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镶嵌
宁波镶嵌，是我国古老手工艺品的佼佼者。它作为完整工艺品的出现，约在隋唐时期已相当发达。到了清代乾隆、道光年间，宁波骨木镶嵌工艺以它独特的地方风格和精巧、高超的制作工艺而驰誉中外，与扬州罗钿嵌、广东象牙嵌并驾齐驱。宁波镶嵌制品，一直被列为“贡品”，现在北京颐和园的乐寿堂内，就陈列有宁波制作的骨木镶嵌制品。
宁波镶嵌在表现形式上，分为高嵌和平嵌。前者花纹凸起，后者花纹与木坯嵌平。主要采用象牙、螺钿、木片、铜片等锯成花纹，嵌入木坯后用雕刻刀划线而成。骨木镶嵌与建筑、家具相结合，既可作为高贵的装饰，又有实用价值。
宁波骨木镶嵌工艺，与朱金木雕、漆器工艺一样，在唐代时，由高僧鉴真传入日本。日本所建唐招提寺内陈列的骨木镶嵌家具、器皿多系从明州带去的明州工艺品。寺内僧人所用的诸如“紫檀木棋盘”、“双陆盘”等器皿，也是明州工匠所制的宁波骨木镶嵌之作。镶嵌的图案古雅，雕刻细致，手艺精绝。据日本真人元开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载，鉴真带往日本去的有绣像、画像、雕像、金铜像及骨木镶嵌佛具等制品。其造像和寺院建筑镂雕工艺成为了日本的塑像与寺院的雕饰取法的式样。
宁波骨木镶嵌的工艺推陈出新，运用骨木镶嵌技艺可制作坐椅、摇椅、茶桌、茶几、插屏、大橱、小橱以及屏风、挂屏等，工艺精绝，几同汉画，花草、人物栩栩如生。
宁波漆器
宁波的漆器工艺，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距今已有7000年历史的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一只涂有朱红漆的木碗，可见宁波这一工艺的古老。
中国是发现和使用天然漆最早的国家。《韩非子》中就有：“尧禅天下，虞舜受之，轩山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为食器……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在日本也有“漆之使用，始于中国太古”之说。从现有资料记载，宁波漆器在唐代已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且对东邻日本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唐代时，宁波的漆器工艺已有相当水平。到明代，更见兴盛。据《浙江通志》载：“大明宣德年间，宁波泥金彩漆，描金漆器名闻中外。”
宁波漆器工艺以中国生漆为主要原料。漆器以木胎为主，也有竹片、竹编为胎。制作分为浮花、平花、沉花三大类。浮花，就是在用生漆漆过的工艺品漆膜上，堆塑各种山水、花鸟、人物、楼阁等图案，待堆塑坚硬如石后，贴金上彩。平花，就是在漆膜上上彩或绘图。沉花，则是在透明的漆膜下面绘制花纹。唐著名诗人白居易曾这样描述过中国漆器：“缀珠陷玉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
宁波漆器在唐代已东传日本，并取长补短，互相影响。唐高僧鉴真在东渡到达日本前，曾一度在宁波住过，搜集了许多宁波漆器，于东渡时带往日本。所以日本唐招提寺的有些佛像工艺就采用了宁波的漆器工艺。以后两国不断往来，交流技艺，互相影响。如日本的推光漆坯沥漆、描金、嵌罗钿、贴云母等工艺，不论在选料、制作，甚至产品造型上都与宁波的传统漆器十分相似。日本正仓院至今仍藏着不少隋唐时代的漆器。另外，宁波的夹苎漆器佛像、家具之类，传入日本，也影响了日本的佛像和家具工艺，并逐步发展成为日本的民族工艺——莳绘。
同时，日本漆器工艺传入宁波，也直接影响和丰富了宁波漆器。如日本仁明朝（公元834—850年）一批遣唐使船从明州（宁波）上岸，日本委托遣唐使带到中国的礼品中就有金漆制品；中国回赠的也有家具、漆器之类。奈良正仓院中的不少藏品就是由遣唐使带回的。到了五代二宋时，宁波成为通往日本的主要门户，日本的螺钿漆器、金银莳绘、倭画屏风、螺钿莳绘二盖橱，贴金描绘花鸟、海图屏莳衣箱、金银描金器等都很受欢迎。公元1173年日本后白河法皇赠给明州刺史的物品中，就有描金提箱、描金橱等。日本的漆器工艺虽传自中国宁波，但到了宋代，日本的莳绘，也就是漆胎上植金银作画的新工艺，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并且成为输入我国颇受欢迎的商品了。于是，朝廷就派人去日本学习，又从日本传入中国。正如《七修类稿》中所述：“精期漆理，各色俱可合，奉命往日本，学制漆器，而于倭漆尤妙”，“山水人物，神气飞扬，真描写之不如，愈久愈鲜，世号洋倭漆。”明代时，日本的遣明船一直开到宁波，日本带来的仍有不少漆器屏风、描金器等物，而从宁波带去的，则有红雕漆器、盘、桌器、描金漆器、剔红漆器等。据史料记载，明代第一次赠日本的赐物中有：朱红漆采妆戗金轿（戗金、器物画花填金）朱红漆戗金椅、交床、朱红漆褥金摺叠面盆架，朱红漆戗金碗、金漆戗金碗等。日本漆器受到宁波市民的欢迎。据《宁波府志》载：“宁郡切近海洋，自设海关以来，外洋诸货毕集，居民遂仿为之，如漆器之类，虽不及洋制，而民间也资以为利。”这里说的“洋制”，指的就是日本货。相传，宁波漆器工艺中的金星髤漆（即雨雪、细金）是明代宣德年间，宁波人仿日本式样发展起来的。明代中叶，随着日本商人来宁波贸易，带来不少倭漆家俱和倭漆小件。近年来，在宁波的镇海、奉化等地发现不少日本漆器工艺品，其制作中的薄罗甸花、描金、洒金、上彩等技法，以及整体造型，与宁波民间传统的漆器家具相当类似，成了宁波和日本漆器工艺交流和发展的历史见证。由于不断交流和取长补短，双方漆器工艺水平不断提高。
宁波漆器工艺经过数千年的曲折发展，现已成为宁波重要出口工艺品。产品有屏风、鼓凳、茶几、果盆以及电视橱、书橱、写字台等，雕塑生动逼真，富有立体感，金银彩色，光耀悦目，布局优美，玲珑剔透。
翻簧竹刻
翻簧竹刻，是用大毛竹劈去青皮，通过分层开剥，翻出竹簧，再经造型、彩绘、细刻、油漆等加工而成，是宁波传统的工艺品。
竹刻艺术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相传，明嘉靖万历年间，有嘉定朱松林祖孙三代，将宋元小景、名画刻之于竹，为时人所珍爱，得之者如获至宝，其刀法技艺多为后人所效仿。到了清代，因浙东一带盛产毛竹，就地取材极为方便，名手大家相继辈出，名扬四海，不少佳品还被选入内府。
宁波奉化是大毛竹的主要产地，翻簧竹刻已有100多年历史。新中国建立前，奉化城里曾开设过“挹素斋”、“贫民艺术所”、“竹器公司”制作过不少翻簧竹刻工艺珍品。宁波博物馆收藏有多种竹刻珍品，就是实证。
翻簧竹刻制作时，须选取口径大、竹节长的鲜毛竹，去青皮，取里层2毫米厚的竹簧，用水煮后压平，再用胶将其胶合在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半成品上，拼接时做到天衣无缝；刨光成形后，再施雕刻或绘画装饰工艺。由于翻簧色彩自然洁净，嫩黄如同象牙，再经喷漆上蜡，更显得鲜艳悦目，可与玉雕、漆器媲美。
翻簧竹刻工艺品，宁波各地多有生产，但以奉化最为有名，生产有100多个品种，如镜箱、提篮、花瓶、台灯、棋盘、茶盒、动物玩具、大型屏风等，刻有人物、花鸟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雕刻的作品，既有中国画传统的白描，又有篆刻古朴苍劲的金石刻风味，融观赏与实用于一体。
宁波丝织
宁波作为历史上全国三大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和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海内外最负盛名的是丝织品，其地位和名声远远超过杭嘉湖地区。
丝织品原料是蚕丝。要养蚕就要先种桑。宁波面海靠山，面海有大批冲积平原，靠山又有众多丘陵沙质地，加上气候湿润，适宜种桑养蚕。种桑，仅以文史记载为例，历史已相当悠久。《尔雅》说：“女桑，即桋桑。”为什么会称作女桑呢？《搜神记》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人远行，家里仅留下一个女儿和一匹马。女儿想念父亲，就对马开玩笑说：‘你要能替我把父亲接回来，我就嫁给你。’马听后，拽断缰绳跑了，跑到她父亲那里，父亲见到马，怀疑家里出了事，就乘马返回家里。马以后一见到女儿，就发怒蹦跳，父亲便特别奇怪，悄悄地问女儿，女儿就原原本本告诉父亲。父亲便把马射死，并将皮剥下来晒在院中。女儿走到晒马皮的地方，用脚踢着它说：‘你是一匹马，却想娶人作妻子，自己找死，还要怎样？’话还没有说完，马皮竟一下蹦飞起来，将女儿卷走了。后来父亲在大树的树枝间，找到了女儿和裹在她身上的马皮，可是都已分别变成了蚕和茧，挂在树枝上。现今世人称蚕为‘女儿’，这种叫法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因而也把这树称为‘桑树，’‘桑’是取‘丧’的谐音。”
其实，宁波地区种桑养蚕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象牙雕刻茧纹盅形器，便是重要的实物见证。用蚕丝加工成为丝织品，在许多古籍上都有大量记载。《汉书·货殖志》载：“殷国之盛……冬民既入，妇女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燎火，同巧拙，合习俗也。”可见当时妇女夜织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了。妇女们织布的原料是什么呢？据《后汉书·乐羊子妻传》载：“乐羊子远寻师学，一年来归，妻跪问其故，羊子曰，久行怀归，无它异也。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机生自蚕茧，成于机杼……”可见2000多年前，妇女所织的是蚕丝。唐宋时期，仅宁波（当时称明州）西乡养蚕的有千家之多，每年产丝达万斤以上。明朝诗人赵谦在诗中写道：“吴蚕眠起正纷纭，桑柘斜曛十里云。白眼看它闲草木，只将红紫媚东君。”清学者沈封在《蚕词》中写道：“小姑居处最难夸，镇日养蚕不出家。会见提筐行陌上，鬓边好插野田花。”以上描述的是种桑和养蚕，接下来就是缫丝了。清宁波诗人潘朗在一首《缫丝》诗中写道：“春色斜残陌上桑，缫车上罢织布忙。功成双手空憔悴，半与小姑半与姑。”当时，宁波城中的纺织巷、织纱巷、绫户鳞次栉比，纺丝织纱之声自晨至晚不绝。织出的绫帛，最著名的要算吴绫、白附子、交梭绫、大花绫等，并作为贡绫。自唐至元各代地方志籍均记载，宁波所产的各种贡绫，是一种主要用于夏季的衣料，轻飘精美，鲜艳夺目，穿着凉爽，受到朝中君臣的赞扬，认为质量之好，世上少有。明代、清代，宁波生产深青宁丝、白生丝、平罗纱、白绉纱、红线、青熟线及白丝、农丝、荒丝等五素丝纱。到了清乾隆后期，宁波有丝织机850台，产丝、绫、绸、缎、绢等。清学者全祖望有诗写道：“未若吴绫夸独绝，大花璀璨状五云，交织连环泯百结，濯以飞瀑之赤泉。蜀江新水不足捋，浃月四十有五红。上为黻座补裘阙，女野先芒烛帝室……”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宁波地区养蚕纺织尤以樟村、密岩一带最为密集。这一带十有九家农户以养蚕种贝为生，全年产丝五万多斤。万斯同在《鄮西竹枝词》中写道：“独喜林村蚕事修，一村妇女几时休，织成广幅生丝绢，不数嘉禾濮院紬。”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丝织品生产逐步由手工向机械化生产发展。
宁波的丝织品以及丝织技术，自古以来便闻名海内外，并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唐代时，宁波生产的丝绸，包括江苏一带产的丝绸销往日本后，被称为“唐绫”，受到日本朝野的喜爱。正如日本学者藤原定家在《明月记》中所说：“近年来，无论上下各色人等，均喜穿‘唐绫’，于是命都城织工仿织‘唐绫’。”这种“唐绫”的纺织技术很快在由宁波（当时称明州）至日本的港口——博多港盛行起来，成为日本古代丝绸业的中心，并把这种纺织法称之为“博多织”，还在社会上出现了“唐绫”的仿制品。
宁波瓷器
宁波瓷器历史悠久。宁波产的余姚瓷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越窑青瓷。
宁波是中国越窑青瓷的发源地。据有关专家考证，中国古陶器出现在8000年之前，而出现瓷器则是在东周时期，当时称“原始青瓷”，到了东汉时期，开始生产青瓷。宁波古代属越地，故称越窑。越窑遗址位于慈溪市鸣鹤镇西栲栳山麓上林湖一带，包括白泽湖、杜湖、古上岙湖、古银锭湖在内。四周有古窑址120多处，烧制始于东汉，盛于唐、五代，延至宋代。东汉至隋代，烧制的瓷器比较古朴粗重。到了唐代，随着对外通商发达，商业繁荣，烧制的瓷器胎质细腻，如冰似玉，成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徐寅在《贡余秘色茶盏》一诗中写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色，轻旋薄冰盛绿云”，赞颂贡窑青瓷高超的质地。上林湖烧制的进贡瓷器，胎质细腻，品种丰富。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一诗中也写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杯。”到了五代十国时，钱越王贡奉中原的贡品青瓷，已发展到采用釉下彩绘工艺，金、银、铜镶边，分称“金扣”、“银扣”、“铜扣”，花纹装饰采用刻、划、镂、堆塑等手法，题材有珍禽异兽、金鱼、花草、人物，技巧熟练，构图新颖，题材广泛。如蝴蝶飞舞、鸳鸯戏水、蛟龙出水、鸟翔花间等图案，无不引人入胜。
越窑以灿烂晶莹的釉色和丰富多彩的图案驰名于世。陆羽在《茶经》一书中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之。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盖邢瓷如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菜色丹，越瓷青而翠色绿，邢不如越三也。”从中可见越瓷之精美。
上林湖越窑青瓷进贡朝廷数量相当可观。有时一年就达14万件，除作贡品外，还大量远销国外。由于上林湖得海运之便，经明州港远销日本、高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以及东非、北非等20多个国家，是当时宁波主要对外商品之一。现代印度、伊朗、埃及、日本等国古港口、古城堡遗址，均发现有上林湖产的越窑青瓷遗物，成为宁波作为“瓷器之路”起泊地最有力的实证。
越窑青瓷色如玉而不浮光，质如冰而不流俗，美名远扬。唐代诗人施肩吾有诗赞道：“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收何在，欲道琼浆却畏嗔。”
余姚瓷器在越窑瓷器的基础上又开出了新花。它继承越窑传统瓷艺，搞了数十个配方，试验成功了余姚细瓷和骨灰瓷。余姚细瓷具有“洁如玉，光如镜，声如磬”的特点，瓷质可同景德镇瓷器媲美。名式餐具，白如羊脂，光洁如玉，釉色晶莹，花样新颖，琳琅满目，人物动物，栩栩如生。
宁波草席
草席是宁波鄞县的重要特产。并以黄古林一带草席历史悠久，质量特优。由于黄古林一带气候土壤适宜，所产席草色泽青白而带绿，粗细均匀而挺直，草壁薄而坚韧，草芯丰满而有弹性，拉力强而不易断，加上编织技术悠久而精湛，故织成的草席质地精良，挺括硬实，柔软光滑，收藏简便。不用时卷席成筒，不占地位；使用时，一经温水拭抹，不但更加光滑，且能透出一般沁人的幽香。草席一般是由白麻或绿麻为筋编织而成，而以白麻筋草席为佳。
黄古林一带所产草席历史悠久，据《四明郡志》载，早在唐代，宁波草席已远销各地。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宁波作为全国三大对外贸易口岸，宋元明各个朝代，宁波草席都已作为特产销往海外。到了清代，宁波草席生产达到鼎盛时期，除内销外，还远销东南亚各国和欧洲、非洲等一些国家，成为重要出口产品。1954 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还特地带了四十条宁波草席馈赠国际友人，备受欢迎。
宁波草席以质量好、品种齐、工艺考究而著称于世。历史上宁波草席还为抗击金兵入侵作出过重要贡献。这个故事发生在南宋时期。据《佛祖统记》、《宁波府志》记载，自从康王赵构建立南宋朝廷以后，由于偏安临安，根基薄弱，难以抵御强大的金兵，便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放弃临安，跸驻明州。因明州背负大海，便准备艨艟，一旦受到金兵攻击，以便扬帆出海。建炎四年正月，金兵以更大规模南犯。大队金兵渡钱塘，破绍兴，占余姚，直逼明州。赵构听闻，大惊失色，随后带领后妃、侍从，登上艨艟，直驶定海。当时，留守明州一带的御营前营统制张俊与副统制刘洪道守于城楼，遣兵掩击，杀伤金兵无数，首战大捷。金兵只得屯守余姚，请求大元帅兀术增援。兀术闻报大怒，便带领大队兵将再犯明州。张俊见兀术来势凶猛，准备于鄞县西乡高桥一带迎战金兵。他骑马实地勘察这一带地形，骑着骑着突然战马四蹄打滑，竟至四脚朝天，把张俊掀翻在席草地里，弄得浑身泥浆。张俊爬起身来一看，只见地上晾着几领草席，马蹄被草席打滑，顿时计上心来。他管不了擦洗泥浆，立即召集当地百姓，晓以抗击金兵之大义，动员百姓把家里草席悉数铺到过往大道。众百姓一听，都愿意为保卫乡土，奋勇参战，纷纷把草席铺于沿途路上。次日，宋军以大队埋伏于高桥下，而以小队在前路迎战金兵。没战几个回合，宋军便循着河边长有青草的小路撤退，金兀术以为可欺，挥动大队人马追杀过来。不料战马一踏上路上草席，便马蹄打滑，人仰马翻。在后面的骑兵不知前边情况，扬鞭催马而来。也被滑倒在地，自相残踏。此时，埋伏在桥下、田塍里的宋军和义兵见状，一齐杀出，杀得金兵血流成河，杀得金兀术魂飞魄散，赶紧败退。正如清代著名学者万斯同在《鄮西竹枝词》中写道：“高宗航海驻鄞邦，曾把高桥作战场，却恨元戎轻纵敌，复教兀术流钱塘。”古时候，人们叫金兵为“鞑子”，自从草席滑倒金兵，打了胜仗以后，宁波人就叫席子为“滑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