熹：《诗经集传》
[31] 《国语·周语》
[3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