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在明代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明朝存在的数百年间历任帝王都对宁夏给予高度重视，因而宁夏的移民屯田在历史上不仅规模巨大，而且类型之多也为历史少有。大体而言，不仅有军屯和民屯，商屯也颇为兴盛，形成了军屯为主，民屯、商屯为辅的屯田格局。
明代宁夏军事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军事性质的移民屯田也开始较早，是在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相继开始的。明王朝为防鞑靼南下袭扰，在北部边区设立9镇，即“九边”，设置了统领军务的“三边总督”，管辖数10个卫所，将士及家属估计有44万人。宁夏地处九边之中，在宁夏境内的有二镇，而且西北三边四镇的中枢“三边总督”设在固原，是军事战略要地，也是北方最重要的屯田区。明代“屯田遍天下，九边为多”。宁夏的开发是军事移民的结果，宁夏境内有大量军事性质的移民，在不少地方都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以军屯的形式迁入的，并且是以苏皖人为主。军事性质的移民之外，还有非军事移民。洪武三年（1370年），河州卫指挥使宁正同时负责宁夏的防卫事宜，率军民“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数万顷，兵食饶足”。洪武六年（1373年），帝诏令“屯田宁夏”，派邓愈、汤和等重要将领在陕西等地，招集无地流民赴宁夏屯田。其后又下令将宁夏田土“先尽军人，次于小旗、总旗、百户、千户，指挥屯田自给”。
朱元璋依照前代屯田的办法，实行军屯政策，一边戍守一边屯田。卫所制，是明代常备军建军制度，也是明代宁夏军屯和移民屯田的管理机构。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10人为小旗。卫所的士兵称“军”，法律规定，军人都是世袭的，世代为军，如无子孙继承，由政府派官员到其原籍由其亲属壮丁顶补。兵营实际成为武装的集体家庭。军士及其家庭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有专门的军籍，由五军都督府直接管理，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的管束，和一般民户不同。从卫所指挥使到百户等卫所军官，也是“世袭”的，称“世官”。这些变相的移民，终身为军，一代代服务于宁夏垦区。其军屯完全按照卫所编制单位进行，实际上是把农业生产移植到军队中，是军户世袭卫所制存在的经济基础。宁夏设五卫七所。“五卫”，即宁夏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前卫、宁夏右屯卫、宁夏中屯卫。“七所”（即所属各地）：灵州千户所、韦州、鸣沙州、中卫（即现在的中卫市），后卫（现在盐池一带），东路兴武营、西路广武营。五卫七所共辖86屯堡（除兼领外，实则81屯堡），额定兵员5万余人（实则39193人）。按明代兵制，边军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的比例，宁夏屯田军总人数28000余人，按照每屯军士付一“余丁”（军人子弟），加其家小和农民，屯田总人数约6万多人。实行屯卫兼顾，冬操夏种，“十月赴操，以习战车；二月归农，从事屯田”。将五卫及各堡中年富力强的军士抽编为伍，以50亩为一分，由一个军士负责耕种，屯田则无固定亩数，“以（余丁）二人之耕，供一军之用”。当时屯田面积14760顷，加上表田、样田和公田共15237顷。按6万人耕作，人均负担25亩左右。“五卫”，实则以宁夏卫为中心，而左右前中屯卫从四周卫护中心（主要是军事需要）。五卫占地面积广，北起石嘴山，南至青铜峡，东临黄河，西沿贺兰山，共设屯堡57处，屯田11917顷，占总面积的80.3%。而七所共领屯堡24处，屯田3320顷，占总屯面积的20%左右。“亦兵亦农”是明代军屯的主要特征。从事军屯的都是签发来戍边的士兵，他们同操练作战的军士一样，编入军籍，终身服役，为自己及其在役军士负担全部粮食。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诏令陕西诸卫军士留三分之一守御城池，余皆屯田给食，以省转输”。经过洪武年间二三十年的开发，到永乐三年（1405年），成祖朱棣以宁夏军屯“积谷尤多”，“赐敕褒美总兵何福”。永乐初年，仅宁夏四卫马步骑兵20413人中，参与屯田的就达14184人。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宁夏连年丰收，各卫所仓储充裕，“有余卫者足支十年，无者直可支百年”，形成了“一方之赋，尽出于屯”的富饶景象，时右副都御史陈镒巡视宁夏，见粮食充裕，年年相因，“陈腐委充可惜，建议每岁春夏时给官军月饷，不复折钞”。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右副都御史张莹、余子俊等先后率军疏导河流渠道，新开荒地千顷之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兵部右待郎贾应春总督三边军务，新筑长城后，将处于花马池新旧边墙中的闲地2万余顷给屯军、边人赖之。嘉靖末年（1566年），都御史张镐奏称：“宁夏新开荒地近千顷。”说明自成化年间以后，宁夏开了不少荒地，除川区外，山区也大力开垦，发展旱地农业，加上山区共有土地36000多顷，比元代时的“溉田万余顷”又增加了两倍多，又陆续从内地移入无地农民耕种。经过明代200多年的移民屯垦开发，宁夏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明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除设九边进行防御外还实行招抚措施。这种措施促使边关交界地区大量蒙古军及其他少数民族入附归降明王朝。如洪武十一年（1378年），宁夏及周围地区收降前元朝官员25人，甘肃降附1960口。永乐四年（1406年），鞑靼束儿灰、阿儿刺台等率部众归降明朝，被安置在宁夏、甘肃庄浪、武威等地，并赐给汉姓，分别“授以官职”。永乐七年（1409年），鞑靼承相等人等3万余人到宁夏降明。另外，明初前元平凉万户把丹率众降于明，朱元璋授把丹为平凉卫千户，其部众散布于今宁夏固原及甘肃平凉地区，封号为“土达”。永乐以后屯垦渐遭破坏，屯政渐废，终至名存实亡。
另外，宁夏的民屯也非常广泛。明代民屯分为移民屯田、募民屯田、徙罪屯田三类。由于宁夏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三种类型的民屯基本都有。民屯的基本组织是屯，每屯100户，设屯田百户所管理。
民屯与军屯在管理隶属上不一样。民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徒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属军队系统。民屯，“凡荒闲可耕之地，招募军民商贾有捐资者，给为永业”。可见，民屯是由政府通过招募、迁徙等方式，将一部分民户从狭乡移往宽乡或边远荒闲地区屯垦的一种耕种形式。明初民屯，大多在边疆地区，但也迁徙边地民户于内地，如洪武五年（1372年）“徙宁夏民于西安府”，当然，这是有其他政治原因的，未必是屯田意义上的移民。从史料记载看，宁夏移民屯田始于洪武六年（1373年），“宁夏境内……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但从前一年“徙宁夏民于西安府”看，似乎又是一对矛盾，直到洪武九年设立宁夏卫这一时段内，宁夏可能不会有民屯。
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是宁夏卫设立的年代，也是宁夏民屯正式开始的时间。这一年，“府废，徙其民于长安，改置宁夏卫、迁五方之人实之”。将江淮、秦晋居民及“罪徒”10万余移到宁夏河西一带，充实边防，南方人被移入宁夏，史载“实以齐、晋、燕、赵、周、楚之居，而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风”，移民之多，使宁夏的文化氛围随之改变。移民屯田，是随着北方战争程度的加剧而不断提升的。明初向边地移民人数有限，正统以后，移民人数不断增多，民屯随之在宁夏兴盛起来。募民赴宁夏屯田的形式在明代较为普遍。
正统年间（1436～1449年），西北边地兵烽加剧，宁夏首当其冲。一方面，蒙古也先部不断南下扰边；另一方面，军屯本身弊端丛生，军士流亡严重，军屯呈衰落之势。统治者为了实边固防，便积极招募和迁徙民户屯田，以补军屯之不足。所以，正统以后，景泰、正德年间，民屯在宁夏发展起来。到了嘉靖、万历时期，屯政渐趋废弛，尤其军屯土地大量荒芜，民屯较以前更为发展。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开始以十分优惠的政策，积极鼓励民屯。“请令各屯原额地土有抛荒及空闲者，无论土豪官民军余尽力开耕垦，永不起科。”民屯耕种土地，却不纳地租，这是嘉靖时期的屯田政策。万历十九年（1591年），户部尚书樊玉衡关于屯政的奏议中称“广招佃”，即以“抛荒地土，听小民开垦”。宁夏召民屯垦，再度兴盛。同时，对陕西沿边军民田地及早已抛荒的闲田，均免征税粮。政府试图以优惠政策和实惠利益，来激励民屯的发展。到了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大批的军屯已转化为民屯，民屯取代了军屯。万历时期宁夏的屯田数是永乐时期的两倍多，达18825顷73亩。应该说，永乐至万历时期宁夏屯田持续发展。
明代民屯的实施，主要在明初的洪武年间，此后像明初那样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基本上没有了。而明初的民屯在兴盛了一段时间之后，也由于种种原因开始逐渐衰落。明初宁夏民屯，主要是受元末战争破坏，劳动人手最为缺乏所致。民屯在宁夏大量开垦荒地，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促进作用。
商屯是由“开中”发展来的，是为解决军粮问题而实行的一种特殊屯田形式。通常意义上是指政府垄断食盐专卖权之后，因边防地区在战争状态下急需粮食，所实行的一种“募盐商于各边开中”的制度，即政府规定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指定地点，交纳上仓，就可以换取国家专营盐场的盐引。所谓“开中”，是一种鼓励商人输送粮食到指定的边地仓库换取政府盐引，以取得贩盐专利的一种制度，也称中盐法。它始于北宋仁宗年间，经历元代至明代，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适宜于边地商屯开中的制度。
明代开中法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最早在山西实行，商人输粮于太原、大同粮仓，领到政府的专控盐引，再到指定的盐场支盐，行销于指定的地方。明代陕西所属的产盐区灵州盐区，是明朝政府管理的重要产盐区之一，设有盐课司管理大小盐池。灵州盐区所产食盐，是宁夏、固原商屯的一部分，换得的粮食不是很多；大量的是江浙、两淮、福建、长芦、河东等地的盐商输送到边地的粮食。宁夏纳米中盐，淮浙盐每引三斗，河间、长芦盐每引三斗五升，山东、河东、福建、四川、广东盐每引二斗。在这个过程中，宁夏、固原实际上成为中盐保证的重点地区和商屯的中介，是输粮于宁夏、固原，以换取盐引的商屯形式。
盐商长途输送粮食于边地，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为了就地获取便宜粮食，省长途运输之苦，商人遂在边地兴建屯田，将边地生产的粮食就地输送官仓，以换取盐引，这就是商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开中法与商屯是不完全一样的。开中法，是商人将当地的粮食长途运往边地；而商屯是招募人来塞下就地耕种，粮食入仓换取盐引。永乐、宣德时，“商人惮远输之苦，无不自出财力，招致游民以事耕作”。可见，商人所谓的“远输之苦”，即指千里迢迢的运输之苦，也指运输过程中耗费的巨大开支。这是商人要在边地招募商屯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朝廷所给的优惠政策，也是商人乐意就地屯田的主要原因。永乐、宣德年间，朝廷多次下诏劝募军民屯田，“凡新开垦荒地，不问多寡，永不起科”，商人屯田不负担封建赋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屯，也同样刺激了移民的大量涌入。
由于永乐、宣德年间朝廷对商人屯田的优惠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商人在边地商屯的发展，移民的大量增加使得这一时期北部沿边出现了很多由盐商兴建的屯庄。明朝人霍韬在他的《哈密疏》中就记载了当时陕西三边（榆林、宁夏、甘肃三镇）商屯的盛况：“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墩台，自立堡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时人张溥也记下了当时的见闻：“永乐中下实粟于边之令，富商大贾竞于三边出财力，招游民，筑墩台，立堡伍，荒土膏沃，稼穑衍殖，及乎成化，甘肃、宁夏粟石二钱，边用大饶。”这一时期，可能是宁夏商屯最兴盛的时期，商屯也为宁夏边地生产和输入了不少粮食。具体表现在：一是粮食特别便宜；二是提供给边地军队的粮食特别多。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商屯“自筑墩台，自立堡伍”，商屯也带有军事自卫性质。
商屯盛行于当时“九边”，而以陕西“三边”为最。商人在沿边兴建屯庄，为明朝政府解决边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商人纳盐中粮于边地的做法在政策上不同于初始。由于盐法得不到有效实施，尤其是朝野权贵介入盐运，牟取暴利；原本给盐商所支盐引，经年不能及时支付；盐引定价太高，息不能偿本；私盐盛行，官盐销路停滞等原因，使盐商的既得利益严重受损，无利可图，对中盐的兴趣逐渐降低。随之，商屯也如夕阳余晖。此时商屯移民开始流失，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后，可用银买盐，“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矣”。“商屯撤业”，说明商屯已寿终正寝，随之带来的是粮价飞涨。宁夏商屯伴随着“召商纳银”政策的实施而结束了它的兴盛期。当然，明代宁夏地处极边，驻扎着大量的军队，军队的粮饷供给始终是棘手的问题。因此，政府“罢中盐法”之后，宁夏商屯并没有马上停下来，仍在继续。嘉靖时杨一清驻节固原督理陕西三边军务，曾请求“召商开中，又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明穆宗时期，庞尚鹏“总理江北盐政，寻移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区划屯政甚详。然是时因循日久，率鲜实效”。商屯已十分不景气。
伴随着屯田的开展，是移民实边的进行，“迁五方之人实之”。明朝政府颁布了一些优惠政策以招徕流民。屯田数量的增加，反映出迁徙人口数量的增长。这里面不仅有大量驻军，以卫所兴屯，而且有大量的移民、招抚的流民来宁夏垦种，人口大增。永乐时期的陕西三边，已经是“塞下充实，地渐开辟”。宁夏最能体现“塞下充实”的繁荣景象。明朝政府特别重视宁夏地区，措施得力，加之各级官吏的努力，使宁夏人口得到较快的增长。至万历十四年，宁夏共屯田188.25万亩，可见移入人口之多。时人做诗云：田开沃野千渠润，屯列平原百井稠。宁夏成为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
时至今日，宁夏境内70%的地名都与明代卫堡屯田有关，大部分以守堡军官的姓名命名。如王泰、李俊、杨和、杨显、李纲、掌政，姚福等，其中又多为移民，王泰、李俊、李纲皆为安徽凤阳人，叶升，安徽合肥人，杨和是甘肃庆阳人，杨显，绥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