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福寺钟铭》（《全唐文》作《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并序》[43]），是吴少微为御史大夫魏元忠、并州长史张仁亶所铸崇福寺铜钟撰写的铭文。全文连同题目900余字，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讲钟在佛事活动中的作用；第二部分讲魏元忠、张仁亶铸钟的原因、过程及钟声的洪亮；最后以一首七言古诗赞颂铜钟结束全文。文章继承了先秦、西汉散文的写作特色，结构紧凑，一气呵成。文字简淡清新，朴质幽雅，毫无雕琢。运用句式时，一反当时流行的四六文固定格式，用灵活多变的两字句、三字句、五字句，读起来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有一种节奏上的美感。语气上浑厚雄迈，气势不凡。尤其是对钟声的描绘，更为令人称道，显示了吴少微出众的才华和“富吴体”独到的风格。可以说，所谓“孤峰决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鼓兴斡河岳，贞词毒鬼神”，不仅是对富嘉谟文章的评价，也是对吴少微及整个“富吴体”文章特色的概括。
3.富嘉谟、吴少微对古文运动的贡献
富嘉谟、吴少微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首先在于其创作实践性。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并非始于唐代。早在魏、晋之际，潘岳、陆机就对骈文提出异议。齐梁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文学应该“宗经”“征圣”“明道”的主张。西魏宇文泰、苏绰，北齐颜之推，隋文帝杨坚，隋唐之际的王通等，都曾在文章复古方面作过努力，但终因无统一文体而未能与骈文相抗衡。
李唐以降，“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竟”“气调渐劣”[44]。武则天时，陈子昂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复古的主张。但陈子昂的文学复古主张有其局限性：一是体裁上仅限于诗歌；二是复古口号仅停留在理论方面，在创作实践上并未摆脱六朝文风的羁绊。而和陈子昂同时的富嘉谟、吴少微，一反六朝骈文“纤靡淫丽”的陈腐习气，独树一帜，创立了“雅厚雄迈”的新式散文文体，开创了“崇雅黜浮”的一代新风。其文章“人争慕之”，天下传颂，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富吴体”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创作实践上的最早新式散文文体，开唐代古文运动之端绪。如果说陈子昂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最早提倡者，那么，富嘉谟、吴少微则是唐代文学复古的最早实践者。富、吴用新式散文取代骈文的大胆尝试，走出了唐代古文运动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不能不说是对古文运动的突出贡献。
其次，“富吴体”首开“以经典为本”的先河，对其后的古文运动影响至深。富、吴文章，“属词皆以经典为本”“雅厚雄迈，人争慕之”[45]，初唐文体为之一变。其后，文学复古思潮高涨，盛唐时涌现出了诸如萧颖士、李华等一大批古文运动新秀。他们在富、吴“以经典为本”的复古思想影响下，研习先秦经典，以儒家思想为其创作依据，使古文运动发展更趋一步。萧颖士“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经术之外，略不婴心”[46]。与萧颖士同时的李华，所写的文章“大抵以五经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书”[47]。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集前代文学复古之大成，提出了“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思想精髓，最终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经习儒”之风源于富嘉谟、吴少微。这是他们对古文运动的又一突出贡献。
其三，富嘉谟、吴少微在散文文体形式上的创新和“以经典为本”的复古特色，标志着唐代古文运动的开始。一般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始于中唐韩愈、柳宗元。清代赵翼对此提出疑义，认为比韩、柳稍早的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48]。其后有说始于盛唐元结的[49]，有说始于萧颖士、李华的[50]，但这些提法均不确切。唐代古文运动应始于初唐富嘉谟、吴少微。从初唐富、吴到中唐韩、柳，古文运动发展一脉相承。韩愈受其叔父韩云卿、其伯兄韩会的影响，是对独孤及、梁肃文学复古的继承和发展，而梁肃为独孤及的学生，韩云卿、韩会、独孤及都是盛唐古文作家李华的学生。盛唐时的元结古体散文写得出色，是受其从兄元德秀的影响。元德秀与李华、萧颖士同为师友，受富嘉谟、吴少微及其“富吴体”影响很深，特别是萧颖士，对初唐陈子昂、富嘉谟甚为推崇[51]，其古文成就在盛唐最为突出。由此我们可以把唐代古文运动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即初唐开始阶段、盛唐发展阶段、中唐高潮阶段。正如宋代欧阳修所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52]“初唐四杰”、陈子昂都是初唐文坛的重要作家和杰出代表。他们文学复古的思想主张标志着唐代古文运动正式兴起。“富吴体”是初唐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对其后的古文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富吴体”在晋阳创立的原因
“富吴体”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新式散文文体，在当时的北都晋阳创立，绝非偶然。
首先，晋阳是当时全国最大城市之一。晋阳是李唐王朝的肇基之地，又是女皇武则天的梓里，更是唐朝防御突厥的北边巨防重镇，唐统治者对其十分重视。武德元年（618年），在此设总管府，七年（624年）改为大都督府。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在晋阳“设北都”，天宝元年（742年），“改太原为北京”。初、盛唐之时，晋阳是除长安、洛阳外全国第三大城市。当时，晋阳城由西城、中城、东城三座城池组成：西城在汾（水）西，是春秋末叶肇建、西晋北齐隋朝扩建之晋阳城，内有大明城（宫）、新城（晋阳宫）、仓城三座小城；东城在汾东，贞观十一年（637年）长史李筑；中城当东、西两城间，跨水联堞，汾水贯城南流，武则天时并州刺史崔神庆筑。晋阳三城不仅规模宏大，城周40里，更为群城丛峙，城中有城，内外远近，名胜棋布，山水兼趣，环境优美。这样富有特色的名都，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其二，唐代晋阳是人才荟萃之地。晋阳物华天宝，地灵人杰。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于此发难，起兵建唐，成就了有唐一代开国英豪。其后，晋阳战略地位日重，唐廷派驻于此的地方官吏多为朝中出将入相的辅弼重臣。在唐代以诗赋为主的科考选官制度下，这些封疆大吏多由科举入仕，有的还是文坛巨子，学界泰斗，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英才。他们在一起酬唱应和，激扬文字，为繁华的晋阳城营造了浓郁的文学氛围。富嘉谟、吴少微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而创作出这样独树一帜的“富吴体”散文文体。
其三，唐代晋阳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中心。从三国两晋到十六国北朝，以晋阳为中心的太原地区，是我国北方民族大迁徙、大角逐、大融合的中心。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达三百余年之久。在这北方民族高声吟唱《敕勒歌》的地方，沉淀下了深厚的雄浑刚健的草原文化特色。隋唐以降，南朝清绮艳丽的文风传至北方，南北文化再次交融，从而促进了晋阳文化的繁荣。正如初唐文学评论家所谓：“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53]“富吴体”就是在南北文化互为借鉴、取长补短、相交相融的环境之下出现的新式散文文体。
（四）玄宗北巡太原
唐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史书中说他“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始封楚王，后为临淄郡王”[54]。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李隆基出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景龙四年（710年），返回京师。当年六月，韦皇后毒死唐中宗，临朝掌政。李隆基联合姑母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韦后一党，拥自己的父亲李旦复位。李隆基因平乱有功，被立为太子。不久，睿宗传位于李隆基，自己做了太上皇，改年号为先天，后改为开元。自武则天后，唐朝宫廷内争不断。唐玄宗即位伊始，迅速诛杀了太平公主一派的反对势力，励精图治，革除弊政，重用贤臣，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开元盛世”的出现。
开元十一年（723年）正月，唐玄宗北巡河东，过太行山，首先驻跸于潞州，改其旧邸为飞龙宫，大宴父老，免潞州百姓五年租税。接着，北上到达并州，下诏改并州为太原府，复设北都（武则天死后太原的北都建置被取消）。为缅怀先祖创建大唐的功业，唐玄宗写下了一篇《起义堂颂》，令人摹刻为碑，立于府衙南街（乾阳门街），以资纪念。他还率群臣参观晋阳宫，作《过晋阳宫》五言诗一首，抒发了作者要继承祖业，奋发有为的思想感情。其后，玄宗离开太原，南下晋州（今山西临汾），又至汾阴（今山西万荣），祭祀后土，改汾阴为宝鼎县。三月，返回长安。开元二十年（732年）十月，唐玄宗再次北巡，路线与开元十一年大致相同，先“校猎上党（即潞州）”，再到北都太原，然后前往宝鼎县祭祀后土祠，十二月回京。玄宗此行在太原赦囚犯，免三年租税，到宝鼎祭后土毕，又大赦天下，百官各加一级，大宴三天，摆足了皇家威仪，充分展示了盛唐气象。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又改北都为北京。此后，北京太原府与中京长安、南京成都、西京凤翔、东京洛阳合称五京。这时，太原府所在的晋阳城规模宏大，经济发达，物产丰富，文化繁荣，人才辈出，与大唐国势一样也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五）安史之乱中的北京晋阳
1.安史之乱的爆发
唐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开元年间，呈现出吏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人称“开元盛世”。但是，在繁华景象的背后，一些威胁国家稳定的社会矛盾也开始显现出来。首先是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无法足额授田给农民，致使均田制遭到破坏。这种情况不但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导致以均田制为前提的府兵制到唐玄宗时期归于瓦解。此后，唐廷开始采用募兵之法解决兵源问题。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因玄宗喜立边功，边境地区多驻扎有重兵。边防重镇的军事长官们以加强防务为由大量招募士兵，并逐步将其变为自己的私人武装，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掌握边镇武装的官员叫节度使。以节度使为核心的武装集团在当时被称为“藩镇”或“方镇”。节度使的设置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其后逐渐得以推广。天宝初年，唐朝共有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河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朔方（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范阳（治幽州，今北京）、平卢（治营州，今辽宁朝阳）、陇右（治鄯州，今青海乐都）、剑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今广东广州）。以上十镇的兵力加上其他边地少量驻军，共有49万人，而当时全国总兵力约为57万人，显而易见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只有8万人。更加严重的是，各地节度使不仅掌握军队，而且还操控着当地的民政、财政大权，很快便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这表明，先前府兵制下“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已被“内轻外重”所代替，唐王朝丧失了拥重兵居关中以驭天下的军事优势[55]。
在逐渐对各藩镇丧失有效控制的同时，唐朝政府也日益腐败，危机四伏。唐玄宗在其统治后期一改早年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转而宠幸杨贵妃，怠于国事，纵情享乐，导致奢侈腐化成风。朝堂上，玄宗志得意满听不进正直敢谏之臣的意见，先后任用佞臣李林甫、杨国忠为宰相，掌握实权。相继为相的李、杨二人排斥异己，结党营私，阻塞言路，独揽大权，使得朝政十分黑暗。
就在大唐王朝国势日衰之际，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其同党史思明开始酝酿一场规模空前的叛乱。安禄山出身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曾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捉生将。因其善于投机，骗取了唐玄宗的信任，天宝元年（742年），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随后又兼任范阳、河东节度使。史思明也是杂胡出身，为安禄山的亲信部将，官至平卢兵马使。素有野心的安禄山曾多次到长安探看虚实，对唐廷的腐败了如指掌，遂产生了灭唐的异心。经过十多年的积极准备，安禄山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在范阳拥兵15万发动叛乱，进军中原，史称“安史之乱”。规模空前的兵祸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彻底打破了唐王朝强盛安定的局面。北京晋阳也在这场历时7年的浩劫中饱受战火的洗礼，在唐军阻击安史叛军的进攻，乃至最终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