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朝陪都
李存勗在攻下大梁之前，于魏州（治元城，今河北大名北）即皇帝位，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923年）。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以太原府（治晋阳，今山西太原晋源区镇北）为西京。同年十月灭后梁，恢复唐代建制，以太原府为北京。后迁都洛京（洛阳）。时以东都洛阳为首都，西京长安、北京太原为陪都。
庄宗“以雄图而起河、汾，以力战而平汴、洛，家仇既雪，国祚中兴”[27]，灭梁建唐，定都洛阳后，自以基业已固，转而肆情纵欲。与历史上的其他帝王相比，李存勗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个铁杆戏迷，经常自己撰词谱曲、粉墨登场，“身与俳优杂戏于庭”，因此就跟当时的一些宫廷演员特别亲近，甚至不惜委以高官。一次战斗当中，他亲近的一位伶人周匝被梁军俘获，梁灭后辗转又回到李存勗身边，一见面就为其在梁的救命恩人索要官位。此举虽然遭到大臣郭崇韬的极力反对和阻挠，但最后李存勗还是强行批准了[27]。同时，他的皇后刘氏，则专以聚敛为务。中原初定，而后唐的政治已紊乱不堪。
同光四年（926年），大将郭崇韬因谗言被冤杀，消息传出后，全国震动，流言四起。魏博军卒皇甫晖，乘人心不安，聚众作乱于邺都（即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庄宗命李绍荣击之，不克，继命李嗣源往讨。嗣源至邺后，军士哗变，与叛军会合。嗣源无以自明，乃决心谋反，他南下据开封，西攻洛阳。洛阳兵变，庄宗中流矢而死。刘皇后携带金宝，逃往晋阳后落发为尼，也被李嗣源派人杀死。
同年，李嗣源即皇帝位，国号仍称唐，改元天成，是为后唐明宗。明宗先世为夷狄，初以骑射事李克用，克用以为养子。他即位后，“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革除庄宗秕政，务从节俭，“数问宰相冯道等民间疾苦，闻道等言谷帛贱，民无疾疫，则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当与公等作好事，以报上天。’吏有犯赃，辄置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他在位七年，兵革粗定，连年丰收，人民得到了暂时的休养生息。[28]
明宗死，子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这时，明宗的养子李从珂镇凤翔，女婿石敬瑭镇河东，均拥重兵。宰相朱弘昭、冯赟忌之，乃移石敬瑭镇成德，李从珂镇河东。应顺元年（934年），李从珂以“入清君侧”为名，率军东进，沿途各地皆降。闵帝出奔魏州，途中为石敬瑭所俘。李从珂入京师后，自即帝位，是为废帝。闵帝不久遇害，此后废帝与石敬瑭的关系日益紧张，最终爆发武力冲突[29]。
石敬瑭，沙陀部落人。后唐明宗妻以爱女，以励战功，历官宣武节度使、天雄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起初，废帝李从珂“与石敬瑭皆以勇力善斗，事明宗为左右；然心竞，素不相悦”[30]。石敬瑭在太原日渐坐大，彼此开始互相猜忌。清泰三年（936年）正月，李从珂以千春节（生日）置酒宴会，“晋国长公主（石敬瑭妻）上寿毕，辞归晋阳。帝醉，曰：‘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闻之，益惧。”[31]石敬瑭也想窥测李从珂意图，“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镇”。李从珂则顺水推舟，以宋审虔代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改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敬瑭则以疾病为由，拒不受命。扬言：“吾之再来河东也，主上面许终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节与公主所言乎牽我不兴乱，朝廷发之，安能束手死于道路乎！”亲将刘知远曰：“明公久将兵，得士卒心；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掌书记洛阳桑维翰也认为：“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岂不知蛟龙不可纵之深渊邪？然卒以河东复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契丹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敬瑭意逐决。
不久，石敬瑭反叛的消息传到朝中。李从珂削夺敬瑭官爵，以张敬达兼太原四面排陈使、兵马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包围太原。张敬达将兵三万营于太原晋祠南晋安寨。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表示愿意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消息到达契丹，契丹主大喜，乃为复书，许诺等到仲秋时节即倾国赴援。
唐将张敬达筑长围以攻晋阳。石敬瑭以刘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执法严明、决无私阿，由是人无二心，众志成城。敬瑭亲自登城，坐卧矢石之下，刘知远曰：“观敌人高垒深堑，欲为持久之计，无他奇策，不足虑也。愿明公四出间使，经略外事。守城至易，知远独能办之。”敬瑭执知远手，抚其背而赏之。后唐主李从珂听说契丹答应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屡督张敬达急攻晋阳，不能下。唐军每有营构，多值风雨，长围复为水潦所坏，难以合围。此时，晋阳城中也一不如一日，粮草严重不足。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今山西崞县）而南”，至晋阳，大败后唐军，步兵死者近万人。后唐主李从珂忧沮形于神色，但日夕酣饮悲歌。群臣或劝其北行，则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32]
同年十一月，契丹主耶律德光于晋阳城南筑坛，立敬瑭为皇帝，国号曰晋，改元天福，是为晋高祖。并约定割地“幽云十六州”与契丹，从此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失去了北方屏障，影响极大。北宋便因此始终无法恢复燕云，终至遭受东北外族的侵逼，丧失了整个北方的土地。[33]
被围困在晋安寨的唐军，经过数月之久，粮草告罄，军心动摇，部将张光远杀掉统帅张敬达，然后率军投降。契丹遂与石敬瑭联军而南，契丹主至上党（今山西长治）北返，石敬瑭率兵南下，李从珂率家属登洛阳玄武楼自焚，后唐亡[34]。石敬瑭随即以洛阳为首都，次年迁都于汴州（开封），改东都洛阳为西京，北京太原府依旧。时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西京、北京、邺都均为陪都。次年，晋正式割十六州给契丹。
耶律德光于灭唐后，率兵北归。石敬瑭建立晋后在政治上推行民族投降主义，屈节事契丹，“奉表称臣，岁输绢三十万匹，其余宝玉珍异，下至中国饮食诸物，使者相属于道，无虚日。[35]”造成财力耗费，人民负担加重。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为此曾愤慨地说：“诎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36]他的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族官民的民族感情，也道出了后晋社会经济难以较快发展的原因。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石敬瑭卒，侄石重贵继皇帝位，是为少帝（《新五代史》作出帝）。晋少帝统治期间，后晋的政局相当混乱，与契丹的关系也日渐恶化。后晋统治集团内部民族主义的情绪逐渐高涨，他们不满石敬瑭卑躬屈膝的行为，要求不称臣于契丹主。契丹贵族则屡以兵戎相见，多次派兵入寇[37]。
开运三年（946年）晋再以杜重威督军北伐，耶律德光也率军南下，进至恒州（今河北正定县），与晋军夹滹沱河相持，这时杜重威已萌异志，暗中通款于契丹，想效石敬瑭故事。耶律德光假意应允，重威乃率军30万投降，并随契丹南下，直逼开封，出帝投降。开运四年（947年），耶律德光建号曰大辽（一说契丹于晋天福三年改称大辽），并把晋并入大辽，于是晋亡。[38]
刘知远本沙陀部人，后居太原，徙榆次左付村。微时，为晋阳李氏赘婿，据说榆次县西北20里的鸣李村就是李氏故里[39]。刘知远初为石敬瑭亲将，敬瑭称帝后，以他镇守河东。辽攻晋时，他困守晋阳，并未出师邀击。契丹灭晋，刘知远遣使奉表，契丹主耶律德光赐诏褒美。但刘知远此时另有所图，利用中原无主，民心思定的机会，开运四年二月于太原即帝位。此时，大河南北抗击契丹的起义此起彼伏，迫使耶律德光北撤。刘知远因而尽有原后晋之辖境，并移居开封，以开封为首都，以洛阳为西京，北京、邺都因袭不改。[40]
刘知远在位仅一年左右，得病而亡。其次子承祐继皇帝位，是为汉隐帝。当时朝廷大权掌握在苏逢吉、史弘肇、杨邠、王章等大臣手中。隐帝即位之初，诸大臣颇为尽职，国家粗安。隐帝渐长，左右嬖幸用事，杨邠等屡加裁抑，因而隐帝对诸人渐生恶感，乃于乾祐三年（950年），杀史、杨、王三人，并灭其族。这时郭威任邺都留守，家属留在京师，也全部被害。威乃决心所叛，他留养子荣镇邺，自率大军南下。军至封邱（今河南封丘县），隐帝亲自督军迎战，结果战败，为乱兵所杀。郭威入京师，晋谒太后，请立徐州节度使刘赟（刘崇子，刘知远侄）为帝，刘赟未至京师前，暂由太后临朝。
这时恰值辽人入寇，太后命郭威率师出御。大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将士哗变，拥郭威为帝，然后回军南行。大军开至开封，太后下诏，废刘赟为湘阴公，以郭威为监国。次年（951年）初，郭威称帝，国号曰周，是为后周太祖，并改元广顺。刘赟不久遇害，于是汉亡[41]。
四、北汉兴亡
北汉主刘崇，是后汉皇帝刘知远的弟弟。刘知远镇太原，以刘崇为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南下，驱契丹，取大梁，以刘崇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刘知远死后，隐帝嗣位，政治权力实际掌握在史弘肇和郭威等权臣手中，刘崇和郭威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刘崇为自全计，听从部下郑珙的建议，以备契丹为名，多“选募勇士，招纳亡命，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朝廷诏令，多不禀承”[42]。
隐帝遇害，刘崇即谋举兵南下，郭威为暂时稳住刘崇，假意要立刘崇子刘赟为帝，还当场对刘崇派来的使者袒露颈上刺青，宣称：“自古岂有雕青天子？幸公无以我为念。”[43]刘崇为此对郭威深信不疑，喜形于色地说：“吾儿为帝，吾又何求！”结果，一旦时机成熟，郭威就自己当了皇帝，而将刘赟杀害。
广顺元年（951年），刘崇在晋阳闻听儿子被杀和郭威自立的消息，乃以河东十二州之地宣告独立，即皇帝位，更名为旻，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以别于岭南的“南汉”。北汉是“十国”中唯一在北方建立的割据政权。刘崇并依辽人为援，以叔父礼事之。
显德元年（954年），周太祖郭威卒，养子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周太祖郭威既死，北汉主刘崇想乘机南下，乃求助于辽，辽主派大将杨衮率万骑助之，刘崇自将三万人南下。这时后周新遭大丧，又有强敌压境，因而中外汹惧。周世宗毅然下诏亲征，率诸军自开封出发，兼程而进，大败北汉军于高平（今山西高平）以南的巴公原。杨衮不敢救，全军而退。北汉伤亡惨重，退守太原。
后周乘胜追击，兵临太原城下。起初后周并无攻取太原之意，但北汉百姓久苦于统治者的严酷剥削，把远道而来的后周军队当成了救星，纷纷表示愿意提供粮草，帮助周军攻打晋阳城池。除民心所向外，后周军力也很强，旗帜环城40里，乘胜之师，人心所向，军力强盛，于是周世宗一改初衷，大发各路兵夫，调运军需粮草，会聚太原城下，猛攻太原，志在必得。但周世宗最终没有攻下太原，这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太原城池坚固（太原城扩建于唐，三城相连，中城跨汾河，雄城虎踞，当南北要冲），刘崇又多年经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结果，周世宗是望城忧愤，撤军而归。
进攻太原失利后，周世宗听取了大臣王朴“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的建议，将统一大业的兵锋转向南方，一代英主，终其之世，没有再攻太原！[44]
周世宗既败北汉，颇有统一之志。这时周以外的国家，北有北汉，南有后蜀、南平、南唐、吴越、南汉，共计六国，闽、楚已先为南唐所灭[45]。此后，世宗先后遣军讨伐后蜀、亲征南唐、继而北向伐辽。正当伐辽之际，他身染重病而亡，年仅39岁。柴荣的死，不但使北伐大业为之停顿，他所遗留的庞大军力，也失去控驭，结果又由禁军头领赵匡胤掌握，使后周政权迅速被赵宋所替代。
后周围困晋阳后，北汉疲敝，民不安业，逃入周境者甚众。次年，刘崇在忧病中卒于晋阳，时年60岁，后葬于交城北山。其子刘钧继位，为睿宗。刘钧“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境内粗安”[46]，上表于契丹主称男，契丹主赐诏谓之“儿皇帝”。从此刘氏以晋阳为根据地，盘踞在以晋阳为中心的一隅之地，直至979年才被北宋吞灭。北汉自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刘崇称帝，至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凡传四主，二十八年而亡。
史学家宁可先生提出，在唐末五代时期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太原势力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南下取得胜利，夺取政权，和其根据地山西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山西的一个特点是占有军事上非常有利的地理形势。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的东部，境内山岭峪谷，纵横交错，北面有长城与阴山大漠相连，南面以黄河、中条山与河南为界，西面有黄河，东面则有重峦叠嶂、连绵不断的太行山。从华北平原看山西，有“危乎高哉”的感觉，使山西对河南、河北以及陕西的关中地区处于居高临下的地势。古代地理学家赞誉山西“表里山河，称为完固”“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47]。可见其地理形势所具有的重要军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