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二节 清代管理机构
清朝入主中原之初，政治局势尚不稳定，兵乱未息，经济凋敝。但军事平定等均需雄厚的财政支持，而盐课无疑是最为快捷且“合理”的积累政府资本的方式之一。于是，清政府着力恢复遭战乱破坏的盐业，以获得巨额盐课收入。而恢复之首务即重建盐业管理系统。
清代，天津盐业管理机构的设置与明代大体相同，但管理体系更为成熟。并且，长芦盐区的高层管理机构巡盐御史与都转运盐使司相继移驻天津，使天津跃升为长芦盐区的管理中心，为天津盐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与条件。
一、长芦巡盐御史【65】制的发展
（一）概况
巡盐御史之差派。顺治元年（1644年），始差御史巡盐【66】；十年，停差，盐政事宜责之都转运盐使司运使【67】；十二年，因盐课岁多逋欠，特复【68】；康熙十一年（1672年），再次停差，由直隶巡抚督理【69】；次年，以巡抚事务本已殷繁，势难兼理盐务，复差巡盐【70】；此后，巡盐御史未再停差。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裁撤长芦巡盐御史，盐务统归直隶总督管理，长芦巡盐御史制宣告结束【71】。
巡盐御史的额数设置。顺治初，设长芦巡盐御史一员；康熙七年至十年，每年差满、汉官各一员；十年，因满、汉巡盐御史并无分办事务，复令止差一员，不拘满、汉【72】。
巡盐御史随带笔帖式制。康熙七年，准允巡盐御史各随带翻译满、汉文笔帖式一员；十六年，裁去笔帖式，惟不习汉文满御史许带一员；雍正元年（1723年），不习汉文满御史所带笔帖式亦裁【73】。
巡盐御史之选任。巡盐御史或“由特旨简放，或由都察院奏差，均各带原衔品级”【74】。顺治时，选用各部主事及中书舍人、行人、评事、博士等官，以监察御史衔巡按【75】。康熙七年，令嗣后不必专差御史，于六部郎中、员外郎及御史中拣选贤能官员充任，俱授御史衔【76】。八年，仍专差御史，停遣部郎【77】。四十年，特差给事中【78】。四十一年，仍用御史【79】10。雍正以后，多由内务府官员简充，仍带御史衔【80】1。
巡盐御史之任期。顺治八年，都察院题定为一年一次更差【81】12，然而，在后代实际官员任命过程中，并不拘泥此制，时有连任现象。如雍正间，莽鹄立（字卓然，满洲镶黄旗人）元年、二年、三年连任；乾隆间，三保（满洲正黄旗人）五年、六年、七年连任，伊拉齐（满洲正黄旗人）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连任，高诚（满洲人）二十八年任，至三十三年均留任，西宁（满洲镶黄旗人）由三十五年连任至四十五年，长达十年【82】。巡盐御史连任者，一般均为在职期间表现卓异，深得皇帝信任。巡盐御史一年更差，虽有助于避免与地方官、盐商的交结违纪，但亦有弊端，对此，明代李梦阳已有精辟论述：“岁一遣御史，初至，于法多不甚解，聪察多纷更，恬静多避嫌，及少得次第，已复更代矣，窃未见其可也”【83】。因此，优秀巡盐御史的连任，对盐业不无裨益。
清初，长芦巡盐御史照例驻于北京宣武门外。按时出巡，巡毕即回京，“有事则进衙门料理”【84】，无事则“退居私室”【85】。康熙七年（1668年），巡盐御史孟戈尔代（辽东人）与李棠（字召林，广西临桂人，康熙三年进士）认为如此恐生弊端；又天津为“盐务总汇之地”【86】，驻于京城鞭长莫及。因此，“轸商灶之艰难，念吏弊之丛蠹”，奏请改驻天津，以便于“整饬厘剔之”、“朝夕经纪之”【87】。从其议。由是，长芦巡盐御史遂改驻天津。
（二）辖理范围及职掌
清代，由于芦盐销地的增多，长芦巡盐御史所辖范围较明代有所扩大。其具体包括：长芦、山东【88】两盐产区，以及食长芦盐之直隶顺天府、保定府、永平府、遵化州、易州、河间府、天津府、正定府、冀州、赵州、深州、定州、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宣化府、河南开封府、彰德府、卫辉府、许州并所属之临颍、郾城、长葛三县，陈州府、怀庆府、南阳府舞阳一县，食山东盐之山东、江南徐、宿二州并丰、沛、萧、砀四县【89】。
巡盐御史的职掌与明代相类，亦可分为盐业与非盐业两部分。盐业职掌主要有三方面：1.监督管理长芦、山东盐业的生产和销售，督催引课，如敕文所曰：“察照户部所定运司、分司、场灶官丁、亭户照例统理。该管各府、州、县额引照旧督销。凡边商、内商正课、余盐引数目，俱属尔征核”【90】。2.监管、举劾所属及相关官员：“该管衙门官吏、胥役宜严加约束，使恪遵法纪，无致作弊生事，扰害商民。不得委官察盘，借名访恶，取赎科赃。该衙门公费、犒赏等项，通行减省，苏商灶之积困，裕国课之本源。仍博采利弊，斟酌损益”，“所属行盐司、道、府、州、县官员有怠玩溺职，贪取侵课，凡干涉盐政，应尔完结者即行完结，应参奏者具疏参奏”【91】。3.辑防私盐：对于“江海盐徒，私贩公劫”者，严行卫所、有司缉捕，“防杜乱萌”【92】。
需要说明的是，盐区内所有盐务并非均由巡盐御史一人决策，部分事务须会同督抚商议处理。“凡关盐务之事，督抚应会同该御史酌量料理等语，部覆定例遵行已久”【93】。此举诚然出于寻求盐业政策更为合理化的目的，但也出现一些弊端。即“督抚偏袒百姓，巡盐御史偏袒商人”【94】，如督抚与御史“和好，即长盐价以致病民；如不相和好，即不巡缉私盐以致累商”【95】。
非盐业职掌方面。1.兼理天津关税务。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疏称：天津关税务原归巡抚衙门负责监收，或委道员、厅员办理。但由于天津为南北要冲，河海总汇，商旅络绎，故水陆口岸必分头巡查方可，加之“在关丁役多历年积蠹，勾通长随，盘踞包揽，朦官漏税，掯商虐民”，管关者必须不时察访。而长芦巡盐御史驻扎天津，“见闻既切，朦蔽难施”，并且有“两河道同在一城，彼此咨询利弊，更可洞悉”，因此请将天津钞关移归“盐政鄂礼管理”【96】。至乾隆元年（1736年），天津关税务正式交与长芦巡盐御史管理，并成为定制。
2.监办天津转漕事务。如乾隆三十七年，令嗣后每年漕船入北运河起剥货物时，由长芦巡盐御史派委妥员一人前往该处，会同直隶委员一同监办。如直隶委员有偏徇漕船之处，即令盐政参奏，若盐政委员有借端滋扰之处，亦令直隶总督参奏【97】。
3.上达、与闻地方事务。清制虽规定“各省盐政、关差、织造固不可干预地方公务”【98】，但是由于巡盐御史系“钦差御史”【99】，故“不独鹾政利弊，兼有举劾地方官员，并察拿恶棍之责”【100】，如“遇新异案件，及有关紧要者，即应就所闻见据实奏闻”，且当“随时附折入奏”，不得“视非职所当言”，而“概行缄默”【101】。
至清中期，巡盐御史于天津地方事务不仅上达、与闻，而且多有参与，且集中表现在对天津蝗灾的预防和处理，及天津水患的治理和赈济两方面。前者如乾隆十七年六月，长芦巡盐御史兼天津总兵吉庆（满洲镶黄旗人）上奏：天津、河间二属，蝗蝻滋生，请亲赴州县，督令有司扑捕。获得允准，并令“极力督捕”，如果不尽心竭力，“致遗孽复生”，则惟其是问【102】。后者如乾隆五十九年夏，天津等地遭遇水灾，“盐政冒雨乘船往来查勘，甚为出力”，并“筹办疏消积水，就其地势高下，开挖沟槽，逐层宣泄，并捐赀多造水车，戽水归河，俾积水全行消涸”。由于其“办理实属妥协，殊堪嘉奖。运使嵇承志前已降旨加恩，赏给按察使衔，巡盐御史征瑞亦著赏给奉宸院卿衔，并赏给荷包等物以示奖励”【103】。
蝗灾、水患均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巡盐御史理当奏闻，但其亲身参与处理，原因盖有二：第一，兼职使其负有地方之责。如上文所举亲身治蝗的吉庆，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任命其兼任天津镇总兵【104】。而天津总兵官一职属镇守总兵，与地方事务多有关联。其后，即便巡盐御史不再兼职，但沿于成例，仍对蝗灾进行奏报和处理；第二，皇帝的指派。如乾隆五十九年，景州等地因滏河涨漫，流注境内，以致低洼村庄多被淹浸，因巡盐御史“征瑞查办天津地方抚恤事宜不日当可完竣”，遂令其“带同天津道丁溎蓥即驰赴故城、景州、并河间府一带，亲加履勘。如被水村庄民居、庐舍或有冲塌，即行按例，一律加两倍赏给修费，其有应须赈恤者亦即行详查，妥速办理”【105】。
而皇帝指令巡盐御史参与地方事务的初衷当有三点：其一，视便而行，就近差派，以迅速解决突发事件；其二，盐务衙门存有盐课，可调动作为救援资金，不仅免却拨银之烦，而且可以使救助更加及时；其三，令朝臣、部门间相互监督，巡盐御史“于地方事务无所庸其回护，且经朕降旨询问，伊更不敢捏饰干咎，所奏自系实情”【106】。但巡盐御史参与地方事务终属“暂行代办”，地方事务的处理仍为方面官员不可推卸的职责，不可因盐政官员的参与而观望推诿【107】。
职掌之外，长芦巡盐御史仍被临时委以特殊事务。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五月，以长芦巡盐御史“征瑞驻扎天津，距海口较近”，又“系内务府人员，于供应外藩差使较为熟悉”，且“盐政职系钦差”，遂任命其接待来华英国使团，“所有料理英吉利贡船一事，著专交与征瑞承办”【108】。
（三）督理与考核
清代，巡盐御史制度日臻完善，各种规定详明。如巡盐御史之回避。顺治十五年（1658年），规定巡盐不再差原籍，并已经巡按过地方俱应回避【109】。又如巡盐御史之就任与出巡。康熙十二年（1673年），令巡盐御史就任，家人不许额外多带；到任之后亦不许诸人妄行出入衙署。凡有过往亲朋、官长往来交际，概行停止；至出巡，必单骑就道，不许私带家人巡盐【110】。再如与商人交往。“商人系伊统辖，凡属官事干涉，只应于公所传唤。其行走酬答，则于形迹未便”，如果“彼此交结，必重治其罪”【111】。
巡盐御史受督抚监督。如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规定巡盐御史事竣即行复命，如有“沿途骚扰、绕道妄行，或公务已毕、仍逗留地方借端生事，或将所带笔帖式、拨什库等、私自遣往他处”等行为，著令督抚监督纠劾【112】。
巡盐御史的考满年限为一年。康熙六年，规定遇闰之年，连闰在任，十三月算一年，差满考核【113】。
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令巡盐御史建立档册，自出都及入境，一应条陈、举劾、勘报等事，按日登记，以凭考核【114】。其考核亦以盐课为重要标准。如顺治八年，覆准巡盐御史盐课欠不及一分者罚俸一年，欠一分以上者降俸二级，欠二分以上者降职一级，欠三分以上者降职二级，皆留任；欠四分以上者降三级，欠五分以上者降四级，欠六分以上者降五级，皆调用；欠七分以上者革职【115】。康熈三年、十四年，先后重申此制【116】。又如顺治十八年，上谕：盐课钱粮关系军国急需，内外大小官员、势豪之家多有贸易贩盐，倚势不纳课银，巡视盐课官员有不畏势力、不徇情面，尽心催征者，即能多得课银，其畏势徇情者即致课银亏欠。以后管盐各官多得课银者，著以称职从优议叙；其畏势徇情课额亏欠者，以溺职从重治罪。其官员贸易、倚势漏课等情弊，该管官务须严加稽察参奏，本、主并行重处，巡盐等官如仍前徇隐，定行一并从重治罪不饶。再如康熙十六年，吏部覆准：巡盐御史如有不病商民，查出盐务隐匿情弊，多得课银，以济国赋者，从优议叙。
（四）随从人役
巡盐御史之额设随从人役为五十五人，其中经制书吏五名、经制承差十二名、本房一名、门子二名、皂隶十名、伞扇夫二名、轿夫八名、军牢四名、夜役四名、铺兵二名、听差一名、灯笼夫二名、鞭子手二名【117】。
但其实际数额往往不止于此【118】。如嘉庆八年（1803年），玉庆（满洲镶蓝旗人）被任命为长芦巡盐御史后，其亲友推荐之长随【119】多达一百余人。嘉庆帝得知后，并令其选择“尚小心、诚朴，并知有根底者”，酌留一二十人，以供使令，其余“概行驱逐，毋许收留”【120】。由此大体可见其时随从人役超编的状况。
（五）薪俸
顺治四年，议定巡盐御史岁支薪银三十六两，蔬菜、烛炭银一百八十两，心红纸张银三百六十两，均由其所属在京衙门内支领。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令满、汉御史每月给公费银四两，支粳米半斛，跟随人役各四名，每名月支粟米半斛；笔帖式每员月支公费银二两，粳米半斛，跟随人役各二名，每名月支粟米半斛。所支银两从盐课内拨给，米移谘巡抚，于该地方衙门仓内支领。十四年，裁减薪俸，其中，心红纸张银裁半，公费银全裁，粳、粟米只给发御史及四名跟随人役，每年共支粳米三石，粟米十二石。十七年，全裁心红纸张银，并停止发放粳、粟米【121】。
巡盐御史额支养廉银二万两。后节次拨减：雍正六年（1728年），奏拨岁修天津水师营城堡银三百两（由天津县请领）；乾隆十四年（1749年），奉裁归公解交内务府银五千两；乾隆三十六年，奏明节省办公银一万一千七百两，实岁支养廉银三千两【122】。
二、长芦都转运盐使司【123】的日益成熟和完备
（一）机构设置及职掌
清初，长芦运司的机构设置一如明制【124】。后随盐业形势的转变，清政府对其进行了调整。如添设蓟永分司，由青州分司析出部分盐场归其辖理；又如盐场盐课司继续减少，从二十场减为十六场，再减为十场，最终仅余八场。
运司官员设有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管盐法道运使【125】一人。其佐有：天津分司运同一人，沧州分司运判一人【126】，蓟永分司运判一人。其属有：经历司经历、知事各一人；广积库大使一人；小直沽批验所、长芦批验所各大使一人；盐课司大使十人，后随裁场更为八人【127】。官员品秩与明代大致相同，惟有各大使品秩提高。雍正六年，因各大使俱系未入流，职分卑微，不足以弹压商灶，遂改定为正八品【128】。此外，清代添加长芦运司试用人员学习行走，以一年为期，期满后按名分班需次题补实缺，其未补实缺之前，听候巡盐御史、盐运司运使等官员随时差委【129】。
运使统理长芦所属盐场及芦盐所行之一百七十五州、县、营、卫盐务，并听命于巡盐御史及兼理盐政之督抚。运使的具体职掌通过乾隆三十年四月所颁敕文可约略看出。其文曰：“兹以盐赋国计攸关，亟须清理，命尔以道臣体统行事。务要约束衙门官吏胥役，俾恪遵法纪，无致作弊生事，扰害商民。监司本源既正，方可表率僚属，用循职业。尔宜招集商人，征核正课、应行引目，务立简明则例，以示绥怀，仍严察场灶户丁，稽核派销斤引，饬捕役以缉私盐，省虚费以速征纳，剔侵蠹以疏积壅。察照近日户部复议盐政逐款举行。凡行盐地方、该管州县悉听管理，所属各官如有贪污溺职、纵役侵渔，应审问者先行审问，应劾奏者呈报巡盐御史劾奏。敕中开载未尽事宜，有应斟酌损益，裕国便商者，呈报巡盐御史商榷妥当，具奏施行”【130】。整理归纳，主要有三：一，约束、举劾下属及所辖官员、衙役；二，催督盐课，抚恤盐商、灶户；三，缉私。除盐务外，长芦运司还间或承办其他任务。如康熙十八年十月，“因铜少以致钱贵”，令长芦等处盐运司措办铜务，招商买铜解送【131】。
经历司经历掌领解京部河工饷课，兼管京盐张湾引目循环单照，运使、运同事务无分大小，多委其办理。知事职掌与经历略同，管理京盐张湾循环单照，稽查天津公口岸之囤积转贩情弊，按月折报。广积库专贮正、杂项盐课，凡场大使征解、商人按引输纳银两，悉入库。库大使掌平兑、收放各项饷课，经管印信、锁钥，钱粮按月报盐政查核。
（1）机构移驻
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移驻天津的时间史载不一，较为混乱。如（嘉庆）《长芦盐法志》一书，即自相矛盾，前后不同卷目记载有异。其他诸如方志、盐法志等史籍各持己说。因史籍记载不一，现代论著在谈及此问题时亦说法各异，有的甚至将此与巡盐御史移驻天津的时间相混淆。就笔者之所见，关于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移驻天津的时间，说法有三，分别为：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十四年（1685年）。
首先，康熙十二年说。此说只见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七十八辑）《天津老城忆旧》一文中，其言：“长芦盐运使司衙门，也称盐道衙门，原设沧州，康熙十二年移天津，在钟鼓楼大街东”【132】。
其次，持康熙十六年说之史籍有七。（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五，“公署”中记载：“长芦盐运使司衙署，向在沧州新城内西南隅，临南熏门，左倚察院，右接运判衙署。康熙十六年，因商人告运居北所者众，督催引课道远非便，遂移至天津，赁民房以居”；（乾隆）《天津县志》卷七，“城池公署志”与（乾隆）《天津府志》卷七，“城池公署志·公署”记载相同，均为：“长芦盐运使司公署，向在沧州新城内西南隅，临南薰门，左倚察院，右接运判署。康熙十六年，因告运商人居北者众，运司隶沧州，未便督催引课，遂移至天津，赁民房以居”；（乾隆）《沧州志》卷二，“建置·公署”记载：“长芦运使署，在州治西南迎薰门内。康熙十六年，运使移署天津。久废”；（嘉庆）《长芦盐法志》卷十九“营建”与卷二十“图识·盐运使司公署图识”分别记载为：“长芦盐运使司衙署向在沧州新城内西南隅，临南熏门，左倚察院，右接运判衙署。康熙十六年，因商人告运居北所者众，督催引课道远非便，遂移至天津，赁民房以居”；“自康熙十六年，因商人多隶北所，天津督催引课为便，遂移驻天津，僦民房以居”；（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三十二，“盐法”部分记为：“其都转盐运使，自明至国朝原驻沧州，因即州治本宋长芦镇为名。康熙十六年，移驻天津”；（民国）《天津县新志》卷十七之一，“职官一·右驻城官”记载为：“康熙十六年，长芦盐运使司盐运使、经历、知事、广积库大使，自沧州同移天津。”引用此种说法之现代著述如《天津通鉴》、《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
再次，康熙二十四年说。（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五，“户部·盐法”中记载：“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管盐法道，运使专理（原驻沧州，康熙二十四年移驻天津）”；（嘉庆）《长芦盐法志》卷十三，“职官上·官制”中记载：“长芦都转盐运使司管盐法道，运使专理。康熙二十四年移驻天津”；（民国）《盐法通志》卷十五，“职官三·官制三”中称：“清初，定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管盐法道。原驻沧州，康熙二十四年移驻天津”。现代相关论著采引此说者颇多，论文如：孟庆斌《长芦盐业史述略》、徐景星《长芦盐务与天津盐商》、叶秀云《清代长芦盐运使司及其所属机构》；著作方面如：《天津简史》、《天津古史寻绎》，并且二者亦均将长芦巡盐御史移驻天津时间记为康熙十六年，当是张冠李戴之误。
上述三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出现较晚，缺乏史源，且为孤证，可以断定为误记。其余两种说法时间相差跨度大，达八年之久，且均有一定史籍相佐证。然而，（嘉庆）《长芦盐法志》卷十五“奏疏”部分所收巡盐御史刘安国（沈阳人，荫生）一疏可为此谜题解开答案。康熙十八年，巡盐御史刘安国上疏题请复设沧州分司。其疏文内称：“沧州分司向系运判之印，无分司字样，原与运司一同驻扎沧州。今自沧州城垣坍坏以来，运司岁征四十余万引课，钱粮关系綦重，至今运司见驻天津，惟存运判独驻沧州”。刘安国为当时之巡盐御史，对长芦盐务应有相对详细了解，而运司移驻又属大事，其不可能不知情，故其疏文所称当为确实。由此，长芦都转运盐使司之移驻天津当在康熙十六年。此外，排除史籍记载之前后传抄、转载因素，十六年说最早出现于（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而二十四年说则最早出现于（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较早及为数较多的历史记载的支持，此为十六年说的又一证明。
然而，始著于“康熙十九年之七月，成于二十一年之四月”的（康熙）《畿辅通志》卷八“公署”部分记载：“长芦盐运使司（在河间府沧州）”，似乎表明至早在康熙十九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尚未移驻天津。但事实并非如此。康熙十六年，运司虽移驻天津，但公署尚未筹建，只是赁民房以居。至二十七年，运使任玑及商人共捐银买天津城内鼓楼东街民人班铎之宅，进行改建，方有公署。因而康熙二十七年之前，称运司公署在河间府沧州，亦不算错。
长芦运司移驻天津后，其所属内部机构经历司、广积库亦随之移驻天津。至此，除沧州分司外，长芦盐业的中高层管理机构全部移驻天津。
长芦盐业管理机构机构相继移驻天津的原因盖有如下几点：第一，天津盐业自身的发展。由于明末清初天津盐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大规模推广改煎为晒，生产效率提高，产量增多（参考本书第三章），尤以“芦台产盐最盛，天津长芦岁销部引居三之一”【133】。
第二，天津地理位置优越，位于运河沿岸，众水归流，又临渤海，地当冲要，便捷的交通与由此带来的低廉运费为芦盐转运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天津渐成芦盐转运中心（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第三，天津一带私盐问题颇重。由于私盐对盐业系统的正常运行及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并直接关乎国课征收，因而统治者尤为重视。天津地处海滨，逼近场灶，私煎私贩者多（参见本书第五章）。
第四，沧州分司所属地方盐业的衰颓。其衰颓的重要表现即盐课司锐减，由最初设置之十二场至雍正十年（1732年）仅剩二场。由于南场运道阻塞，盐运多由陆路，“脚价视盐价不啻三倍，故中引商人皆愿领价告买补于北场。灶丁煎盐，弃置不用”【134】，严重挫伤了灶丁的生产积极性，致使灶丁纷纷改从他业，惟剩“一二近河者仍其旧业，余皆改事农商，纳折色于运司，以给商人矣”【135】。
管理机构的移驻适应了长芦盐业发展的新局势，对提出、制定相对更为合理的举措大有裨益；并且移驻使得盐官可以兼管更多的事务，提高效率，如巡盐御史移驻后兼管天津关税务，青州分司移驻后兼管征收盐坨地租等。此外，对天津盐业以及天津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也均产生一定影响。
其影响主要通过两方面实施：一为机构设置本身带来的效应；一为机构人员，即盐业官员的作用。
就机构设置而言。例如，诸多盐业管理机构同驻天津，使得盐商省却了奔波异地办盐纳课之烦累，从而吸引了众多芦商汇聚天津。众商为行盐之便，于运使驻地附近建立通纲商人公所，大大提高了盐业系统的运作效率。再如，盐业管理机构的驻扎，使得“盐属官吏遂环拱近列津城，而商之输课、挽运亦无不栉比而居也”【136】，盐业官员、芦商齐聚天津，其随从人役、仆从家口亦追随而至，加之官员、芦商的辐射作用，文人墨客相继而来，天津人口逐渐增多。人口增多，消费亦多，且官员、芦商的消费水平与平民百姓不可同日而语，从而丰富了天津的消费层次，拉动了天津的经济发展。此外，通过沧州在机构驻扎前后的变化，亦可从侧面认识机构驻扎对于城市经济的影响。“当长芦运使驻节之时，鹾商群集于此，文绣膏粱，纷华奢丽，商业繁荣，非他处所及”【137】，然而自康熙十六年（1677年），长芦运司移驻天津后，已渐不如前，及至咸丰三年后，“仕宦散居各乡治，城之经商者顿形冷落矣”【138】。
驻津盐业官员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如雍正三年，天津升直隶州即为巡盐御史莽鹄立所题请。其他诸如天津城市建设、文教事业、慈善事业等方面，驻津盐业官员均有一定贡献。因后文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2）青州分司的变迁
雍正十年，由于青州分司所辖济民、芦台、越支、石碑、归化五场远距分司驻地数百里，道路窎远，运同艰于亲往掣挚，不能随时查验，所以，为防范私盐起见，经巡盐御史鄂礼（满洲正蓝旗人）奏准，移天津府盐捕通判驻五场适中之越支场，专司盐务，如秤掣商盐，巡查盐坨，约束场员及灶户等，并给蓟永掣挚通判关防【139】。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运使秦鑅（字礼堂，江苏金匮人，举人）以蓟永掣摰通判既属盐官，而核转仍归青州分司，在运同仍不免鞭长莫及，而在该通判亦徒有约束之名而无督率之责，遂请将之改为蓟永分司通判，将附近之越支、济民、石碑、归化四场一切滩坨、灶课等事俱归其管理。次年，改蓟永掣挚通判为蓟永分司运判，驻越支场【140】。蓟永分司的设立，使得青州分司所领盐场减少，所辖范围缩小。
乾隆四十六年，巡盐御史伊龄阿（满洲镶黄旗人）奏称：青州分司驻扎天津，却名为青州，无所取义，又山东本有青州，易于含混。鉴于青州分司所辖四场俱在天津境内，宜将之改名为天津分司，以昭信守。遂从其议，改青州分司为天津分司，换给印信关防【141】。
天津分司辖兴国、富国、丰财、芦台四场。其职掌与明代大体相似，如承催灶课；验商人告运支单、引目，并转发相应盐场；给发商人船票，令赴场支盐等。康熙元年（1662年），又令其负责收征天津东门外盐坨地租及白盐场地租。
道光十二年（1832年），裁撤沧州分司，其相应事务归天津分司运同兼管。于是，天津分司移驻沧州【142】。
（3）小直沽批验所
清代，小直沽盐引批验所大使掌验引目截角，缴验支单，称掣天津坨盐，承办皇船坞，经征皇盐厂地租银两，并启闭官坨，时其出入。
（4）盐课司
清代，天津盐场盐课司继续减少。康熙十八年，厚财场并入兴国场。道光十一年，裁富国场大使，丁课归由天津、静海、武清、宝坻、沧州、南皮、盐山、庆云、青县、乐陵、宁津、宁河十二州县兼管【143】。十二年，裁兴国场盐课司大使，丁课归由丰财场兼管【144】。由是，天津仅剩丰财、芦台二盐场盐课司。
盐课司驻地多有变动，且多无固定衙署。如：兴国场盐课司初在静海县咸水沽，有公署，后被水，移天津县高家庄，赁居天津民房，无定署；富国场盐课司初在静海县咸水沽，后移驻天津，无公署，赁居民房；芦台场盐课司公署旧在宁河县芦台镇，后移宁河县寨上庄。惟丰财场盐课司驻天津县葛沽未变。
盐课司大使的职掌与明代基本相同，负责一场之政令。而需要加以关注的是，由于盐场与地方纵横交错，灶户与民户杂居，盐场官员与地方官员难免出现权力交叠。为避免官员之间的冲突或推诿，因而就一些案件的处理，清代对盐课司大使与地方官的职责有明确划分。
初，凡商灶有事关盐法者，如催征、折价，稽查火伏、亭场、草荡，缉私等争讼事件，令场大使就近处理，自行完结。惟命盗、赌博、奸拐、匪窃、斗殴、打降、私宰、私铸以及海洋商渔、透漏米盐一应案件，及民灶互控之案，俱归地方官查办，场官不得干预。后来场灶多有赌博、奸匪、斗殴等事，但因地方官距场辽远，不能及时处理，以致作奸犯科酿成大案。于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二月，经两淮盐政吉庆条奏，刑部议准，令嗣后此类案件准盐场大使先行申禁约束，一有干犯，立即就近查拿，移送地方官审理，并将拿送情由报明运使查核【145】。
（二）运司官员的选任
清代对运司官员的选任及去向均有明确规定。如运使由知府选任，升各省按察使；经历由外县县丞、布政司库大使、盐课司大使、批验所大使、运仓大使选任，升外县知县、布政司经历、布政司理问、州同、盐课司大使；知事由县主簿选任，升按察司知事、外府经历、外县县丞；运同由顺天府治中、奉天府治中府同知、直隶州知州、运副、盐课司提举选任，升各省知府；运判由兵马司副指挥、京府经历、汉军八品笔帖式、按察司经历、州判选任，升光禄寺署正、兵马司指挥、知州、运副、盐课司提举、外府通判；盐引批验所大使由举人候选知县拣补，升兵马司副指挥、京县县丞、外县知县、按察司经历、盐运司经历、州判【146】。
由于盐仓库及盐课司大使一职职微任重，故清政府对其选任颇为谨慎，争议也较多。初，盐课司大使由吏员担任。雍正六年（1728年），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字永锡，满洲正白旗人）等以大使甚难得人，奏请拣选。吏部题准于候选知县、州同、州判、县丞内挑选身家殷实者，并取具京官印结，拣选任用；此外，有本省及他省人员才可办事，身家殷实者，许其于该管衙门具呈，该督抚、盐政拣选具题；如督抚、盐政有确知灼见之人，亦令具题，调取到省，详悉比较，酌量题补。并令嗣后照此例行【147】。七年，再次强调盐课大使必须身家殷实之人方可充任，以免“累商剥民及侵帑误工等弊”【148】。八年，因捐纳之监生亦在拣选之内，且有贿赂同乡京官，以求出结者。遂令嗣后盐课大使之缺只准于候补、候选人员内拣选引见，不必用捐纳职衔之人。倘或人员不敷，令各部堂官及国子监祭酒等，于在部学习之人及留京之拔贡生中，选择为人谨慎、有身家可以办事者，保送吏部，以备拣选【149】。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四川道监察御史褚泰（顺天宛平人，康熈五十年举人）奏称：“取具身家殷实、印结，原为整饬盐务，慎重钱粮起见，奉行日久，渐滋弊端”【150】，如出结之员冒滥徇私，计地取值，视为居奇，取结之员营求请托。遂停止取结拣选，令嗣后各省场员、库大使，除本班候补人员外；如有举人候选知县而情愿改任者，令其报明改任；恩拔副榜贡生考授州同、州判、县丞职衔，已取具赴选文结到部，并曾经该督抚验看咨明者，亦准一体呈改。历俸五年，盐政会同督抚考评、保题以应得之缺，分班选用，余皆一体较俸升转【151】。
（三）薪俸
顺治四年（1647年），定运司官员薪、俸等额数。其具体项目、数额。十三年，裁运使、同知、判官之柴薪、蔬菜、烛炭银。此后又经康熙七年（1668年）及十四年节次裁汰，三官所支仅剩俸银与养廉银两项。【152】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运司官员的心红纸张等银被裁革，但并不意味着此部分银两停止向灶户征收，其仍作为灶课继续征解，只不过不再给发运司官员，而是移作他用。
长芦运司各官俸银，除蓟永分司运判由天津县地丁银项内解支外，其他均由灶课银内支给。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蓟永分司设立较晚，且由天津府盐捕通判改成。此与下述蓟永分司属吏役工食等银的支给单位与众不同相一致。
运使、运同的养廉银均由各商完课及引盐过关时交纳【153】。运使额支养廉银一万两，后因其“责任不过稽查钱粮出入”，并无多办事件，且“尚不如各道员，有刑名地方等事”，然而其所得养廉款项反数倍于各道员，“殊为未协”【154】，于是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五年相继裁减，实岁支养廉银四千两。被裁减银两或上缴内务府，或拨给其他官员。其中解内务府银四千六百两，拨给各场大使养廉银一千四百两，捐给磁州教职等官俸银一两六钱七分【155】。运同额支养廉银五千两，雍正十二年（1734年），拨给各场大使共七百两，乾隆十二年，奉裁归公二千三百两【156】。实岁支两千两。
各盐场盐课司大使初无养廉银，其需用“俱取足于火耗”【157】。雍正间，针对吏治腐败，地方火耗任意增加，人民负担沉重的情况，实行耗羡归公，改发官员养廉银。十一年，运使彭家屏（字乐君，河南夏邑人，康熙六十年进士）亲历各场访查，令场官征收课银每两只许加耗银一钱五分，违禁私增者按律参治。各盐场根据其官缺之要、简，确定养廉银额数，给发三百两、二百两不等。除丰财场大使养廉银在商人领引运盐交课时支收外，其他八场均由运使、运同养廉银内拨给【158】。
乾隆四年（1739年），因盐课司、批验所、广积库大使已奉旨由未入流改升为正八品，巡盐御史官达（满洲人）遂疏请按品级相应增加其俸银与吏役数额。于是规定自是年六月初七日始，每员岁给俸银四十两。其所增之二十两四钱八分，令于已裁盐课司大使之缺俸粮等银内拨留支给【159】。
乾隆二年，经巡盐御史官达议定，月给试用人员薪水银四两。七年九月，裁罢【160】。
经过历年的调整，至嘉庆时期。
清初，长芦运司大小官员间的薪俸差别较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经雍正、乾隆时期的调整，高层官员的待遇降低，低下层官员的待遇上升。此举一方面有利于澄清吏治，改善、加强盐业的基层管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灶户、盐商的负担，从而维护盐业生产、销售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使得官员薪俸渐趋合理化，有助于盐业管理机构的内部和谐。
（四）吏役
长芦运司大小官员共十九名，而额设吏役总数多达三百三十九名，是其十七倍还多。运司吏役“俱系遵例召募”【161】，但并非符合常规吏役招募标准者都可应征充任。为防滋生弊病，顺治十三年（1656年），特别规定盐政衙门吏役不许盐商充任。十七年，又禁止灶丁充当【162】。
吏役工食等银的给发标准不同。负责同类事务但分属不同衙门，或者同一衙门内工作类别不同之吏役，其工食银两数额有一定差异。
此外，吏役工食等银的支给单位也不尽相同。由于蓟永分司运判设置较晚，且由天津府盐捕通判改置，故其所配吏役工食等银由天津县、束鹿县、蠡县按季批解支给，而其他衙门所属吏役的工食、纸张银两均从商人所缴领费银、告费银二项下支给【163】。
综上所述，明清天津盐业管理机构体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机构设置较为稳定，官员设置较为合理，并且具有一定灵活性，随时宜进行调整。这主要表现在盐场盐课司的裁减及长芦运司等机构的移驻。
第二，由明至清日渐成熟和完备。如机构礼制的健全方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青州分司同知行（疑为“邢”）有任奏请规范运司同知、判官与经历等官之间的往来礼仪，其疏言道：运同、运判与运司衙门首领官之间的往来向未有一定礼仪。前据运使秦鑅核照乾隆三十五年礼部札覆，运司与运同、运判应照司道与府厅相见之例，文移亦同，饬遵在案。而经历、知事、库官系运司首领官，与运同、运判并无统辖，虽然旧志有“运司、分司事务无大小，悉委用之”一语，但不过缘旧习相沿，并未分析清楚。请按照两司首领官与府厅相见之例，画一遵行，其文移往来亦同。后经总督、巡盐御史批准、遵行【164】。此外，其他盐官之间、盐官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往来文书规制渐有详细规定，不再一一叙述【165】。
第三，无论机构、官员的设置还是变迁，政府之初衷均在于保证盐课的征收，从而保障财政收入。而此对盐业管理无疑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部分官员贪图个人利益，为向朝廷邀功请赏、加官晋爵，片面追求盐课，无视其他，出现病民害商之处。如明嘉靖间鄢懋卿巡盐时，“欲以增额为功，请加至百万，征不足则括郡县赎锾，及剥商人余赀足之，商人多破产，怨嗟载道”【166】。
第四，伴随天津盐业自身的发展，与长芦盐业中地位的日趋重要，统治者对其重视程度提高，并将管理机构相继移驻天津，从而使得天津盐业管理机构数量增多，分量加重，并最终取代河北沧州，成为长芦盐业的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