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真统治
金元时期，太原地区战争频发。先是在金朝南下灭宋的过程中，金兵围困太原将近一年，给当地百姓造成了巨大灾难。金朝末年，兴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汗国又南下灭金。太原地区多次遭受蒙古铁骑的劫掠，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元末，太原地区再次陷入战乱。
虽然这一时期太原的社会经济很大程度上受到战争破坏，但在相继确立统治后，金、元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措施，使生产力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不同民族的交往、融合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太原呈现短暂的繁荣，期间名人辈出，在全国很有影响。由于统治者支持，宗教也十分流行，并且为后世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行政区划
金代，山西地区设有京西路、河东北路、河东南路，太原属河东北路管辖。金代太原为府一级的行政机构，河东北路兵马都总管府就设在太原府[1]。金代重要的手工业发展点，一般地都在5万户以上的府州，而当时太原府的户数达10万以上，属北方经济文化发达的重要城市。
太原府下辖11个县，8个镇，分别为：阳曲、太谷、平晋、清源、徐沟、榆次、祁、文水、交城、盂、寿阳等县；阳曲、百井、赤塘关、天门关、陵井驿、晋宁、晋祠、团柏等镇。
（二）民族融合
金代是太原地区民族和人口构成剧烈变化的时期。金辽战乱，使大批生活于辽国境内的汉族百姓逃往太原为中心的山西中北部。宋金战争时，投降金军的义胜军便是由他们组成。金南下侵宋时，太原地区的汉族百姓纷纷南逃。与此同时，女真族随金军南下的步伐，迅速涌入太原地区。靖康元年，北宋议和使臣李若冰途径晋地时，看到的已是“番汉杂处”[2]的景象。
南宋建立后，宋高宗十分注重对北来军民的安置工作。加之金朝初期对汉族百姓的高压政策，导致大量北方汉族官民南下。因此，金天会十一年（1133年）“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3]。由此，大批女真人迁入太原。
金朝后期，蒙古人大举进攻，再一次引发太原地区人口的大量南迁。史载：“自兵兴起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4]至金正大八年（1231年），金朝与蒙古军争夺太原地区长达近二十年，此间，大量民户南迁。金宣宗时期，南侵的蒙古军队开始入居包括太原在内的山西各地。
由此，由战争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使金代太原地区形成汉、女真、蒙古以及各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从而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三）统治政策
金代初期，以宗翰为首的女真贵族集团对太原的统治是残忍暴虐的。宗翰为发展金国兴起之地（今东北地区），弥补劳动力的缺失，不断把包括太原在内的山西百姓迁移到女真旧地。此外，宗翰为从心理上征服汉人，强令汉人削发易服，更甚者，驱民为奴。宗翰为维护其残暴统治，在太原及整个山西地区强力推行严刑峻法。如规定盗窃一钱以上者要处以死刑；出行之人要将人数、行李、目的地等一律申报给五保邻人、百人长、巷长等，然后到州府领取“番汉公据”（即通行证）后才可上路。直到金熙宗时期，宗翰的残暴统治才大体结束。
（四）农田水利发展
太原被金占领初期，残酷的掠夺使太原土地荒芜，农业凋敝。与南宋签订《绍兴合约》后，为更加有效的统治汉人，金廷将大批女真人迁入太原。但由于女真人不发达的农耕水平和对民田的巧取豪夺，致使太原农业衰退加剧。史载：“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太原地区则更是“稍凶荒则流亡相继。”[5]可见当时情况之一斑。
至金熙宗时，伴随着金政权在中原地区的稳固，各种致力于推行中原文化和接受中原生产方式的改革开始实行。金大定以后，太原地区的农业已逐步发展起来。《金文最》中记载有太原王氏“力辟土地，躬耕稼穑，虽水旱不息，寒暑不避，田口广蓄，积备先具也”。《续资治通鉴》中也有“重农桑……上下相守，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国中号称‘小尧舜’”的记载。赵秉文《滏水文集》中又有“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之说。由此可见太原当时农业的恢复与兴盛。
金章宗时期，因“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6]，开始大兴水利建设。金代山西地区兴建的水利项目共有14项，太原汾水流域一带的水利资源也得到极大的利用。太原地区水稻种植面积获得一定的增加即可证明此点。
（五）手工业的发展
金代设有绫锦院，专司“织造常课匹段之事”[7]。当时，全国仅有真定（今河北正定）、平阳、太原（今属山西）、河间（今属河北）、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处设此部门，可见当时太原纺织业之发达。元人郝经关于金代山西地区“菜多于桑，而长宜麻，专纺，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的记载亦说明纺织业在太原所占地位。
金代太原的冶铁业也很发达。徐沟赞侯祠的一座铁钟，高2.61米，重6.5吨，铸于天德五年（1153年），其铸造工艺具有一定的水平。太原采煤用煤的历史悠久。至金代，太原已是全国重要的煤炭开采地。1978年在稷山县挖掘的一批金代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用于防潮的煤炭和焦炭，表明当时山西地区对煤炭的利用已相当广泛。而且墓中的焦炭与现今的焦炭几乎无差别，说明金代加工利用焦炭的技术已相当高超。
（六）商业的发展
为“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8]，金朝特在中都（今北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今河南开封）、太原等地置“市令司”，加强对市场的管理。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太原商业之发达，以及太原在全国商业发展中的地位。
刘迎的《上谷》诗：“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户，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传闻山西地，出入此其路。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此诗反映了金代山西地区货物经过上谷东出贸易的情形，表现了山西地区市场的繁盛和商贸的发达。而作为山西的贸易中心，以及金朝与南宋、西夏、北方各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交流的商品集散地的太原，其商业经济发达的程度显而易见。
二、元朝重镇
（一）太原争夺战
1.蒙古国与金绝交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蒙古民族在其首领铁木真的带领下，雄起于漠北高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大蒙古国。这支蹶然而起的政治力量以掠夺和征服为手段而东征西伐。成吉思汗曾对儿子们说：“天下地土宽广，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征服邦国”[9]，也曾对诸将训示：“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10]”
因此，富庶的女真金国自然成为蒙古觊觎的目标。但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成吉思汗在1196年接受金朝封号，并年年纳贡。然金朝腐败的政治、松弛的兵备、严重的内部矛盾等情况，成吉思汗已了若指掌。此外，契丹与金朝有亡国之仇，报仇之心不死；金朝治下的汉人更是备受残害，因此不少契丹人与汉人都投奔日益强盛的蒙古。金章宗时期的契丹人耶律阿海就乘出使克烈部之机，将金朝“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的情况告知成吉思汗。其后，更与弟耶律秃花滞留蒙古不归。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征讨西夏，迫使西夏王献女求和、年年纳贡，成功解除了攻金的侧面牵制。成吉思汗出兵金朝的条件日益完备。
1208年，金章宗崩，卫王永济继位。成吉思汗闻讯后，即向金国问罪，“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11]。永济对成吉思汗的诘难十分惧怕，打算在成吉思汗再次纳贡时杀之。此事被成吉思汗得知，即与金国绝交。
2.成吉思汗南下攻金
早年，蒙古首领咸补海汗等曾被金朝以叛乱罪处死。1211年，成吉思汗以替祖先复仇为由，亲率蒙古军主力由金朝西北路边墙突入，连破乌沙堡、乌月营，并在著名的“野狐岭之战”中，尽灭金朝精锐部队。成吉思汗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另一路军由西南路边墙入金，连陷净州、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云内（今年蒙古托克托东北）、东胜（今托克托），直抵山西境内，攻掠武州（今山西五寨北）、朔州（今山西朔州）。崇庆元年（1212年），因成吉思汗攻西京（今山西大同）时被流矢所伤，故撤兵。
崇庆二年（1213年），成吉思汗再次南下攻金。此次，成吉思汗由野狐岭进兵，取怀来，直下紫荆口（今河北易县西），陷涿、易等州，之后分兵三路进攻金朝：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右路军翻越太行山，掠河北西路、河东南、北路，抵黄河；哈撒儿、斡赤斤率左路军，掠蓟、平（今河北卢龙）、滦诸州；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率中路军，掠河北东路、山东东、西路，亦抵黄河。其中右路军由太行山入山西地区，攻掠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辽（今山西左权）、沁（今山西沁县）、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原、吉（今山西吉县）、隰（今山西隰县）等地。之后又攻破汾（今山西汾阳）、石（今山西离石）、岚（今山西岚县）、忻（今山西忻州）、代（今山西代县）、武（今山西五寨）等州城。
成吉思汗此次南下，重在掳掠，无意占领，故所克之城，皆旋取旋去。这三路军队更是将黄河以北之地横扫殆尽，“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皆卷而去，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12]。
1213年，金元帅胡沙虎弑永济，立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三月，蒙古国三路大军包围中都（今北京）。金宣宗被迫割地、贡物、献童男、童女以求和，成吉思汗方退兵出居庸关。
贞佑三年（1215年）十二月，蒙古军再次攻入山西北部。次年八月，蒙古军又进攻代州。十二月，取代州平型（今山西繁峙平型关）、横城（今山西繁峙横涧）、承天（今山西娘子关）等关隘，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金朝急调潞州、平阳、河中（今山西永济）等地军队救援太原。但金援兵未至，蒙古军已攻占太原周边地区，阻断金兵援救之路。
3.木华黎攻占太原
1217年八月，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并分兀鲁、忙兀、弘吉剌、亦乞列、札剌亦儿五部军、汪古军以及契丹、女真、乣汉诸军（包括石抹也先、石抹孛迭儿、刘伯林、史天倪等降蒙地方武装）共约十万军队，隶属于木华黎麾下。成吉思汗诏谕：“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13]，将征金之事全权交予木华黎，并授予木华黎代表大汗权威的九斿白旗。
同年，木华黎建都行省于燕京（今北京），随即进军燕南、山东。与此同时，另一路军队十一月到达太原城下，成功阻断了太原粮道，但太原府事、权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几经征战，打通粮道，蒙古无奈退兵。
1218年八九月间，木华黎由西京（今山西大同）经略山西境内，经太和岭入雁门关，连下代州（今山西代县）、忻州（今山西忻县）、汾州（今汾阳）、潞州（今长治）、泽州（今晋城）等地。之后，木华黎亲率大军由忻州至太原，将其重重包围。城外的护城河和城墙很快被蒙古军队攻破，太原府事乌古论德升就用栅栏防守，而且他还拿出自家的银两马匹犒赏战士。蒙古军队毁掉太原西北角的城墙借以攻入。德升将车辆连接起来阻塞城洞，三次打退蒙古军队的攻击，但“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太原城终于陷落。乌古论德升留言“吾守此数年，不幸力穷”[14]，自缢而亡。
不同于成吉思汗征金时的扫荡劫掠，此次太原被攻克后，木华黎为占领太原，任命攸哈剌拔都为河东北路兵马都元帅，镇守太原。这是蒙古对攻陷的金朝领土由掳掠为主到以军事占领为目的的战略转变，这一转变说明蒙古军队已开始注重对占领地的军事防守和生产经营；也说明蒙古军队认识到“所过犹纵钞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15]此举亦为蒙古军队赢得“仁厚不杀”的好声誉，使金归降者增多。
4.赵益收复太原
太原的陷落，如失金国之藩篱。因此，兴定二年（1218年）二月，为笼络利用地方武装力量，让其“各保一方，使百姓复业”，金宣宗分封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势力较大的九个武装首领为九公，并赐号“宣力忠臣”，统帅本路兵马，有关“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16]等皆可自行裁处。
其中，统领河东北路的郭文振被封为“晋阳公”。早在兴定三年（1219年）十月，郭文振就合坚州（今山西繁峙）等地兵力收复太原。在此收复太原之战中，有太原人名赵益者，“夜登其城，斩馘甚众，所获马仗不可计，护老幼二万余口以出”[17]。战后，赵益镇守太原，任太原治中，后又升任为同知太原府事，兼任招抚使。
元光元年（1222年）八月，蒙古集结大部再次兵临太原城下，在蒙古军队的猛烈攻势下，有心杀敌的赵益已知无力回天，遂自杀殉国。太原再次陷于蒙古军之手。正大四年五月（1227年），金国恒山公武仙在内应配合下，收复太原，蒙古守将攸哈剌拔都战死。1229年，窝阔台全力伐金，1234年金国灭亡，太原划入蒙元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