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的转运与销售是盐业生产得以继续、政府盐课收入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故有“盐之利病，在转运之通塞”【1】、盐业“枢纽在转运，归墟在岸销”【2】等种种说法。天津盐业的运销在芦盐运销中占有很大比重。津盐运销过程中，盐商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明万历间改行“纲法”【3】以后，盐业的运销由政府特许之商人经营，使得盐商渐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中，业盐长芦之商多寓居天津。清初，天津在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渐成为长芦盐业的转运中心。
<h2>第一节 运销情况
为维护专卖制度，保障边防供给及财政收入，明清政府均对盐业运销予以高度关注，实行了严密管理，如不仅制定了盐业销售的固定流程，还划分了特定的销售区域，规定了各地销售的具体额数与方式等。对天津盐业的运销而言，亦是如此，并且，随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各项政策均相应有所调整。
一、运销流程
明清时期，天津盐业的运销流程与各盐产区相同，均可大致分为：支领盐引、入场配盐、称掣盐斤、运载销卖、缴销残引五步。
（一）支领盐引
盐引之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渐趋完备，其“肇于宋，具体于元，详于明，迄清而大备”【4】。
明清时期，“官商运盐，领引为先”【5】，支领盐引为盐业运销的第一步。盐引由户部颁给，为商人行盐、纳课的凭证和依据，伴随食盐运销的全过程，如“受盐于场，掣盐于批验所，转运于应行府州县，皆按引以知其数；输赋于运使盐道，上计于盐政，皆积引以定其算。岁周则收已行之引截角送部，以待稽核，更颁新引”【6】。盐、引不许相离，如果盐无引而出场，或虽有引而盐、引二数不合，则“法必随之”【7】，论以私盐罪。盐引上多标注有行盐禁令、引额、行盐地方等信息，一方面时刻提醒商人循制行盐，勿犯法规；另一方面便于政府督察，核对引、盐数目是否相符。兹摘录（嘉庆）《长芦盐法志》所载盐引样式以见一斑。
盐引式【8】
户部为盐法事，山东清吏司案呈，照得长芦盐法题准各项事例，已经通行遵奉讫，所有引目，除有犯私盐分别治罪各条，毋许轻纵另文申饬外，其题定盐斤、缴引二款，并行盐地方，合行开列，铸造铜版，印刷给付客商收执照盐前去发卖，施行。须至引者。
一，长芦运司，凡客商卖盐，每引行盐三百斤。直隶盐，加包索耗盐十斤；河南盐，加包索耗盐十五斤。给半印引目，每引完纳引价，随即给引支盐。
一，凡客商兴贩盐货，不许盐引相离，违者同私盐追断。如卖盐毕，十日内不缴退引者，笞四十，将旧引影射盐货，同私盐论罪，伪造者处斩。
一，行盐地方。直隶顺天府、永平府、保定府、河间府、天津府、正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遵化州、冀州、赵州、深州、定州、宣化府属之延庆一州、易州并所属之涞水县；河南开封府、怀庆府、彰德府、陈州府、仪封厅、卫辉府属之汲县、淇县、延津县、滑县、浚县、封邱县、获嘉县、辉县、新乡县、南阳府属之舞阳一县、许州并所属之临颖、郾城、长葛三县。
右引给客商（某）收执照盐准此
嘉庆（某）年（某）月（某）日
部（押）
1.明代
明代，为防止相关官员借盐引谋私利等弊病的滋生，令南京户科委给事中一员收掌盐引铜板（其中长芦运司两片）、纸料，督率人匠印刷；印毕，由户部委主事一员赴科领出，督匠编号、用印，收候各运司关领【9】。
天津所属长芦盐区关领引目的时间为每年五月。运司运使详禀巡盐御史后，派委场官及盐商各一名，赴南京户部关引。户部以每十引为一封，交委员领回运司后验发【10】。
开中法时期，商人报中输纳后方能得到盐引。长芦运司的中盐边镇为宣府、大同与蓟州三镇。其中，宣府设仓廒五十二处，大同置十八处，蓟州有十一处。盐商赴各边镇报中盐引，于上述八十一处仓口上纳米、麦、豆、粟、草束等，由仓场出给仓钞、场钞【11】，并将收过粮草数目申报该镇管粮郎中，再由其填写勘合，包括商名、所纳粮数及该支引盐数目等。商人持仓钞、勘合赴运司，经官员对比底簿，检验核实，发给盐引，听其支运盐货【12】。
2.清代
每年岁终，先是由直隶总督、长芦巡盐御史差委官役，赴户部呈告请领盐引及具体数额，再由户部按其请领数额印刷、给发。
盐引印刷方面。顺治元年（1644年），令户部宝泉局刊铸铜板，刷印盐引【13】。此后，数次重铸盐引新板。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重铸盐引铜板六十四块，其中长芦十一块【14】；六十一年，令照旧式铸造新板，其模糊旧板交回销毁；乾隆六年（1741年）、十三年，两次铸换盐引新板；嘉庆九年（1804年），户部颁示新引式样，令俟题换铜板之日进行改铸。重铸盐引铜板的原因当有两点：（1）由于刷印盐引次数过多，致使板面磨损，如继续使用，则极易使所印盐引模糊不清，从而给奸徒以可乘之机，如伪造盐引、影射使用等，给盐业监管带来不便【15】；（2）政府对盐业政策进行了调整，使得铜板所刻内容与实际不符，如引额多寡、行盐地方的变更等，为防止管理出现混乱，改铸势在必行。
清初，由于长芦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其盐引的关领与他处不同。集中表现在领引人员与领引纳课的次序两方面。如顺治元年规定：两淮、两浙等运司因距京师“远数千里”【16】，如纳课后颁引则唯恐延误次年的盐课办纳，故令依照上年办纳数目，先将盐引发至运司，尔后纳课；而长芦则以“密迩京师”【17】，令引存户部，各商赴部先纳课银，再行领引，以求“引无虚发，课易催征”【18】。但是，此种方式对芦商多有不便，徒添“守候、跋涉之苦”【19】。十五年，户部改将长芦盐引先发至运司，结果由于“运司胥役发引多循情面”【20】，致使部分“商棍领引”【21】，皆争先求售，甚至减价而卖，任意花销，造成盐贱引壅，逋课甚多。鉴于此，是年仍令盐引归部。十六年，经长芦巡盐御史田六善题准，长芦照两淮、两浙例，仍先发引目，后征课银。十七年，科臣蒋允修因引先发而课后追，逋欠愈多，奏请仍旧令盐商先赴部纳课，按银给引。康熙三年七月，因两淮、两浙、山东三运司俱先发引运司，后解课银，只有长芦先课后引，与各运司有异，遂令自康熙四年为始，行画一之法，发运司转给，永为定例【22】。
天津属长芦盐区支领盐引的具体办法为：每年长芦巡盐御史赴任出京之前，由运司差派管引经承赴京，候巡盐御史出具印领，赴户部山东司领取。盐引领回后，由经承将之收贮运司架阁库，待商领运【23】。
（二）入场支盐
明代开中时期，商人须持盐引及运司所开单贴，经青州分司验实印封，并倒文转发盐场后，方可支盐。其方式主要有守支、兑支、配支、预行开中及常股存积等【24】。商人支毕，由场官检验、将盐引截角后出场【25】。
清代，各商领引后先赴小直沽批验所，截去盐引右边第二角，封固；再持引具申运司，截去右边第一角，并于左边第二角钤盖印信。同时，运司出具由巡盐御史印发的支单【26】，付商入场支盐。支单为盐商配盐阶段专用凭据，内开写商名、派支场分、支盐数量及入场、出场时限等。此外，仍给盐商船票，以作赴场支盐之用。兹摘引清代“买盐支单”及“余盐支单”的样式，以见一斑。
买盐支单
（某）字（某）号
长芦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为严饬行盐规则事按奉前宪牌行，该商领引派支，比照验单式样，另备支单，内开某商派支某场盐若干，限以入场、出场月日，造册送院印发，给商入场支盐，毋逾时日。务取支单缴查，逾时不缴，引目铳毁等因。今蒙院宪吉，廉访得商不赴场，单无引数，影射囤贩，一切诸弊，本司酌定规条，详蒙批准各在案。兹据该商请单赴场中盐，相应出给支单，为此单给商人（某）遵照，赍赴分司衙门挂号，请领船票，照后开引数，前赴（某）场买运（某）盐（若干）包，限（某）日入场买运，（某）日出场运坨，该大使于单内注明出场日期。盐运到坨，此单交批验所，查无多买违限，三日内申送本司衙门察验，仍发该所，年终缴院毋违。须至支单者。
计开
商人（某）嘉庆（某）年（某）盐（若干）包，引名（某），伙计（某）
右票给商人（某）准此
嘉庆（某）年（某）月（某）日给
限（某）月（某）日缴
余盐支单
（某）字（某）号
长芦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为滩修盐足等事，案奉院宪吉批本司议详，各商请买余盐须俟春关既过，夏晒已停，先具手本声明引数，或一倍，再倍，三倍，查核场盐多寡，另发余盐支单。今据该商请领余盐支单，合行查给。为此单给商人（某），遵照持赴分司衙门挂号，照给船票，前往（某）场装（某）余盐（若干）包，限（某）日入场买运，（某）日出场运坨，该大使于单内注明出场日期，盐运到坨，此单交批验所，查无违限，三日内申送本司衙门察验，仍发该所，年终汇缴，母违。须至余盐支单者。
计开
商人（某）嘉庆（某）年（某）盐（若干）包，引名（某），伙计（某）
右票给商人（某）准此
嘉庆（某）年（某）月（某）日给
限（某）月（某）日缴
盐商凭盐引、支单赶赴规定场分，入场坨（公垣）支买盐斤。清初，商灶直接交易，自由买卖。但为保障自身利益，灶户间往往就盐斤出售达成一定共识，根据各自存盐数量，按比例公平摊卖。至嘉庆以后，芦台等场逐渐出现了专门负责联络盐商与灶户，替灶户推销、替商人批买盐斤的经纪人，俗称“发盐人”或“发海人”【27】。
商人支盐席筑成包后，由场官检验，并填注出场时间，经水路运赴天津盐坨【28】。其中，于兴国、富国、丰财三场支盐者经海河北上直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筐儿港引河挑浚后，于芦台场支盐者由芦台镇西船沽村沿罾口河、七里海、筐儿港引河南段，经塌河淀入海河赴坨。
（三）称掣盐斤
清代，天津盐坨地处天津城东门外海河东岸，有新、旧之分【29】。以石碑界之，碑以南至季家楼（位于今天津站附近）谓旧坨，贮生盐，即未称掣之盐，碑以北至盐关口（位于今金汤桥附近）谓新坨，贮熟盐，即已称掣之盐【30】。盐包到坨后储于旧坨，九引为一堆，每堆谓之一码，数十码为一垛，排列成行。盐包“累累如山”，占地数里，“一望无际”【31】，蔚为壮观。
盐商运盐堆储在坨后，赴运司告掣，并将支单上缴小直沽批验所，接受查验。其内容有两方面：1.入坨引盐数量与引目是否相同；2.是否依支单所书时限筑运。若入坨引盐数量与引目相同，即编制各商在坨引盐清册申送运使，转呈巡盐御史；盐商如过期不缴支单及出入盐场时间违限者，批验所大使指名报于巡盐御史，将引目铳毁、入官，并治以罪。
就称掣时间而言，明代初无限期，由巡盐御史酌定，以便其亲莅盐坨，督视称掣。但后来间有巡盐御史，凡遇掣盐即引嫌避事，称病推托，致使盐货壅积，商人守待经年，盐价日高，兴贩之徒射利争趋而莫之能御。嘉靖六年，长芦巡盐御史魏有本（字伯深，余姚人，正德十六年进士）陈言盐法事宜，请定称掣限期。故令淮、浙各批验所盐多者分四时掣，以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为期，长芦、山东各批验所盐少者则以春秋三月、八月为期【32】。至清初，商人星散，“尚俟招徕”【33】，故令随到随掣，一月一行。后商贾云集，频繁称掣易于堵塞水路，不仅盐运困难，对其他水上商贸往来亦不利，故改为按季称掣【34】。然而，夏季河水暴涨，冬季河水或结冰或干涸，均不利称掣与行盐，因此更为春、秋两掣，并规定“春关不得过三月，秋关不得过八月”【35】（故盐政之差期定以九月二十三日更替，旧任差满封关，以待新任【36】）。雍正以后，为便商运，随时验放，不拘春秋二关【37】。
其称掣之法为：“每掣一包过小筹一根，掣二十包过大筹一根，是为一次。委官就籖筒二十根内信手掣一籖，系第几号则称第几号包。”【38】也即：引盐二十包为一组，每包均编列号签，掣盐官二十抽一，进行称量，是为一次。“以一引轻重之数例十九引。二十引完以后照前，周而复始”【39】。盐商引盐少者几次，多者几十次。若额外多出盐斤，当即惩治。掣毕，移贮于新坨。由于天津盐坨之称掣、转贮借助舟船，故习称“水掣”（在沧州盐坨掣盐者谓“旱掣”）。
为保证称掣效果，所用砝码均由工部制造，户部校对颁发。砝码的单位及数量由称掣盐包的重量而定，故随盐包逐渐加重，砝码数量渐多。如顺治二年（1645年），负责津盐称掣的天津分司有铜质一百斤砝码二个，二十斤、十斤、五斤砝码各一个；康熙十六年，户部再次题准颁发二十五斤铜砝码一个；雍正元年（1723年），巡盐御史莽鹄立题增请每引盐增五十斤，令较制五十斤石砝码一个颁给。
（四）车载运销
除盐引外，商人运载食盐必备的“证件”还有水程及验单。水程之制沿于明代。正德十四年（1519年），巡盐御史陈克宅（字即乡，浙江余姚人，正德九年进士）疏奏称：盐非引不行，引非商无用，盐引不可以相离。但奸猾商贾卖盐已毕，不销缴盐引，往来赍执以为影射，混冒使用，致使官盐不行，新引壅滞，人不乐于报中。请于商人告掣之时，先查追掣过旧引入官，方与呈请掣放，并给与新引水程。【40】其时水程的使用方法为：先由运司备查各行盐州县运程及岁用食盐数目，开申巡盐衙门照数批行，再由运司填写水程，给与各商，令前往行盐地方发卖，至卖完之日，同引目一并缴部备查【41】。
清代，称掣完毕后，盐商先行具呈盐政衙门挂号，半印给发某字、某号水程、验单。再赴运司处，由负责官员开填引数、商名，并加盖印章。清代的“水程”和“验单”的样式如下：
钦命察院仰该府州县，凡遇商人运到引目水程之日，查验无弊，即与疏通，完曰销缴，违者参提问罪，决不轻恕。
水程式
长芦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为盐法事，案照各商运卖官盐，不许盐引相离，并给水程，坐与行盐地方，发卖完日，将引程径赴所在官司告缴。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蒙盐院宪票，奉部文，王大臣等会议，长芦见今盐斤，每包加盐五十斤，以三百斤为一包等因，奉旨钦遵在案。今将原呈钦命察院挂号用印，发来（某）字（某）号水程，本司开列引数商名，盖印付与商人（某）伙计（某），运赴地方发卖。盐包到日，该管官司将商人所执水程引目及号单，务要查对数目号名与水程印盖相同，方许发商自行货卖，或派与铺行分头发卖。务将盐尽价足，毕日该州县即将引目截去一角，同水程一并缴司，验单缴院查销，以定考成。如有留匿旧引，夹带影射，及无本司印盖水程，并无盐院发来验单，或盐斤号名不同，或越境货卖等弊，即系私盐，所在官司盘诘，呈报本司，以凭挐问，依律治罪。须至出给水程者。
计开
商人（某），告嘉庆（某）年，本名（某）引，领有引目，实收，派（某）场支运，（某）批验所蒙钦命巡按长芦等处盐政放（某）年（某）月秤掣，（某）年（某）月（某）关盐若干包，赴（某处）发卖。
右给赴运商（某）准此
嘉庆（某）年（某）月（某）日盐运使司行
定限（某）年（某）月运到告指投引并水程钦命察院仰该府州县，凡遇商人运到引目水程之日，查验无弊，即与疏通，完日销缴，违者参提问罪，决不轻恕。
验单式
钦命巡按长芦等处盐院兼管天津钞关税务为盐法事，据长芦运司呈，嘉庆（某）年（某）月内，掣过商人原纳引名（某）盐（若干）引。雍正元年九月十三日，奉户部札付王大臣会议，长芦见今盐斤每包加盐五十斤，以三百斤为一包等因，奉旨钦遵在案，今给与发下（某）字（某）号水程，前往告指（某处）发卖。今填（某）字（某）号验单，开载数目号名相同，准令自行货卖，或派与铺行分头货卖，务得盐尽价足，毕日就将引目截去一角，并水程缴运司，验单缴本院查销。所在官司倘敢抽取引牙、给票、缴引等税，淹滞盐货，与卖毕不缴退引者，俱以违法科敛论罪。须至单者。
计开
商人（某）原领嘉庆（某）年引盐（若干）包，付伙计（某）发卖
右仰（某地方官）准此
嘉庆（某）年（某）月（某）日
察院行限（某）月（某）日缴
随后是一系列的挂号手续。首先，商持水程赴天津道及天津同知衙门挂号。雍正十二年（1734年）二月，长芦巡盐御史鄂礼奏言：向缘御史札驻京师，运司、运同分驻沧、青二处，是以津盐过关，委令天津道及清军同知分别挂号。后御史与运使、运同俱驻天津，盐船过关一一查验，已属周密，而道、厅徒有挂号之虚名，并无稽查之实，不过收其公费。请自本年始，免挂号道、厅，原纳天津道、同知之公费银各两千两，仍留给以资办公，由运司征给。但经直隶总督议准，仍令商人赴天津道、厅衙门挂号验放【42】。
道、厅挂号后，商人仍须赴青州分司及小直沽批验所挂号。最后由批验所大使造册，呈送巡盐御史衙门。
商人挂号手续齐备后，将盐船齐泊盐关（位于天津城东门外，为盐船运往各地的必经之路），听候巡盐御史亲临盐关，开放船只。其间，随机抽包称掣轻重，视有无私弊【43】。
出关后，盐商分赴所认引岸（即销地）。或由北河【44】，或由淀河【45】，或由西河，或由南河【46】分运各处。其行北河运道者，沿河销盐州县就近落厂，余皆至张家湾落厂车运；行淀河运道者，沿河销盐州县就近落厂，余至保定县张青口及清苑县落厂车运；行西河运道者，沿河销盐州县就近落厂，余至衡水县之小范、任县之邢家湾、宁晋县之白沐、丁曹及邯郸等处落厂车运；行南河运道者，沿河销盐州县就近落厂，余或至大名之龙王庙、白水潭二处落厂车运。销岸为河南州县者，则由白水潭运至卫辉府及道口镇，车运渡黄，再行分运卫辉府盐厂（引盐入厂需输租，其钱归入河南钱粮，不在引课之内——笔者注）【47】。如遇运道阻塞，令盐商随时禀告运使，并详细说明改道路线及落厂地方。此举之意当在便于对盐运过程进行稽查。另外，为保证盐商顺利将盐运至引岸销售，从而保障盐课收入，规定路途如有土棍拦阻、陷害，商人可随时禀明地方官，严拿惩办【48】。
盐商运盐至规定引岸后，由各该州、县官将引目、水程、验单逐一查对，数目、号名相同者，方许自行货卖，或派与铺行发卖。如无运司印盖水程，并无盐院验单，或盐斤名号不同，或越境货卖等，即系私盐，地方官即行申报治罪【49】。
（五）缴销残引
商人将引盐卖完后，由督销州县之该管官司将引目拆封，截去左边第二角，封固，同水程一并申缴运司。经运司官吏将残引核对查明后，贮架阁库。俟一年，残引催齐，送缴户部，与掣批附卷一并存案【50】。康熙十四年（1675年），户部题准：嗣后报销残引之日，务将节年残引查明年份及已、未缴数目，尽行汇同奏销册解部【51】。行盐水程同盐引缴查，不得告改；验单申缴巡盐御史衙门查销，以定考成【52】。
综上可见，为防范私盐，保障盐课收入，明清政府对天津盐业的运销进行了严格管理，建有相对完备的监管制度，如颁发许可证、设置关卡、严限奏销等。而与此同时，也显现出程序的繁琐，如反复挂号、抽检等，给商人运盐带来不便，并增加了官员收受陋规及官商勾结、行私舞弊的几率。天津盐业运销流程的完备与繁琐并存，是明清时期盐业管理的一大特点。而形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仍在于“政目多端，要以裕课为首务”【53】。
二、销售区域
天津盐业的销售区域可分为常规与非常规两类。常规销区即各引岸，由明至清，稳步扩大；非常规销区多为代销或临时接济，仅存于清代。
（一）常规销区
明清时期，食盐销售均有特定的行盐地界，即引岸（亦称引地，一般以州、县等基层行政区划为单位）。津盐亦有固定的销售区域，但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历史发展、盐业形势的变动，不断演化。
由于天津盐业隶属于长芦，其销区也是长芦销区的组成部分。故了解长芦销区的范围及变化对认识天津盐业的销区有重要意义。
明万历以前，芦盐行销北直隶顺天府、永平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延庆州（原名隆庆州，1567年，穆宗继位，年号隆庆，遂避讳改名——笔者注）、保安州；河南彰德府、卫辉府【54】。共一百四十八州、县。
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河东解州盐池遭水，盐花不生，产量锐减，其行销区域内百姓食盐困难，故朝臣议将河东部分销区改归长芦与山东【55】。十七年三月，经长芦巡盐御史刘应龙（字文见，邵阳人，万历八年进士）题准，开封府属祥符等二十三州县百姓食盐由长芦供给【56】。
清初承明制，芦盐销售区域仍旧。至康熙五年（1666年），长芦盐政李粹然（山西人，顺治三年进士）奏请将河南开封府之杞县、通许、太康、兰阳、仪封五县划归芦盐销售范围。其理由为：首先，开封府二十八州县，其中祥符等二十三处皆食芦盐，而唯独杞县等五县食山东盐。一府之中，食两处之盐，难以稽查越境私贩之弊；其次，芦盐水运至浚县，抵黄河口，相距不及百里即达兰阳，十五里即至仪封，其他三处俱连络接界，运输便利；第三，山东引课每引二钱七分二厘，长芦引课每引三钱九分六厘零，划归后与国课无损而增。遂从其议，令五县改食芦盐【57】。
康熙六年，宣府口北道属深井、东城、西城三处由食本地煎盐改为芦盐【58】。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因河南怀庆府属河内、济源、修武、武陟、孟县、温县六处原食河东盐，路途遥远，又遇河东盐池积水，盐产下降，百姓无盐可买，引课连带受损，经河南巡抚王日藻会同河东巡盐御史李时谦题准，令六县改食芦盐【59】。
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河南廵抚章钦文奏言：河南陈州、项城县并舞阳县等处旧食解盐，明朝时改食淮盐，然而各属距淮窎远，运费多，盐价贵，额引难销，而距长芦路途较近，且道路平坦，挽运便利，引盐当不难完销，请照怀庆例改食芦盐。从其议【60】。
故至此时，芦盐行销区域更为：直隶顺天府、永平府、保定府、河间府、天津府、正定府（即真定府，1723年，雍正继位，遂避“禛”字改名）、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宣化府之五州县，遵化州、易州、冀州、赵州、深州、定州；河南开封、陈州、彰德、怀庆四府，卫辉府除去考城一县，许州直隶州及所属之临颖、郾城、长葛三县，南阳府属之舞阳一县。共一百九十二州、县、营、卫。【61】
明代天津盐业的销地已不可考，但一定小于一百四十八州县。而至清嘉庆初年，长芦蓟永分司属越支、济民、石碑、归化四场所产之盐均销于永平府，沧州分司属海丰、严镇场所产之盐销于沧州、盐山、南皮、庆云、景州、东光、河间、宁津、吴桥、献县、枣强（嘉靖时改食津盐【62】）、青县、静海、交河、阜城十五州县，其余直隶、河南引地皆在天津兴国、富国、丰财、芦台四场配盐【63】。经计算，共一百五十七处，占据其时芦盐销售的大部分，且比明代长芦引地总数还多。
当然，津盐的实际销地与引岸可能不尽相符。如明嘉靖八年（1529年），户部覆巡盐御史王舜耕（字于田，常熟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条奏盐课利弊疏中提到：“长芦盐旧行顺天、卫辉等十府，保安、隆庆二州……迩来长芦盐止行顺天、大名、卫辉三府”，其他地方“各有斥卤地，私自煮鬻”【64】。但引岸仍大致反映了各产区食盐销售的区域和范围。
（二）非常规销区
长芦各引岸销售的引盐额数是相对固定的，然而“各州县实有能销与不能销之分”【65】。芦商中或“有以一人而行数县之盐，行之此县而盐销，行之彼县而盐壅”，或是“一人而行两省之引，行之直隶而引销，行之河南而引壅”。
当然，出现此种状况的原因来自多方面。例如，年岁有丰歉，如某地遭遇水旱灾害，当地百姓衣食无着，更何谈购买食盐，如此，则原额盐引势必难以完销；又如，各地人口增减变化无常，原定引盐额数难以与之完全契合，如人口减少，则容易销有余剩，如人口增多，则会使引盐不足；再如，各地条件互异，如至产盐之处，则私盐充斥；路通运河，则粮船夹带；卤咸之地，则偷煎私贩，似此等地方，“竟有全不能销者”【66】。“能销”之地，引盐卖尽，百姓不免淡食，为解决此问题，有的商人运贩私盐变价之盐（即官获私盐，折价发卖给商）销卖，而其地“兵快及无赖棍徒，知是无引之盐，必勒索讹诈，任意阻挠”【67】，商受勒索之苦；“不能销”之地，引积课欠，官盐店尘封，商人坐困。而越界行销则为私盐，触犯法律。
在此背景下，融销法应运而生。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长芦巡盐御史江蘩（字采伯，湖北武汉人，拔贡）、直隶巡抚于成龙会题：各商以积引难销，情愿告运别属易销之处通融代销，请令各商于领引时自为通融，存案实行。获得允准。此后，通融代销屡有实行，相关制度亦逐步完备。如乾隆四年（1739年），因行盐州县离天津窎远，年岁丰歉不齐，滞引多寡不一，令盐政随时酌量批准报部，至奏销时造册，逐案分析【68】。十七年进一步规定：长芦各引岸之州县官员督销盐引，如实遇水旱灾伤，盐引不能销售而改由邻邑代销者，经该督曁巡盐御史据实声明，免其议处。而此外，如并非灾歉之岁，销引不及分数，虽盐已代销，仍按其未完分数查参，照例议处，并于次年详加察核，如能比上年多销一分，准将上年处分题请开复，其本年查有未完分数，仍行照例查参；如不能多销，或更不及上年分数，除上年处分不准开复外，仍按本年未完分数查参议处，统再俟次年，比较多少，分别查办。但如果本地备销额引销至八分以上，通融代销仅止一二分者，毋庸议处【69】。
融销可分为两种。一为长芦各引岸间的融销，又称代销，较为常见。如据（嘉庆）《长芦盐法志》卷十，转运下，“融销”部分载：“长芦引目滞销之顺天府属大兴、宛平、通州、涿州、永清、宁河、延庆、昌平、固安、怀柔、顺义、密云等一十二州县，旧州、采育二营，保定府属清苑、易州、雄县、容城等四州县，正定府属正定、宁晋、定州、元氏、冀州、新乐等六州县，顺德府属平乡、广宗、巨鹿、南和县等四县，广平府属永年、曲周、成安、广平等四县，大名府属元城、大名、清丰、开州等四州县，河南省卫辉府属汲县一县，开封府属洧川、仪封、兰阳、通许等四县，怀庆府属河内、孟县、温县等三县，许州直隶州属长葛一县，每年准于应销正引内匀出三四分在于畅销州县代销。”
一为长芦与其他盐区之间的融销，又称接济，次数较少。如乾隆二十年，因河东池盐被水歉收，经长芦盐政议准，令河南、山西商人备价购买长芦额余盐斤，通融接济【70】。二十二年，河东地方春夏雨多，池盐倍歉，尚不敷配补上年未销额引，遂拨芦盐一千五百石接济【71】。二十三、二十四两年，长芦又相继拨借河东五百石【72】。道光十四年正月（1834年），两浙场盐缺产，准其借买长芦官盐五万引，以资接济【73】。
并且，长芦盐区用以接济之盐多出自天津。如乾隆五十六年，接济山东，即以“自天津前赴东省，一水可达，由水路运往，自必省便”【74】，令山东商人赴津买盐。再如上文提及之道光十四年接济浙江一案，浙江差委官员、商人先后抵津，经与芦商交涉后，购买天津坨盐【75】。
由上述可见，融销尤其是盐区之间的通融接济，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津盐的销售范围。
明清时期，天津盐业的销售区域呈扩大趋势。其直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芦盐销地增多，河南省部分地区纷纷改食芦盐，且改食诸处均由天津盐场配盐。当然，诸处改食芦盐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无外乎两点：1.减少私盐贩卖，2.芦盐距离较近，交通便利。但归根结底，仍在于保障盐课收入。其次，原由长芦其他盐场配盐筑运者改配天津场盐。最后，通过通融代销，由他处改配。
津盐销售范围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运费低廉，商人乐于行盐。
三、销售数额
清代，津盐不仅在芦盐销售市场方面占有较大份额，而且在销售数额上也占据绝对优势。
时津盐销售有正引，有余引。其中正引有定额，余引无定额【76】。如芦台场盐，“商运不一，每岁遵、蓟等八州县凭引告运，由官坨筑包抵芦台，经掣挚分府掣放，此盐之有定额者也。其余听津商由运宪衙门请领支单，随时赴场批买，从海转运津坨，此盐之无定数者也”【77】。
从个体引岸看，至嘉庆时期，津盐销售正引额数多较清初原额（也即明万历额数）有所增长，或是持平，但绝无减少者。从津盐销售正引总数看，嘉庆时期约为一百零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六引，较清初之七十四万四千二百余引增加了近二十八万引。
津盐销售正引数额增加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
首先，消费需求。“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斤少半，大女食盐三斤少半，小男、小女食盐二斤少半。此其大历也”【78】。明清时期，各引岸引盐额数亦多依据户口、人丁摊派。其中，明代为计口配盐【79】。如洪熙元年（1425年），“上谕行在户部臣曰：计口给盐，以米输官，口既耗减，而犹准旧额征米，是厉民也。即令有司勘实征纳，毋拘旧文。”【80】而清代则为计丁派盐，且各地派盐标准不尽相同。如（雍正）《畿辅通志》卷三十六，“盐政”部分记载：“顺治七年，部查永平府属州县原系包课，今定为领引行盐，该运司确查户口数目，以定引额，每丁派盐一十五斤，卢龙等五州县岁该行六千四百七十二引，乐亭犹在其外，四五六年以来，逋欠实多，商人求减，每丁定以十斤为率，按数上引纳课”。清前期，受经济发展及赋税政策的影响，丁口逐渐增多，对食盐的需求也随之扩大，使得增加各地引盐额数势在必行。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即以“迩来户口渐增”，且兵饷匮乏，酌量加派长芦引目，每季增引三万道，岁增十二万道【81】。
其次，财政需求。由于军需不足，粮饷缺乏，亟需扩大财政收入。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户科给事中余国柱疏请遇闰加课，以佐军需。其疏文称：每逢闰月之年，各处关差连闰扣算，计日交代，请将盐课仿关差例，如此，则“于军需不无小补”。经户部覆准，令长芦巡盐御史辖领之长芦、山东闰月加引共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一引【82】。
再次，盐业管理的需求。在新技术的运用、便捷的交通等诸多有利条件下，天津盐场的产量提高，除正引销售外，仍有余盐大量堆积。而此为私盐透漏提供了机会。故为防范私盐，增加各引岸正引数额，以减少余盐。如康熙十七年，因沧州分司属盐场存余剩盐二十万，青州分司属盐场存余剩盐四十万，遂令核算各纲引地方之见有余丁，按照原额引数合算，酌增引目，七丁至十五丁者，每七丁加一引【83】；十六丁至二十五丁者，每十丁加一引【84】；二十六丁至三十五丁者，每十三丁加一引【85】，共增五万七千四百六十七道【86】；包课改引地方与之相同，七丁至十五丁者，每七丁加一引【87】；十六丁至二十五丁者，每十丁加一引【88】。共增包课引二万五千四百九十五道【89】；天津卫原无引目，酌增四千引【90】，共增引八万六千九百六十二道【91】。
另，正盐外仍有耗盐。由于盐本“炼水而成，日暄风散，最易折耗”，且商人“长途远运，忽舟忽车，层层盘剥，抛撒更多，出不敷入，成本攸关”【92】。故而明代采取加耗之法，量道里之远近，于筑包时酌量准其除去包皮、绳索及沿途抛撒折耗，使商卖不致短秤累民，“额定斤重锱铢无损，则整包零市，亦无亏短、不符之虞”【93】。
清代沿用加耗之例。顺治元年，因盐包“斤数重则秤掣难，款目繁则朦混易”【94】，尽削各项名目，以一引分三引，每引定二百二十五斤，内正盐二百零五斤，包索（即加耗）二十斤。雍正十二年（1734年），经巡盐御史鄂礼移商直隶总督酌议，直隶引盐每包准除十斤，河南各属引盐道路更远，车运盘剥消耗尤多，准除十五斤。
正引、余引、加耗外，商人运盐往往高于既定数目。如明嘉靖八年（1529年），长芦巡盐御史傅炯奏为：政府规定每盐一引带耗二百零五斤，近来宽恤商人，每引连包索以二百五十斤为正数，此外余盐逐斤纳价，并问以夹带罪名，其法未为不密。但商人贪利，筑盐一包或至五百斤，甚至有六七百斤者【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