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具备优越的海盐生产条件。首先，其东滨渤海，拥有丰富的盐业资源；其次，其地势平坦，海浸、海潮倒灌现象时有发生；再次，气候适宜，蒸发量大于降水量，三方面因素使得天津地方的土壤含卤量较高，从而易于煎煮成盐，为盐业生产提供了前提【1】。
早在汉代时，天津地区的盐业生产既已具备一定规模，成为政府特定的盐产区之一，并有专门的盐官进行管理。但直至唐代，天津盐业在史籍中间隐间显，发展脉络不甚清晰。五代、辽、宋、金时期，由于北方政局相对不稳，政权对峙、袭替，各政权为增强实力，维护其统治地位，对其辖境内可创造巨大财富的盐业均很重视，天津盐业借此获得了初步发展，并直接推动了宝坻等城镇的诞生。元代，统治者尤为重视盐课，史称：“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2】，在此背景下，天津地域的盐业潜力得以全面展现，并最终形成了明清时期天津盐业的格局。
<h2>第一节 唐代及以前天津地区的盐业状况
有关华北地区盐业状况的历史记载出现较早。如《周礼·地官·职方氏》记有：“幽州，其利鱼、盐”【3】；又如《史记》载有：秦时，“上谷至辽东”一带有“鱼、盐、枣、栗之饶”【4】。但由于行政区域尚未细化的关系，天津地区的盐业状况不可详知。
汉代，天津地区的盐业在史籍中初露头角。武帝时，由于军事连连，政府财用不给，而冶铁与煮盐虽“财或累万金”，但却“不佐国家之急”。于是，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上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原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5】。遂从其议，推行盐专卖。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上平准书，“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6】。朱廷立《盐政志》称之为“置盐官专理盐税之始”【7】。据统计，西汉至王莽新政权时期，共在全国产盐集中之三十六地设置盐官【8】，其中包括渔阳郡之泉州（位于今天津武清东南）与勃海郡之章武（兼有今天津、沧州等地）。盐官之设表明当时天津地区的盐业生产已具备一定规模，从而进入统治者视线，引起其重视。然而，西汉末年，天津地区发生毁灭性水灾，“经济文化全面陷落”【9】，盐业生产亦被中断。
公元534年，东魏由洛阳迁都于邺（今河南安阳县境内）。其后，于沧、瀛、幽、青四州置灶，使当地居民“傍海煮盐”【10】。其中，沧州置一千四百八十四灶，瀛州置四百五十二灶，幽州置一百八十灶，青州置五百四十六灶，又于邯郸置四灶，共计两千六百六十六灶，年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11】。由此，“军国所资，得以周赡”【12】。
唐代《括地志》记载了其时天津咸水沽地方的盐业生产状况：“自勃海至平原，其间滨海煮盐之处，土人多谓之豆子”。【13】至开元中，“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每屯有丁有兵，岁得盐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14】。安史之乱后，天津地区为河朔三镇占据，盐利亦归其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