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匈奴内徙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草原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割据政权此起彼伏。北方最重要地区之一的并州，成为各方势力觊觎和争夺的军事要地。太原作为并州治所，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有霍山，北有恒山，四山环抱，控扼南北交通咽喉，素有“四塞之地”“北门锁钥”之称。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北逼强胡的前沿阵地，也是草原游牧民族南下攻掠的桥头堡，战略地位异常突出，从而成为这一时期各民族角逐、争斗，同时也是融合的中心。
东汉时期，北方草原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连年干旱，赤地千里，匈奴境内人畜饥疫，死亡大半。匈奴上层贵族争权夺利，内乱不已。公元48年，匈奴八部族人共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为单于，与蒲奴单于分庭抗礼，匈奴分裂为两部。其后日逐王比率部众南下，归附东汉王朝，被光武帝安置在河套地区，从此建立起了南匈奴国，而留居漠北的匈奴则称为北匈奴。
依附汉朝的南匈奴，借着中原王朝的力量多次打败北匈奴，接纳大量降众，势力大增。东汉末年，经过多年的分裂战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中原地区，掌控东汉政权。为了安抚和削弱南匈奴，曹操将其部众分成左、右、南、北、中五部，分别安置在以太原为中心的并州地区，具体分布为：南部居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居新兴（今山西忻州），西部居兹氏（今山西汾阳），东部居祁（今山西祁县），中部居大陵（今山西文水）。其中，五部中的贵族则集中居住于晋阳汾涧之滨，[1]当时居住在太原地区的匈奴族有部众3万余落，20多万人[2]。
此时，除却内徙的南匈奴外，在北方游牧的鲜卑、乌桓、羯、氐、羌、丁零等各民族也纷纷涌入中原。其中，以太原为中心的并州地区是当时各民族杂居的中心地带，复杂的民族关系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为此，曹操派梁习担任并州刺史，处理匈奴等民族事务。
梁习，字子虞，陈郡柘县（今河南柘城）人。东汉末年，曹操任大司空之时，辟召他做了漳县（今河北故城）官长。之后又做过乘氏（今山东巨野）等诸县县令，所治之地，气象清明，百姓拥戴。建安十一年（206年），梁习以别部司马之职兼领并州刺史。东汉末年，袁绍占有并州，其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勾结匈奴与曹操抗衡，后被曹操两次出兵攻占。当时并州局势较为复杂，“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梁习对此相机行事，“诱计分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3]。梁习实际上就是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手段：对地方豪强以礼相召，接纳他们进入官府充任幕僚；遣派勇猛悍劲的男子从军入伍，然后迁徙他们的家属去了邺地（今河南安阳）；对那些抗命违令的凶横之徒，则兴兵讨伐，斩首儆戒，从而使得数万不驯之众闻风归顺，各游牧民族逐渐归于有序的编户统治之中。
当时并州汉胡杂居，除了匈奴，鲜卑、乌桓诸族势力也很强大。一次，鲜卑首领育延率五千余骑突然造访梁习，请求与汉人互市。梁习寻思，如若拒绝育延，必然引起鲜卑人的怀恨，可要答应他们，又恐殃及百姓。权衡片刻，梁习答复育延：汉胡可以互市，但地点是一处无人居住的空城。开市首日，梁习为防不测，率领军队入市巡察。就在交易快要结束之际，官府市吏抓捕了两名扰乱市场的鲜卑人。育延率数部众即刻驰马赶到，张弓搭箭将梁习团团围住。“吏民惶怖不知所施”。梁习神情自若，将市吏召到跟前，问明事情的前因后果，证实确是鲜卑人在寻衅闹事，便让翻译叫来育延厉声斥责，当即命人处斩鲜卑人。“余胡破胆不敢动，是后无寇虏”。[4]从此，鲜卑人不仅不再抢夺劫掠，而且还能经常为官府效力。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攻下汉中（今陕西汉中），各路兵马返回长安（今陕西西安），只留下骑督太原乌丸王鲁昔屯守池阳（今陕西泾阳）。其时，鲁昔的妻子远在晋阳（今山西太原），鲁昔思妻心切，又不愿在前线为曹操卖命，竟率领五百名部下反叛还并。进入并州之后，他把手下安置在山谷间，自己单人独骑潜入晋阳，盗取其妻。两人出城以后，官府方才察觉，可官兵忌惮鲁昔射技高超不敢追赶。梁习闻讯，迅速召集善于骑射的鲜卑兵勇追击。鲁昔夫妻，两人一骑，马负重行迟，鲜卑骑兵很快追赶上来。鲁昔来不及回头张望，被乱箭射落马下。曹操初闻鲁昔叛乱，大为惊诧，随即传来梁习平定叛乱、射杀鲁昔的消息，不禁转忧为喜，加封梁习为关内侯。梁习治并二十余年，“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5]。大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
二、刘琨守城
304年，匈奴首领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方山）建都，自称汉王。他分别占据高平、屯留、平遥、介休等地，攻城略地，矛头直指战略要地晋阳。并州刺史司马腾多次率兵讨伐，均告失败。306年，并州发生严重饥荒，民不聊生，四处流徙。307年，朝廷以刘琨为并州刺史，领匈奴中郎将。刘琨于危难之际赴任，在晋阳组织西晋遗民进行了多年的顽强抵抗，开展了著名的晋阳保卫战。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系出西晋世族大家“中山刘氏”，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祖父刘迈，曾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亲刘蕃，官至光禄大夫。刘琨生于泰始六年（270年），其人相貌出众，雄豪儒雅，少年时即有“俊朗”之美誉，与兄刘舆并称“洛中奕奕”。他自小混迹于魏晋士族社会，“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素奢豪，嗜声色”[6]，过着安闲清优的安逸生活，与欧阳建、陆云、陆机等人交好，是富豪石崇“金谷园”的座上客，被列为西晋显贵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
刘琨年轻时即立志报效国家，与名士祖逖结为良友，相互砥砺，“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不仅留下了“闻鸡起舞”的佳话，且曾盟誓，“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7]
受到“八王之乱”和刘渊起义的双重打击，西晋政权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社会动荡，国祚不稳，衣冠士族纷纷南渡，苟且偷生。刘琨却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际，于306年经兄长刘舆举荐，被委任为并州刺史，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
当时，并州饥荒肆虐，镇守晋阳的车骑将军东燕王司马腾迫于“并州饥馑，数为胡寇所掠，郡县莫能自保”[8]的局面，在刘琨尚未到任时就率众万人穿越太行井陉东下，于冀州就食，号曰“乞活”，而留给刘琨一座残败不堪、无兵无粮的晋阳空城。
刘渊得知刘琨到晋阳赴任的消息后，便派兵断塞道路，沿途阻击。刘琨则抱定“不至晋阳，决不生还”的决心，身先士卒，率领沿途招募的一千多人，历经数战，千辛万苦，最终到达晋阳城。但是，当时的太原一带，战火之后，官府建筑全都被烧焚一空，尸骨遍地，所剩人口不满两万，人民饥荒，寇贼横行，道路断塞，一片荒凉。
面对如此惨状，刘琨即刻率领兵勇城民，“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几乎重新构建了晋阳城。其间，胡寇和坞堡强盗相继来袭，刘琨率从属兵众“恒以城门为战场”，数历惊险，驱除贼寇，晋阳终于重新恢复了一线生机。此外，刘琨把自己年迈的父母双亲与妻儿侄男接到晋阳，以誓与晋阳共存亡之决心，于是“民心安集”，“百姓负楯以耕，属鞬而耨。……流人稍复，鸡犬之音复相接矣。”[9]
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抗击匈奴，稳定人心，刘琨立即修补城垣，加固晋阳城，重新建起“高四丈，围二十七里”的敌后孤城，这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均有记载，并标明“罗城，晋并州刺史刘琨所筑”。20世纪60年代，谢元璐、张颔两位先生对晋阳古城进行了勘察，认为现位于罗城村东南方向的罗城，由城墙的包含物等推测，其使用年代应该是在东汉到魏晋期间，而整个周长27里的晋阳城为东周所建，说明刘琨修建晋阳城只是对春秋战国之际董安于肇建之晋阳城的补建而已。[10]
此时，晋阳南临强敌匈奴刘渊，北有拓跋鲜卑，东有野心勃勃的幽州刺史王浚，刘琨独守孤城，孤军奋战。308年，刘渊称帝，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尧都区），矛头直指晋阳。309年，刘渊之子楚王刘聪袭击晋阳，未克。311年，刘聪派降将羯族石勒为并州刺史。刘琨和石勒各为其主，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和争夺。壶关一战，刘琨派去的晋将接连被杀，上党太守投降石勒。原先依附西晋的匈奴右贤王刘虎和白部鲜卑也倒戈向刘渊称臣。当时幽、并、司、冀等六州遭遇大蝗灾，晋阳城在深受战乱的同时也饱受天灾之苦，雪上加霜。刘琨随即遣派使者，恳请鲜卑拓跋部酋长猗卢出兵，与自己联手抗击匈奴刘渊。拓跋猗卢此时也正在窥视中原的局势，便与刘琨结成了军事同盟，派其侄拓跋郁律率领两万鲜卑骑兵助战，联手大败刘渊军队。刘琨在晋阳保卫战中初见成效，军力有所壮大。
随后，刘琨上书西晋朝廷，奏请拓跋猗卢为大单于，朝廷封其为代公，赐以代郡。然而当时代郡为割据一方、野心膨胀的晋朝宁朔将军王浚所统辖，王浚自然不愿轻易交出其属地，于是派兵偷袭拓跋猗卢，反被猗卢军队击败。从此，刘琨与王浚的矛盾也开始激化。
此时，正在崛起中的鲜卑拓跋猗卢想乘机进入汉地发展势力，便率部落万余家从云中入雁山，向刘琨索求陉北之地。“（刘）琨不能制，且欲倚之为援，乃徙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民于陉南，以其地与猗卢。”[11]
312年初，匈奴汉国刘聪命镇北将军靳冲、平北将军卜珝进攻并州，正月十九日包围晋阳。三月，拓跋猗卢发兵救晋阳，击败匈奴汉国军队，并为晋朝守卫新兴（山西忻州）。七月，刘琨传檄各州郡，计划十月会军平阳进攻汉国。然而，刘琨听信骄恣跋扈的宠臣晋阳令徐润之言，杀掉护军将军令狐盛，致使令狐盛之子令狐泥逃奔匈奴汉国刘聪处，具言晋阳防守之虚实。刘聪派河内王刘粲、中山王刘曜以令狐泥为向导，率精骑进攻晋阳。刘琨闻讯后，一面遣使向拓跋猗卢求救，一面东出常山、中山等处，聚合士卒，以求救兵，留部将郝诜、张乔等坚守待援。然而，援兵未至，而匈奴汉军已兵临城下，刘粲与令狐泥乘虚突袭晋阳，杀死刘琨的父母及其全家。郝诜、张乔战死，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投降刘粲，献出晋阳。匈奴汉国刘丰被封为并州刺史，开始接管晋阳。
面临败亡的危急关头，十月，代公拓跋猗卢以其子拓跋六修等为先锋，集结数十万之众进攻晋阳，刘琨收残兵散将数千参战，与匈奴中山王刘曜战于汾水之东，大败汉军。刘曜率部逃入晋阳城后，与刘粲等人连夜“掠晋阳之民，逾蒙山而归”，将晋阳城洗劫一空，仓皇撤退。拓跋猗卢一路追击，又重创匈奴汉军，致使伏尸百里，血染成河，并生擒刘丰，再次夺回晋阳。但是刘琨经营了几年的晋阳在战火中毁于一旦，成为废墟，刘琨只能“徙居阳曲（今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镇），招集亡散”[12]，从此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
也在312年，晋怀帝司马炽被匈奴汉国俘虏，次年被杀，其子司马邺继位，是为晋孝愍帝，西晋王朝已是风雨飘摇。但刘琨忠于西晋之节并不曾改变，仍多次与拓跋猗卢共谋合击匈奴汉国。313年，刘琨进据蒙山蓝谷（今太原市晋源区西），拓跋猗卢派其侄普根屯兵北屈（今山西省吉县北），曾对平阳刘聪形成夹击之势，后因刘聪有备而退兵。316年，代国拓跋普根立，国中大乱，相互残杀。代国左将军卫雄等率汉人及乌桓人3万家归附于刘琨，刘琨军势大振。十一月，石勒围攻晋并州乐平郡沾城（今山西省昔阳县），乐平太守韩据求救于刘琨。刘琨求胜心切，不听卫雄谏止，派箕澹率步骑2万为前锋，自率大军屯兵广牧（今山西省寿阳县北），以图一战成功。岂料石勒居险守要，设两路伏兵，将澹军重重包围。箕澹拼命厮杀，逃奔代郡。此时留守晋阳的并州长史李弘已献城投降。刘琨进退失据，无力再战，山穷水尽之时，率众投奔驻守蓟（今北京市）的晋朝幽州刺史鲜卑人段匹。但今非昔比，刘琨虽与段匹相约共扶晋室，尽忠朝廷，但终是寄人篱下。318年，段匹听信谗言，猜疑刘琨作乱，即以“图谋不轨之罪”将其杀害。
刘琨坚守晋阳，以弹丸之地，孤军力拒汉赵千军万马，与刘渊、刘聪、石勒等一时豪杰先后对垒10余年，为太原魏晋时期的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