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朝廷为开拓疆土，强迫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使得民生困苦。针对这种劳民伤财的弊政，狄仁杰建议武则天“敕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不但巩固了边防，而且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后，突厥南下袭扰河北，他被任命为河北道元帅御敌。突厥撤退后，又派为河北道安抚大使。“时河朔人庶，多为突厥逼胁，贼退后惧诛，又多逃匿”[77]。狄仁杰上疏征得武则天同意，“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78]。当地百姓陆续返回家园，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在努力安抚百姓的同时，狄仁杰还大胆进言匡正君主的过失。武则天崇尚佛教，大造佛像寺院，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狄仁杰言辞恳切，据理力争，谏阻武则天观看佛骨于前，停造大佛像于后，再次为减轻百姓负担作出了贡献。
武则天晚年在立武三思为皇嗣还是还政于李氏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大臣吉顼、李昭德都主张匡复李唐，但“则天无复辟意”。狄仁杰奏对时说：“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李显），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79]母子亲情使武氏逐渐省悟，遂下旨召还庐陵王，复为储君。经过狄仁杰的精心安排，在其身后李显成功接替武则天即位，避免了大规模的政治动荡。故而，历代史学家都把他称为再造唐室的功臣。
此外，狄仁杰善于为国举贤，其所引拔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人，皆为干练之才。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拥唐中宗李显复位，成功地完成了匡复李唐的任务。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人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也为之一变。特别是姚崇后来成为唐玄宗时期的一代名相，为开创“开元盛世”发挥了重要作用。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道：“朝堂空矣”，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唐中宗即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故后世称之为：狄梁公）。狄仁杰去世后葬于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墓前立有一碑，上书“狄公仁杰之墓”。太原现存的与狄仁杰有关的历史遗迹有唐槐公园、狄梁公街、白云寺、状元桥等。
狄梁公街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附近，原名狄公祠街，因该街有奉祀名相——梁国公狄仁杰的祠堂，故名。据地方史料记载，当年的狄公祠并不在太原城中，也不在今天的狄梁公街。“旧祠在（城南）狄村”，即南距太原城十里之遥的狄仁杰故里。随着时代的推移，狄村的狄氏人家先后迁徙，不知所处，狄公祠亦因无人祭祀、维修，逐渐颓坏。一直到明代为续祀狄公，才将狄公祠由狄村的废址上迁入城中崇善寺附近，仍用旧名。
（三）李白与太原
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35岁的李白偕同友人谯郡（今安徽亳州）参军元演经过太行山的羊肠坂道，来到北都晋阳。元演是李白挚友，这次专程来探望任太原府尹的父亲，李白也想一睹北都晋阳风情，于是二人结伴同行[80]。
元演的父亲任太原府尹，他把李白待若上宾，每天以美酒佳肴加以招待，并请他到处观光，以至多年以后李白念念不忘当年情景，写下了《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的诗篇：
……
君家严君勇貔虎，
作尹并州遏戎虏。
行来北京岁月深，
感君贵义轻黄金。
琼杯绮食青玉案，
使我醉饱无归心。
时时出向城西曲，
晋祠流水如碧玉。
浮舟弄水箫鼓鸣，
微波龙鳞莎草绿。
兴来携妓恣经过，
其若杨花似雪何！
红妆欲醉宜斜日，
百尺清潭泻翠娥。
翠娥婵娟初月辉，
美人更唱舞罗衣。
清风吹歌入空去，
歌曲自绕行云飞。
诗中描述了他在太原度过的美好生活，特别是“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泻翠娥”两句，成为后世赞美晋祠风光的名句。
据史籍记载，李白在太原时，留下了一段与郭子仪相识相知的佳话。“（李）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安禄山反，（李白）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81]宋初乐史撰《李翰林别集序》，亦有同样记载。有学者对此事提出疑问，认为“盖出自诸家稗说”，[82]但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裴敬为李白所撰墓碑，也记李白，“尝有知鉴，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唐代人撰写的墓碑为第一手资料，说明此事绝非空穴来风。
李白在太原还写了一篇送人应举赴京的序文：《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内容从题目大体可以看出：三位朋友因应举将去长安，乃在太原南栅设宴为之饯行，临别时又写序相赠，以表达朋友间的友情和希望。文中有“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风俗远，盖陶唐氏之人欤？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巨镇，非贤莫居”等语，这对太原淳厚的民风以及它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都予以由衷的赞美，“非贤莫居”四字更表现出他对这座大唐陪都的高度评价。
李白在太原还写下了《太原早秋》的著名诗篇，
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
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
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
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83]。
李白还曾游览了雁门关、北岳恒山等地，并在恒山悬空寺石壁上刻下“壮观”二字，诗人对此仍不能表达对这座奇特建筑的赞美，又在“壮”字右上方多加了一点，表示出了李白与众不同的胸怀与风格。
（四）唐相乔琳
乔琳（？—784年），唐代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学，以进士入仕。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表其为朔方掌书记。乔琳性诞荡、粗率，不检礼节，被贬为巴州司户参军。后历任果、绵、遂、怀四州刺史。乔琳与蒲州人张涉友善。张在德宗为太子时，曾以国子博士侍太子读。德宗即位，经常问政与其。经张举荐，唐德宗拜乔琳为宰相。闻者无不骇愕。乔琳本粗材，任相时又年高耳聩。每与德宗议政，窘态百出，德宗对其十分不满，仅80余日便罢其相权，降为工部尚书，后迁为太子少师。张涉由此受到唐德宗冷落。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攻占长安。叛军拥太尉朱泚为帝。乔琳与群臣随德宗先逃奉天（今陕西乾县），又逃梁州（今陕西汉中）。行至半路，乔琳谎称年老有病，不堪山险，滞留于仙游寺内，削发为僧。不久被朱泚召入长安，担任了伪政权的吏部尚书。第二年，唐军收复长安，乔琳被唐德宗处死。
（五）王昌龄不是太原人
王昌龄为盛唐著名诗人。后世介绍太原历史的书籍，在谈到唐代太原籍诗人时，都把王昌龄列入其中。著名文史学家傅璇琮先生曾对王昌龄的籍贯做过考证，认为他不是太原人而是京兆人，
傅璇琮认为王昌龄的诗作中没有一处提及他的籍贯在太原，而说到其家居是京兆的地方有多处，如《别李浦之京》：“故园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灞上闲居》：“鸿都有归客，偃卧滋阳村”，《独游》：“时从灞陵下，垂钓往南涧”等。傅先生根据地方史研究成果和文物考古，认为王昌龄的家“滋阳村”在长安著名的白鹿原上。
或说太原是王昌龄的祖籍。傅先生认为也不是。王昌龄有一族弟叫王玙，唐肃宗时曾一度任宰相。《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王氏定著三房：一曰琅琊王氏、二曰太原王氏、三曰京兆王氏。宰相十三人，琅琊有方庆、玙、搏、璿。”另《博异志》也有“琅琊王昌龄”的提法。显然王昌龄的祖籍不是太原。
古籍说王昌龄是太原人，这可能和当时晋阳在全国的地位以及太原王氏的显赫有关。唐代晋阳是除长安、洛阳外的全国第三大城市，所谓“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又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女皇武则天桑梓。而王氏郡望繁多，《广韵》所有二十一望，其中以太原王氏最为著名。唐代曾把太原王氏列为“海内第一高门”。唐人沿袭六朝余风，注重门第郡望。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为抬高社会地位，唐代文人或自称或为人作传，往往攀结名门望族，这恐怕是古籍所记王昌龄是太原人的缘故。
五、佛教文化
据古代文献记载，早在东汉时期，晋阳附近已有佛教寺庙，逮至魏晋北朝，该地的佛教发展到极盛时期，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隋唐时期，随着晋阳城市地位的上升，太原佛教有了新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便实行崇佛政策，保护寺院利益，大量营造佛寺、佛像及舍利塔，举办佛事活动，使得佛教迅速振兴，广为流传。从民间所藏的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84]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盛况。隋炀帝为并州总管时亦大力提倡佛教。秦王杨俊、汉王杨谅镇守晋阳时则更加崇佛，特别是杨谅还曾邀请400余名僧人到晋阳城，甚为礼遇。
唐代，北都太原佛教盛极一时，寺庙众多，乃全国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85]。李渊建唐后，在太原建义兴寺和太原寺。武德年间，曾发生过僧人道澄接应刘武周的军队攻陷介州（今山西介休）以及僧人志觉与李仲文谋反的事情；唐高祖曾以“太原地接武乡，兵戎是习，乃敇选二千余僧充兵两府”。说明佛教在太原地区亦颇有势力。唐太宗为神化李唐统治，将道家鼻祖老子尊为其先人，故对道教甚是推崇，但也不排斥佛教。贞观九年（635年），长孙皇后病重，唐太宗曾到太原石壁寺（玄中寺，今属交城县）请道绰禅师为她祈福。唐高宗与武则天更加信奉佛教，而武氏崇佛还有借此压制道教，为其独揽大权服务的深意。显庆五年（660年），高宗与武后巡幸并州时，到童子寺、开化寺礼佛，施舍了大量的财物。龙朔二年（662年），武则天又赠送太原二寺大像袈裟。长安三年（703年），御史大夫魏元忠命玉工为武则天琢像，本打算送五台山礼拜，武则天不许，便送至太原崇福寺供养。唐朝中后期，太原佛教仍然兴盛。唐德宗时期（779年—805年），名僧法照在太原行五会，教授经文。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到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日本高僧圆仁来华游历，学习佛法，归国后写下了著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仁和尚在《行记》第三卷中记载了晋阳众多的佛寺，对其中著名的崇福寺、童子寺等寺院的华丽壮观进行了细致描写，还记述了盛况空前的佛事活动，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