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预言的危机终于在公元755年爆发了。这时李白的爱国主义思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写了许多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苦难，控诉叛军罪行的诗歌，如《猛虎行》：“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这里表明了李白不是为个人的不幸遭遇而难过，而是为国家人民的灾难而“肠断”、“泪下”。在《古风》第十九、《扶风豪士歌》、《北上行》等篇中也表现了他因国家破败、人民遭难而痛心疾首。国难当头，他没有消沉逃避，更没有借机钻营，投靠敌人，而是激起了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他认为“此乃猛士奋剑之秋，谋臣运筹之日”，正是为国建功的大好时机。此时永王璘奉玄宗诏命负责保卫和经营长江流域，路过浔阳派人上庐山聘请李白参加幕府。李白怀着救国平叛的满腔热情投身军中，向永王表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他渴望为平定叛乱贡献力量，“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但李白的满腔爱国热情却遭到一盆冷水，救国之志未能实现，反倒成了李氏兄弟夺权争位的牺牲品，被加上“附逆”的罪名投入监狱。这一次从政比上一次受到的打击更残酷。但他“受屈心不改”，身处于冤狱之中仍然对祖国命运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当张秀才来狱中看望他时，他正在读《留侯传》，还写了《送张秀才谒高中丞》、《送张秀才从军》，诗中鼓励张秀才要像张良那样在国家多事之秋建功立业，“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长策扫河洛，宁亲归汝坟。当令千古后，麟阁著奇勋”。后来宋若思把他释放出狱，并让他参加幕府，他写了《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宋中丞祭九江文》，控诉了安史叛乱的罪行，表示了“扫妖孽于幽燕，斩鲸鲵于河洛”的决心。还写了《为宋中丞自荐表》再次表明了他的积极用世之心。在宋若思幕府中未处多久，因病暂住宿松山，写了《赠张相镐二首》，满怀激情地向张镐表示要为消灭安史叛军贡献力量，“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六合洒霖雨，万物无凋枯。我挥一杯水，自笑何区区。”他还表示参加平叛并非为个人的富贵利禄，“灭虏不言功，飘然涉方壶”。当时他出狱不久，年迈多病，还在等待着朝廷对他的最后处分，仍然以国事为重，要求为国效力，但回答他的是流放夜郎，年近花甲的老人抛妻别子，被放逐到不毛之地，这是多么大的打击!但他没有绝望，想的是“何日金鸡放赦回”(《流夜郎赠辛判官》)，“何日入宣室，更问洛阳才”(《放后遇恩不沾》)。他以贾谊自比，希望有一天再次得到报国机会。在流放途中仍然关心国家大事，“鲸鲵未剪灭，豺狼屡反复。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书怀示易秀才》)他悲痛的是叛乱没有平定，而自己是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不能像申包胥那样搬兵救国。可见李白的爱国之情是何其深厚!后来他遇赦得释再次流浪于江南，过着贫病交加，穷愁潦倒，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并未减退。《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首长诗充分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还希望得到韦太守的推荐，“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仍想得到报效国家的机会。公元761年李光弼东镇临淮，平定史朝义叛军，李白写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诗中说：“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这时李白已经年过花甲，重病缠身，操起雕戈，戴上军帽，参军杀敌，这是多么感人的行动!没有深厚的爱国热情，何能有如此气概!何能写出如此激动人心的爱国诗篇!
第三节 对腐败的反动统治者的揭露批判
严酷的现实使李白清楚地看到他的报国之志是因为当时的反动统治者的阻挠、打击而不能实现；强盛繁荣的唐帝国也正是被反动统治者拖向了衰落、分裂、动乱的境地。正是由于对祖国强烈的爱产生了对反动统治者强烈的恨，他用诗歌揭露和批判他们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其笔锋之犀利，抨击之猛烈，在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的。李白公开辱骂玄宗周围的权贵们是“蟊贼”、“苍蝇”、“蹇驴”、“鸡狗”、“魑魅”、“鸴鸟”(乌鸦)、“绿葹”(毒草)。《古风》第二十四揭露宦官(中贵)依仗皇帝作威作福，横行霸道。《雪谗诗》大骂杨贵妃，比之为祸国殃民的妲己、褒姒。在《古风》第十五、三十七、三十九、五十、五十四，以及《鞠歌行》、《鸣皋歌送岑征君》等诗中，对上层社会昏庸腐败，黑白颠倒，奸佞横行，贤才被斥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指责当时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特别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更是大胆地抨击时事，矛头直指李林甫等权奸们，愤怒地控诉他们穷兵黩武，滥事征伐，屡兴冤狱，陷害忠良。李白对黑暗势力的抗争招来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迫害，但他并未屈服，一直保持着倔强的反抗精神，在他被囚浔阳监狱时还写诗愤怒地谴责统治者陷害忠良，“树榛拔桂，囚鸾宠鸡……子胥鸱夷，彭越醢酼。”(《万愤词》)在流放途中写的《酬裴侍卿对雨感时见赠》引历史上忠良被害之事后，大胆指出“颇似今之人，蟊贼陷忠谠”。
当时政治上出现的种种昏暗腐败的现象，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李白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也深受“忠君”思想的影响，但在李白的心目中“爱国”比“忠君”有更重的分量。出于爱国之心，在他的诗中也对皇帝进行了讽喻、批评。如《乌栖曲》描写吴王夫差的荒淫腐朽生活，实际上以古喻今，劝谏玄宗不要走夫差覆亡之路。《古风》第四十八以秦始皇不顾农业生产，滥用民力的教训讽喻玄宗。《古风》第五十三以战国时“晋为卿分”，“田氏代齐”的教训警告玄宗不要大权旁落。《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太守良宰》诗中毫无顾忌地指责唐玄宗无知人之明，养痈遗患，导致“安史之乱”。《古风》第五十一以殷纣王、楚怀王这类昏君来影射玄宗。《古风》第三十一借《史记》载华山君预言秦始皇死期不远的故事，暗示唐玄宗统治不会长久。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更大胆地提出“社稷无常奉，明者守之；君臣无定位，暗者失之……功高而福祚长永，德薄而政教凌迟。三姓之后，于今为庶，非一朝也”。可见李白并未把皇帝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天的代表，祸国殃民的昏君垮台是应该的，谁能“济苍生”、“安社稷”，谁就能长坐江山。李白把爱国放在忠君的前面，所以他敢于在诗歌中揭露、讽刺、批判以皇帝为首的昏庸腐败的统治集团。
第四节 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对压迫其他民族的不义战争
唐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初的统治者对各少数民族实行以恩抚为主的羁縻政策，民族矛盾比较缓和，各民族能和睦相处于祖国大家庭中。李白热情地歌颂这种统一团结的局面，“海晏天空，万方来同。虽秦皇与汉武兮，复何足以争雄？”(《大猎赋》)“于斯之时，云油雨霈。恩鸿溶兮泽汪，四海归兮八荒会”(《明堂赋》)。他希望永远保持“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古风》第三十四)的局面。但是唐玄宗后期奉行穷兵黩武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发动了一系列奴役压迫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李白坚决反对这种不义战争。天宝元年和天宝六载唐王朝发动了对西北部奚族和吐蕃的战争，李白为此写了《战城南》：“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吸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首诗描写的战争残酷凄惨的景象使人触目惊心，强烈地谴责了不义战争的发动者。天宝十载和十四载杨国忠命令鲜于仲通伐南诏，结果全军覆没，李白为此事写了《古风》第三十四，着重揭露了不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诗中把被强迫服兵役的战士与亲人生离死别的场面写得十分悲痛凄惨，这是对唐王朝穷兵黩武政策的严厉批判。后两句明确提出了应以和平手段解决民族间的冲突，反映了多少年来中华民族内部团结的愿望。李白《拟古》、《北风行》等类诗中写了男子出征后妇女在家中的痛苦，实际上也是反对唐王朝对少数民族发动的不义战争。
唐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的战争并不都是非正义的，也有的战争是属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解除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保卫中原的和平生产和保卫中外的贸易交通的正义战争。李白对于这类战争是支持的，他写了不少诗篇歌颂边塞将士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鼓励将士们勇敢杀敌立功。如《塞下曲》六首就歌颂了边塞将士不怕艰苦，英勇顽强地反击西北少数民族统治者发动的侵扰。“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出征战士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出自蓟北门行》仅以120字写了一场自卫反击战的全过程，“虏阵横北荒，胡星耀精芒。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兵威冲绝漠，杀气凌穹苍。列卒赤山下，开营紫塞旁。孟冬风沙紧，旌旗飒凋伤。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诗中把将士们出征的场面写得十分威武雄壮，也写了战斗的艰苦和最后取得的辉煌胜利，诗的格调很高昂，鼓动性很强。《从军行》、《白马篇》、《发白马》、《塞上曲》等也都歌颂了进行自卫战争，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边塞战士的英雄精神。这一类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激励着炎黄子孙为保卫祖国而献身!
此外李白还有一些诗歌描写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真诚的热爱，爱祖国和爱人民是不可分割的，他的这类篇目不太多的诗篇也应当属于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他的这些诗篇究竟在他的整个诗歌中占什么地位？有学者认为李白诗歌的爱祖国爱人民的一面只是在“安史之乱”后才表现出来，更大的一面是“个人主义的错误的享乐思想”。有学者说，李白“终其一生，占据他整个生活的就是这三件事：任侠、求仙学道、建功立业”，这都是为了“追求一种既非同凡响而又可以随意享乐的生活”，“反映了地主阶级寄生享乐的人生理想”，甚至连李白那些歌颂祖国山河的诗也不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强烈动机”。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太把李白贬低了。热爱祖国的山河不算爱国主义思想又算什么呢？李白渴望建功立业难道能说完全是为了追求个人享乐而不是出于爱国之心吗？若真是如此，在他应诏入宫，得到玄宗宠信之时就会安于御用文人的地位，并进而巴结攀附权贵，以长享荣华富贵。但李白并没有把个人享受看得比国家的命运更为重要，而是和可能给他富贵利禄的祸国殃民的黑暗势力作斗争，以致困顿一生，这正是李白品质高尚的地方，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受人民永远敬仰的伟大诗人的原因。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李白也有他的缺点，他的确也写过一些求仙学道、纵酒挟妓的诗，表现了人生若梦、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但这在他的诗歌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从数量上看，李白遗留下来的1064首诗中，经笔者粗略统计，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近500首，而表现沉溺于酒色、宣扬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的诗约40首，其中《将进酒》这一类诗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积极意义，它还包含着对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与愤怒抗议。表现求仙学道迷信思想的诗约60首，另外还有10多首诗又表示了对神仙存在的怀疑和对皇帝求仙的讽刺，可见李白并不是真信神仙。李白的求仙纵酒是由于报国无门，“吾读太白诗，喜有浪漫味。大不满现实，遂为游仙醉”，陈毅同志评价李白的话说得非常深刻、中肯。可贵的是李白并未被道教的精神鸦片弄得麻木不仁，也没有沉溺于酒色之中长醉不醒，他总是把个人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和爱国、报国的思想支配着他一生的行动，占据着他的诗歌的主导地位。处于开元盛世时，希望国家继续繁荣昌盛；“安史之乱”时，希望早日平定叛乱，人民安居乐业；处于顺境得到皇帝宠信时，希望“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得以实现；处于逆境时仍然爱国，特别是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贫病交加的晚年爱国之心还是那么坚定!李白的爱国思想洋溢在他的诗歌中，放射出永不磨灭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