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发现，他们打倒了国王，却迎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对手，因为，这个对手重新制定了一系列游戏规则，而在这个游戏里面，只有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虚弱的议会已经没有力量对抗这个强大的对手了，饱经战乱的人民对这场无休止的政治游戏早已丧失了兴趣。议会曾经是国王难以对付的敌人，但是在手握重兵、大权独揽的克伦威尔面前却无计可施，只好遵命解散。
1653年12月16日，一场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就职仪式在伦敦市政厅举行，市政厅里挤满了社会各界的头面人物。克伦威尔坐在正中间的椅子上，显得踌躇满志，神态庄严。
伦敦市长宣布：“奥列弗·克伦威尔将军就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护国主。”然后，礼宾官呈上国玺，伦敦市长献上了国剑，克伦威尔起身一一接受。接着，一位将军宣读了新的英国宪法《政府约法》，宣布护国主为终身制，国家的一切施政方针，都要通过护国主才能生效。
克伦威尔终于成为了最高的统治者，这位无冕之王用他手中的威仪砝码——军队，曾经先后成立和解散了三个不同的议会，采用了两部不同的宪法，但都没有发挥作用。
克伦威尔一直拒绝加冕称王，因为他的军队反对他称王，而议会则希望他成为新的国王，好从英国千百年来的传统中找到办法去约束这位新国王。克伦威尔还想以此举来表明他并不想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只不过是想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克伦威尔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他创建不出一种切实可行的政体。
作为“护国公”的克伦威尔独揽行政、立法、军事及外交等大权。这5年是他人生最后最风光的日子，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国务委员会的41名委员全部是他的亲信，为保持稳定，克伦威尔干脆把全国划分为11个军管区，各由一位少将担任行政长官。在消灭了国王的英吉利共和国里，憎恨国王专制暴政的英国人民突然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清教徒掌权的国家里。
平心而论，在克伦威尔统治的5年里，英格兰建成了大体完好的政体和井然有序的行政机构。他改善了严厉的法律，扶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克伦威尔还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允许犹太人在英格兰定居，并实行他们自己的宗教。他的外交政策也是成功的。但是，克伦威尔最没有争议的功绩还是在海洋方面。
随着克伦威尔以铁腕平息了国内的种种乱象，他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大海，他颁布了《航海条例》，挑起了与荷兰的海上战争，这就是第一次英荷战争。这次战争使英国重返大洋，英国从此迈上了成为海上霸主的道路。
这场为时两年的海战虽以平局结束，但后果却对英国有利，以海上抢劫发家的英国海军在这场海战中虏获了1700多条荷兰商船，使英国的远洋船队得以扩充。战争结束之后，英国的船队可以畅通无阻地驶往整个世界。全球航运贸易从此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荷兰人作为“海上马车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从克伦威尔时代开始，英国海军成了一支组织得力、强有力的海上力量，从而为英国海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651～1660年间，英国海军增加了200艘军舰，海上巡逻范围甚至扩大到地中海和波罗的海。
1658年，独裁者克伦威尔因患疟疾在伦敦去世。克伦威尔刚一咽气，他创立的英吉利共和国就出现了乱象。克伦威尔于临死前指定他的儿子理查德为“护国公”二世，但是他的儿子实在不是一个治国之才，桀骜不驯的军中将领没人买他的账，不久就被迫退位，国家政权落到了你争我夺的高级军官手中。于是，失去了强人统治的英吉利共和国很快陷入混乱之中。军队和议会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想起了流亡在法国的查理一世的儿子，而这位查理也抓住全国久乱思治的大好时机，他发布了《布列达宣言》，宣布除了“弑君犯”之外，其他乱党一概不予追究，声明：“赦免参加过革命的人；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承认革命时期变动的土地产品”。他还允诺恢复议会的传统权力，给英国带来秩序和稳定。
于是，议会通过议案，宣布查理·斯图亚特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最强有力的和不容置疑的国王”。在举国一致的拥护下，查理于1660年重登大宝座，这就是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可怜的理查德只得流亡法国，存在了11年的英吉利共和国就这样走进了历史。
（第三节） 光荣革命
1685年詹姆士二世不顾国内的普遍反对，违背以前政府制定的关于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宣誓条例”，委任天主教徒到军队里任职。此后进而任命更多的天主教徒到政府部门、教会、大学去担任重要职务。1687年4月和1688年4月先后发布两个“宽容宣言”，给予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所有非国教徒以信教自由，并命令英国国教会的主教在各主教区的教坛上宣读，此举引起英国国教会主教们的普遍反对。与此同时，詹姆士二世还迫害清教徒。他还向英国工商业的主要竞争者——法国靠拢，从而危害工商业者和新贵族的利益。
1688年6月20日，詹姆士喜得贵子。其信仰英国国教的女儿玛丽没有希望继承王位。为防止天主教徒承袭王位，新贵族决定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
这次，英国人吸取了上次改朝换代的教训，他们没有呼唤克伦威尔，决心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1688年，英国人选择了一种与传统契约方式一脉相承的改革途径。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改革途径孕育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新规范，那就是政治斗争中的非暴力原则，虽然这次改革没有完全避免暴力。
1688年6月30日，英国议会的7位要人悄悄聚会，他们秘密起草了一封邀请信送往荷兰。信件的内容是邀请詹姆士二世的亲戚荷兰执政、奥兰治的亲王威廉和他的妻子一起前来英国担任国王，保护“宗教自由和财产”。签名者在信中说：“在王国的人民中，20个人就有19个渴望改变”。议会的选择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威廉的妻子是詹姆士二世的长女，同时二人都是新教徒；这样既不违背王位的正统原则，又能符合新教原则。这样一来，可以不通过革命的方式、不需要民众的参与，由统治阶级自己完成一次“对自由的扞卫”。此举如果成功，王权的扩张就会被阻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议会采取的这种方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冒险计划。议会无法确定英国的军队是否会在危机到来时忠于国王，也无法确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否会在途中拦截威廉的舰队。而一旦计划失败，所有人将性命不保。
1688年10月，荷兰全国各大城市所有的港口，码头和主要街道，只要是能引人注目的地方，都贴满了揭露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反动统治，以及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宣言等五颜六色的宣传品。这场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正在这里全面展开。
接到信的威廉喜不自胜，这时的他正在与法国为敌，急需得到英国的支持，英国若是落入他的手中，则抗法的力量将数倍增长。但是荷兰和英国刚刚打过两次仗，为了不让英国人感到他是在发动侵略，他决定要避开英军的正面抵抗，在大批英国人站到他的旗帜下之前，不与英军冲突。于是，他决定在英格兰西部地区登陆。这样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英国海军可以切断他的后路，让他全军覆没。但天气帮了他的大忙，他的舰队一路顺风，英国舰队则被逆风封锁在泰晤士河无法出海。等到风停之后英舰驶入海峡时，一阵狂风又把英军赶回了港口。这阵风叫做“新教之风”，人们普遍认为它帮助威廉取得了胜利。
1688年11月1日，威廉率领1.5万人在托尔湾登陆。消息传到伦敦，詹姆斯二世出逃德意志，途中被截获送回伦敦。后经威廉同意，詹姆斯二世流亡法国。1688年12月，威廉兵不血刃进入伦敦。1689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议会全体会议上，宣布詹姆士二世逊位，由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国王由选举产生，这意味着是臣民将管理国家的权力交给了国王，君权从“神授”变成了“民授”。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王权的性质，这是英国从专制走向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转变。
奥兰治亲王威廉讨伐自己的岳父，不过这次国王没有被砍头，所以就被称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
革命的结果与克伦威尔1640年的期望恰好相同——在英国实行一种君主立宪制，国王服从议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一个今天看来极其珍贵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在这次革命中诞生了。
历史就是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曲折前进的，无数的恶行和循环往复，最终成就了一个美德，其结果将要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
但是，1689年2月13日，议会为威廉夫妇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英国人的礼数是无可挑剔的，隆重而传统的加冕仪式体现了臣民们对他们的新国王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的爱戴。不过，这个仪式与以往并不完全一样，议会代表哈利法克斯先向两位君王献上了王冠，随后又将议会精心炮制的一份重要文件《权利宣言》呈递了上去。宣言谴责詹姆士二世破坏法律的行为；指出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国王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等。威廉接受了宣言中提出的要求。宣言于当年10月经议会正式批准定为法律，即《权利法案》。根据事先商量好的条件，新王夫妇当众宣读了这份《权利宣言》。
这份宣言继承了《自由大宪章》的精神，体现了英国社会悠久的自由主义传统。它将各种“权利”以人民和国王之间的“契约”形式固定下来，成为英国宪政制度的奠基性文件。每一个英国人都从这一举动中看出：威廉夫妇是在得到了选举人的同意并且接受了选举人的条件后，才得以登上王位的。
（第四节） 七年战争
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就已经具备了向外扩张的条件。当时新的政治制度已经确立，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冲突也已经结束。重商主义已经为朝野上下所接受，对外贸易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民生国计。辉格党长期执政，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保障。威廉三世继承王位以后，英国就被拖进了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是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即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战场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这次战争对于18世纪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年战争前夕，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正酝酿着新的大变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其中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英法矛盾。英国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70年代，先后打败西班牙和荷兰，它同剩下的唯一强大对手法国的矛盾迅速上升，两强决战势所难免。其次是普奥矛盾。自从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一系列独立的诸侯国后，普鲁士和奥地利最为强大，它们都想成为德意志诸侯国中的霸主，同时由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领地西里西亚在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被普鲁士占领，两国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再次是俄普矛盾。沙皇俄国在18世纪初叶打败瑞典而成为欧洲强国之后，继续推行西进和南下扩张政策，并把目标首先指向东普鲁士。普鲁士的日益强大和对外扩张，构成了俄国西进的阻力，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在上述背景下，各国都积极争取盟国，孤立对手，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展开尖锐而复杂的外交斗争。1756年1月16日，英普首先缔结《白厅条约》，规定双方负责在德意志境内维持和平，并以武力“对付侵犯德意志领土完整的任何国家”，矛头直指奥、俄、法三国。鉴于此，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政府决心放弃原先签订的《俄英条约》，于1756年3月25日转向同奥地利结成攻守同盟。稍后，法王路易十五政府于5月1日毅然与宿敌奥地利签订相互保证的第一次《凡尔赛条约》，双方保证各自提供军队，援助另一方反击任何敌人。
随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双方都进一步争取同盟者。结果，汉诺威（英国王室在欧洲大陆上的世袭领地）、黑森—卡塞尔、不伦瑞克等德意志诸侯国以及葡萄牙先后参加英普同盟；瑞典、萨克森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德意志诸侯国以及西班牙则先后参加法奥俄同盟。
在欧洲各派力量的分化组合行将完成之际，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判断战争已不可避免，从普鲁士所处战略地位考虑，与其等待敌人进攻，不如趁敌人尚未完全准备就绪之机，先发制人，于1756年8月底亲率9.5万人的军队对萨克森发动突然袭击，七年战争由此爆发。
在普军预有准备的军事行动面前，萨克森军很快陷入包围，被迫投降，首府德累斯顿随即被普军占领。在普军对萨克森军形成包围时，奥地利派出一支军队火速增援，双方在埃格尔河和易北河汇合处的洛沃西采遭遇。交战结果，奥军未能突破普军防御，因此无法挽回萨克森的败局，1756年的战局以普军的胜利告终。
1757年初，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挟萨克森战胜之余威，进军波希米亚。5月6日，普军向布拉格发起进攻，奥军被迫退守城内。为解布拉格之围，奥军一部向布拉格开进，普军亦派一部迎击。两军在科林附近遭遇激战，普军失利，随后解除了布拉格之围，退回萨克森。此间，法军分两路在西线展开了军事行动。弗里德里希二世从布拉格撤军后，审时度势，选择其一路打击之。两军于11月间举行罗斯巴赫会战，法军大败。当年，俄军亦于5月间开始向战场调动军队。夏季，乘奥、法军对普军兵力的牵制，进军东普鲁士，期间两军展开大耶格尔斯多夫之战。普军先占优势，但俄军后又反败为胜。战斗中，俄军着名统帅，当时的旅长鲁缅采夫崭露头角。俄军取胜后，没有发展胜利。普军在罗斯巴赫会战后，主力又由西东进，截击进入西里西亚的奥军，并于12月间举行全年度的最后一次大会战洛依滕会战，取得全胜。
1758年，反普同盟诸国总兵力进一步增加，但由于战略指导上缺乏全局观念，作战行动不协调的情况严重存在。普军趁敌方观望之机，由洛依滕长驱直下奥地利领地摩拉维亚，并包围奥军主力一部驻守的奥尔米茨。此时解冻期已过，俄军又重新西进。普军遂放弃奥尔米茨，北上迎战俄军。普俄两军于8月25日在屈斯特林城附近的措恩多夫村展开血战，打成平手。普军在休整期间，于10月间遭到奥军突然袭击，伤亡惨重，与战争初期相比，实力已明显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