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成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使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对于企业家研究始终充满了浓厚兴趣，从而形成方兴未艾的研究势头，推动着企业家理论的推陈出新。随着企业家动态获得论对静态身份论的替代，企业家能力逐渐成为企业家研究的重要视角，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文献（Knight，1921；Penrose，1959；Casson，1982；Gartner，1989；Stevenson和Jarillo，1990；Chandler和Hanks，1994；张完定、李垣，1998；Venkataraman和Shane，2000）。为了满足管理学实证研究的需要，有的学者尝试性地通过定性定量的方法测量了企业家能力（Lau，1999；Man，2001）。这些研究呈现了企业家能力的宽广领域和丰富测项。但是正如郑江淮（2004）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研究较少关注企业家所处的制度环境及企业家和相关经济组织、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制度关系。就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成长的相关研究这个管理学的常规命题来看，虽然Penrose（1959）创造性地指出“企业家服务”是利用“生产性机会”促进企业成长的根源，但很多研究者还是忽略了它（Barney，2001）。这制约了企业家理论和资源与能力学派的发展，也难以解释企业异质性竞争优势的来源。这种现象促使一些学者关注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成长的相关性研究。比较令人关注的是基于社会资本的企业家关系能力和企业成长的研究（Li和Atuahene‐Gima，2001；Park和Luo，2001；边燕杰、丘海雄，2000）。贾生华（2004）确立了基于企业家能力的企业成长的一般逻辑，贺小刚、李新春（2005）从实证角度研究了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可是在制度环境下基于企业家能力的企业家作用于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的研究还是不多见。最后，就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家研究来看，主流是从制度背景研究如何改革公司治理机制以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能力在这些研究中被视为给定而不加以分析（贺小刚，2006）。这些理论供给不足的直接后果是，难以从制度视角理性地解析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中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机制，从而使企业绩效异质性问题的解析难以摆脱“黑箱”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学术界作出创造性的努力。
第一节选题缘由
如果套用“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那么可以说“良好的选题是科学研究成功的一半”。为了评价选题良好与否，对其加以清晰阐述是必需之举。下文将从研究情境、研究视角、研究变量、研究对象分析本书的选题缘由。
一、研究情境
本书的研究情境是中国转型经济。发端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的转型经济大国。中国转型经济的关键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转型经济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变迁。因此，可以也应该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中的经济管理问题，其中包括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成长。转型经济从基础层面改变了中国企业成长的环境。陈凌、曹正汉等指出，应该从制度环境和技术这两个层面研究中国民营企业20多年成长历程，而且制度环境问题可能是导致中国民营企业20多年走上独特发展轨迹的客观原因，因此要高度重视制度层面的研究，而单一的技术层面分析适应于制度环境比较稳定的情境。
就企业家研究而言，转型经济激发了民众的创业激情和创业能力，催生了民营企业，造就了企业家队伍。因此，在中国环境下研究企业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应该置于转型经济情境之中，把制度视为内生变量，开展特定情境研究和嵌入情境研究，才有望得出具有贴切解释力和深刻说服力的理论见解。
二、研究视角
本书的首要研究视角是企业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企业家是企业成长的关键主体。这个认识已经在理论界取得共识，无需赘述。需要补充的是，市场经济早期阶段的市场结构、价格机制、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民众对市场经济的认知等因素导致基于企业家“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企业成长盛行，组织能力往往缺席。这就更加有必要加强企业家角度的研究。第二，企业家和制度变迁的关系。转型经济的实质就是制度变迁。对制度企业家（政治企业家）这个概念的分析充分体现了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经济体制转型对企业家活动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家在经济体制转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言以蔽之，企业家既是制度变迁的承载者，也是制度变迁的推进者；企业家成长模式的演进过程是制度变迁过程的微观主体体现；企业家成长和制度变迁是互动关系。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通过他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实现和表现的。制度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斯指出，任何一个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但是多位学者指出，诺斯并没有建立制度变迁和企业家之间的理论联系。Burns和Nielsen也指出，学术界没有较多关注组织行动者影响制度变迁的时间、原因和机制。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迪马久（DiMaggio）在《制度理论中的利益与行动者》一文中指出，制度理论的显着贡献在于明确了导致组织变迁与组织稳定的因果机制是建立在组织行动者共享的一种前意识理解基础之上，而与其利益无关。如果不关注这种被制度学派的修辞所抹杀的利益与行动者，就难以发展关于制度化实践和组织形式的起源、再生产与侵蚀的富有前瞻性与说服力的解释。他明确指出，制度理论的成就只限于成功制度化了的组织形式与实践的扩散与再生产，很少提及作为未完成过程的“制度化”：制度从何而来？
为什么有的组织创新能够扩散而有些组织却不行？更少谈及“去制度化”（disinstitulization）。因此，把利益与行动者引入到制度舞台更中心的位置是推进制度理论发展的必要举措。迪马久这里所指的“行动者”包括个人（包括企业家）和组织。本书的细化研究视角是企业家能力。从主从关系来说，企业家能力隶属于企业家。李家涛、杨静钰基于对国际一流的组织和管理学杂志所刊发的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后发现，战略管理理论中的企业资源基础论在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学研究中受到的注意十分有限，因此他们建立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组织框架，提出“基于能力的战略”，并建议未来研究应该探索“基于能力的战略”是如何分别与变化的制度环境、另外两种战略和企业绩效相互作用的。企业家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企业能力，因此本文也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
三、研究变量
这里的研究变量是指本研究的自变量——企业家制度能力和企业家战略能力。企业家制度能力是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打破创业过程中的外部制度性约束和（或）内部制度性约束，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包括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和内部制度能力，它体现转型经济对企业家能力的本土化异质性要求。企业家战略能力是企业家通过管理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而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包括战略认知能力、战略决策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和战略变革能力，它的作用是整合企业内部资源，确立长期发展目标，选择和变革经营业务，取得竞争制胜权。它体现转型经济对企业家能力的全球化同质性要求。基于理论演绎，本书提出这两种企业家能力是中国转型经济对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要求。具体论述参见第二章。
四、研究对象
本书选择“浙商”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是“浙商”和制度变迁的关系。“浙商”的关键主体是企业家（更精确地说，是民营企业家）。就“浙商”成长的制度环境而言，浙江本土的学者已经精辟提炼了“浙江模式”
和浙江制度变迁的特性。例如，金祥荣提出“浙江模式”是一种“准需求诱致”制度变迁模式；卓勇良（1998、2004）认为浙江制度变迁是“开放架构下的内生制度变迁”；史晋川等把“浙江模式”概括为“一种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浙江制度变迁的动力源于民众，在地方政府的“积极的无为而治”的制度供给方式调控下，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逐渐形成哈耶克意义的“自发拓展秩序”。企业家的天然禀性使“浙商”成为浙江制度变迁的关键民间力量，构成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制度装置是创办（或把企业改造成为）产权清晰的企业和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专业市场这两个古典意义的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因此，“浙商”是建设浙江民营经济的主力军和先锋队，是推动浙江制度变迁的重要主体。“浙商”之所以能够在浙江制度变迁中发挥令世人瞩目的影响，是因为他们创办了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他们身上所蕴藏的企业家能力功不可没。因此，改革开放后“浙商”的兴起能够体现制度变迁、企业家能力、企业绩效这三者的联动。以“浙商”作为实证研究对象，符合本书的理论要求。
第二节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从制度视角分析转型经济对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要求，根据管理研究情景化要求，深入剖析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内涵并加以科学测量，并以“浙商”为实证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企业家主导性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转型经济情境下中国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提供企业家能力角度的理论启示和管理举措。
二、研究内容
根据研究目的，本书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转型经济对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内在要求
基于对转型经济的实质是制度变迁的认识，本书从制度视角，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成长的相关性理论，揭示转型经济对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内在要求。根据这种要求，划分企业家模式，并结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及各个阶段特征，建立转型经济、企业家主导性能力、企业成长的关联模型。
2.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界定和测量
整合制度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组织合法性理论、制度创业理论）、RBV理论（确切地说是转型经济中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成长的相关性理论），界定企业家制度能力的内涵并加以科学测量。整合企业家和战略管理的相关性理论、企业家能力理论，界定企业家战略能力的内涵并加以科学测量。
3.浙江制度变迁特性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浙江制度变迁具有浓厚的诱致性特征，主要原因是浙江制度变迁的一大动力源是“浙商”的企业家行为，企业家主导性能力为“浙商”在浙江制度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供了能力支持。因此，分析浙江制度变迁的特性是很有必要的。
4.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主导性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运用规范的管理学研究方法（多案例研究的定性研究方法和大样本调查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方法），以“浙商”为实证研究对象，研究企业家主导性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三、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基于理论的规范分析法和基于经验事实的实证分析法，后者包括过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
（1）规范分析法。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组织合法性理论、制度创业理论、转型经济中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成长的相关性理论、战略管理理论、浙江制度变迁理论，提出并系统剖析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内涵。
（2）过程分析法。英433影国着名战略学者Pettigrew大力倡导在战略管理研究中应用过程分析方法（process analysis）。过程分析方法建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充分体现纵向历史分析的大跨度要求，赋予研究结论以厚重的历史感，较大程度上存在于解释学传统中，比较适合具有建构主义色彩的理论探索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