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除受六朝和吴越文化影响，尤其二谢等文人诗歌外，还有一个重要影响是乐府民歌。李白在吴越乐于同基层民众交往，“混游渔商，隐不绝俗”(《 与贾少公书 》)。喜好民间歌舞，尤好吴歌。他在吴越写的诗歌中描述的，有以热情质朴的“踏歌”欢送他的汪伦，一边唱歌一边炼铁的工匠——“赧郎”，喊着劳动号子拉船的船工，还有以菇米饭招待他的荀媪，酝酿美酒的纪叟，地位卑贱的歌伎…… 这些下层民众都与他有深厚的交情。李白正是从他们那里学习民歌。吴越民歌真纯自然、明朗朴实的特点，正好符合李白开朗的性格和率真的情感，因而他常常陶醉于吴越歌舞之中。如他在金陵漫游时所写的诗：“醉客回挠去，吴歌且自欢”( 《金陵三首》 )，“子夜吴歌动君心”(《白纻辞》)，“吴歌白纻飞梁尘”(《猛虎行》)，“吴歌赵舞香风吹”(《扶风豪士歌》)等等。吴越民歌对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正是汲取了吴越民歌的养料，创作出了许多乐府民歌。如《杨叛儿》、《长干行》、《估客行》、《白纻辞》、《越女词》、《采莲曲》、《渌水曲》、《子夜吴歌四首》、《秋浦歌十七首》等。这些诗歌有些原本就是六朝乐府，如《杨叛儿》 本《西曲歌》 曲调名，源于南齐故事，本为情歌，仅二十字。李白加以改作，衍为四十多字，使民间的情爱之语得到了升华。《采莲曲》源于南梁西曲。《子夜吴歌》 由六朝乐府《吴声歌曲 》中《子夜歌》、《子夜四时歌》 改作而来。李白创作的这些乐府民歌，反映了吴越的民情风俗，生动地描绘了吴越风光。在李白的诗歌中还学习了吴越民歌的艺术特色。《大子夜歌》：“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自然。”吴越民歌清新自然，情真意切，音节和谐流畅，语言婉转动人，呈现岀成熟的艺术技巧。这些对李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李白诗歌中还直接化用了民歌中的句子，如《西洲曲》结句：“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李白的名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就是从此句化出。他正是在吴越自然风光的陶冶和乐府民歌的哺育下，发扬了吴越民歌清新自然的艺术特色，达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崇高境界。
吴越的茅山和天台山是道教圣地。茅山道教，在中国道教史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曾享有“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等美誉。著名的道士葛洪、陶弘景、王远知、潘师正都曾长住茅山修炼。道教别具江南特色的教派——上清派就是在茅山创立的，这一教派成为隋唐时期道教的主流。
李白从小生活在道教发祥地——西蜀，深受道教影响，“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之所以热衷于漫游吴越，不仅是观赏自然山水，还因为吴越的茅山、天台山、赤城山、金华山等处是道教圣地，他要在吴越求仙访道，与吴越的道士们交往切磋。《旧唐书·李白传》云：“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旧唐书·吴筠传》又说：“吴筠……开元中，南游金陵，访道茅山……尝于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从之。”有学者依据权德舆的《唐故中岳宗元先生吴尊师集序》记载，认为吴筠在天宝元年前隐居于南阳倚帝山，不可能在吴越与李白交往。其实吴筠隐居于倚帝山并不排斥他去吴越漫游，道士不可能几十年待在一个地方修炼。岀外云游，求仙访道是常事。茅山是吴筠的前辈王远知、潘师正曾经长住之地，他前去访道也是情理中事。他写的《登北固山望海》显然是开元盛世所作。开元中漫游吴越，与李白交往的事，不能轻易被否定。李白在吴越与道士们交往，对其思想与诗歌创作也是有影响的。 上清派信徒多是知识分子、士大夫等，极看重精神的修养，“主静去欲，重内轻外”，主张通过炼神的方法达到炼形的目的，将斋醮祈禳、符咒、炼丹等外向修炼重点转向人的自身修养，也就是炼内丹。上清派注重道教形象的脱俗高雅，致力于理论的建构，不仅吸收道教内部其他各派修行方法，还将佛门炼神的义理汲取进来，主张三教合一，将道、佛、玄融为一体。李白对上清派的这些主张是很乐于接受的。他虽炼丹，但并不完全迷信丹药。他既结交道士，如他最知己的朋友元丹丘就是茅山上清派，同时又与佛教高僧来往密切，对上清派将道、佛、玄融为一体的理论很感兴趣，从中寻求超然世外，崇尚自然，不受世俗束缚，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使心灵获得自由与解放。在闲雅、玄远的处世态度中，又有清俊飘逸之气。他在吴越创作了许多超凡脱俗的既清新而飘逸的游仙诗。这些诗通过对神仙世界的描绘与想象，表达他对摆脱世俗束缚的自由理想境界的追求。如《至陵阳山登石柱山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韩众骑白鹿，西往华山中。玉女千余人，相随在云空……何日可携手，遗形入无穷。”《古风》其二十：“萧飒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挟两青龙。含笑凌倒景，欣然愿相从。”
吴越丰厚的文化积淀造就了无数历史名人，他们或生长于吴越，或长期寓居于吴越，为吴越增添了光彩。李白到吴越来，仰慕这里的名人，从他们那里汲取了精神养料，丰富了诗歌的内容，提升了诗歌的境界。
严子陵为东汉隐士，曾与东汉光武帝同学，不慕功名利禄，不畏权势，拒绝光武帝的高官厚禄，隐居于富春江边。李白将严子陵视为理想人物，羡慕“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酬崔侍御》)。他不止一次游严子陵隐居处，写诗凭吊，称赞其高尚的品德：“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古风》其十二)
东晋谢安也是李白很仰慕的人物，“咏歌之间，屡称东山”(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在吴越时多次寻访谢安的遗迹游踪，写诗怀念，如《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凭览周地险，高标绝人喧。想象东山姿，缅怀右军言。梧桐识嘉树，蕙草留芳根。”又如《书情赠蔡舍人雄》：“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新猿。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李白既羡慕谢安挟妓饮酒的潇洒，更崇拜谢安在强敌当前，从容镇定指挥淝水之战取得胜利，建立了不朽之功。他甚至以谢安自居，“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
东晋王羲之是书法大师，淡泊名利，辞官职，长期隐居山阴(今浙江绍兴)。他喜爱山水，崇尚自然，常与士人尽山水之游，“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他在山水中体悟玄理，寻找人生的乐趣，将山水作为颐养身心之所。他的散文名篇、书法绝品《兰亭序》，就记录了他召集同好在会稽山阴兰亭宴饮咏诗的盛大的集会。李白对王羲之十分仰慕，在他写的《王右军》中称赞王羲之“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这也是李白自己的写照。
盛唐时期，吴越文人再次崛起。《 旧唐书·贺知章传》 云：“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上京。”吴越文人继承了魏晋名士风流的文化风格：放旷、清狂、纵逸。《 旧唐书·贺知章传 》又云：“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工部尚书陆象先……常谓人曰：‘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云：“(张)旭善草书，而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贺知章是李白的前辈知己，也是李白的举荐人。李白与贺知章、张旭同为“饮中八仙”，交往密切。贺知章、张旭等吴越名士的风流倜傥、清狂纵逸对李白影响甚大。李白在天宝六年漫游吴越时，贺知章已去世，面对其故乡遗迹，十分怀念。《 对酒忆贺监二首序 》 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其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忆其与贺公相得甚欢之状。
李白生于巴蜀，二十五岁后在祖国各地漫游，以广阔的眼界和胸襟吸纳各地域文化之精华。他在吴越漫游的时间最长，受吴越文化影响很深，继承了六朝至隋唐的优秀文化传统，使其诗歌创作达到了更高境界。如果他不漫游各地，不善于吸收各地域文化之精华，仅仅凝滞于巴蜀一隅，则不免偏陋，诗歌成就决不会那么高。
我们也要看到，李白对各地域文化的学习是有选择的，或者说是有扬弃的。他曾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又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孟棨《本事侍·高逸》)六朝江左文人的诗歌追求形式美，其优点是审美细腻，表现精巧，词藻华丽；缺点则是风力不足，萎靡不振，由于过分雕饰而矫揉失真，特别是齐梁以后，宫体诗盛行，形式主义诗风统治诗坛，内容空虚堕落，这种淫靡浮艳的文风一直影响到隋和初唐。《隋书·文学传》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蜀人陈子昂提出诗歌革新的主张，坚决反对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但并没有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李白善于吸收各地域文化之所长，去其所短。他一方面汲取六朝吴越优秀诗歌中的养料，另一方面反对“绮丽”文风，取其文采声律之美而不伤于柔弱，取其丽而去其靡，主张天真、自然，反对模仿、雕琢，做到了《隋书》提出的“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所以李阳冰说：“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以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草堂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