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本全面侵略中国
自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法西斯暴乱事件以来，日本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状态，政党、军部、财界、元老间的矛盾始终未能解决。1937年5月31日，以林铣十郞为首相的内阁，终因无法解决内部矛盾而被迫总辞职。为了收拾残局，元老西园寺公望把在各种政治势力中都有影响的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请出来，期望由他组阁并调解矛盾。6月4日，近卫内阁正式组成。近卫上台后，为了实现侵占全中国的既定方针，即把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完全由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决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盘踞在北平西南部芦沟桥附近的日军炮轰卢沟桥，进攻宛平城，制造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日本对华侵略战的策略上有两种主张：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速战速决，以便对付苏联；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彻底占领全中国。近卫组阁后不到三天，东条英机就请求近卫政府大规模进攻中国。东条认为，由于“西安事变”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必须趁早给予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的抗日势力以致命的打击。近卫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所以说“七七事变”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事变前，日军连续在芦沟桥中国兵营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并受到河边正三旅团长的“检阅”。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还从天津赶到北平进行督察。在7月7日夜的“演习”中，日军制造借口，诡称听到了中国方面的枪声，无理要求进宛平城内检查，为中国驻军拒绝。双方交涉尚在进行中，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廉也大佐即率部发动进攻，先后占领龙王庙和永定河卢沟桥堤防。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日战争就此开始。
1937年7月11日，近卫首相觐见昭和天皇后召开内阁会议，决定由日本国内向华北增兵三个师团，另由关东调派两个旅团，由驻朝鲜军调派一个师团。日军到达华北，即发动大规模进攻。7月21日炮击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中国驻军，25日又炮击廊坊中国驻军，26日日机十余架轰炸廊坊，同日日军进攻北平广安门，企图攻入城内。28日晨，日军开始对北平发动大规模进攻。河边旅团自丰台进攻北平，来自热河的铃木旅团和酒井机械化兵进攻西苑，来自朝鲜的第20师团从南郊进攻北平，由天津驻屯军第二联队主攻通州。7月30日，日军占领北平城，同日天津在日军猛烈攻击下沦陷。
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得手后，又在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八一三事变”。1937年8月13日，日军以虹桥事件【1】为借口，以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向上海发动疯狂进攻。8月23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先头部队在海军掩护下，开始在吴淞口登陆。此时日本陆相杉山曾对天皇吹嘘，只要两个月便能结束战争。然而日军10个师团20万兵力被阻于上海一隅达三个月之久，始终未能得逞。11月5日，日军以三个半师的兵力在杭州湾登陆，从侧翼包围上海。日军在付出死亡5万多人的代价之后，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把进攻重点放在华北战场和华中战场。华北方面，日军攻占平津后，以天津为基地，分兵四路进犯，先后侵占张家口（8月下旬）、大同（9月12日）、石家庄（10月5日）、太原（11月8日）、济南（12月27日）。至1938年8月3日，华北重镇大多沦陷。华中方面，日军攻占上海后，分兵三路向南京进犯：东路沿沪宁线攻南京正面；中路循沪杭线取溧水、句容，袭击南京之背；西路自广德、宣城、芜湖，以包抄方式进攻南京。1937年12月初，三路日军均已进抵南京外围。12月6日，中路日军从句容北犯汤山，7日东路日军进抵栖霞山，8日西路日军攻陷芜湖，把南京包围得水泄不通。而据守南京的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则困守孤城，不敢出击。12月12日，日军攻陷雨花台和中华门。13日，日军占领南京，随即进行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
至1937年底，日军已占领了华北五省的主要城市和上海、南京等地及杭嘉湖一带富庶之地。然而日本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陆军出动6个军、20个师团，空军大部主力，海军第二、三舰队；死亡官兵7万人，损失各种战车1800辆。1938年初，日军为连接华北、华中（东）两条战线，又增兵发动了徐州战役。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打通了津浦线，但在山东台儿庄战役遭到惨败。徐州战役后，日军发动了对武汉三镇和广州的进攻，幻想此两次作战成功后即可解决中国事变。中日双方经过三个月的殊死战斗，日军虽于1938年10月27日侵占武汉，但中国仍未投降。此时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总兵力已从开战前的30万人增至100万人，虽征召预备役，兵力仍然不足。日本侵略军已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之中。
8中华民族的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其中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的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我们固然是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土寸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在此以前的7月8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日的宣言。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3万人左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后称第18集团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而蒋介石则于9月23日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联合抗日的谈话。这样，由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10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
然而，从抗战一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就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即国民党的不相信群众、不敢发动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以及共产党的充分发动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在这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指导下，形成了两个抗日战场，即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战场。
首先，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战场方面。抗战初期，面对日本大举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爱国官兵也奋起抗日。因而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上也出现了一些奋勇作战，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例，主要有平津保卫战、山西之战、上海之战与台儿庄大捷。
从“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个时期内，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比较努力。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本改变了策略，即停止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把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此时国民党的政策也开始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于是1941年1月，为消灭新四军制造了震惊内外的“皖南事变”【2】，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日本趁国民党制造磨擦自相残杀之机，向解放区和国民党战场发动进攻，以脱离中国战场的困境，全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国民党战场，从1941年至1942年曾发生了中条山之战、鄂北豫南之战、湖北之战、浙赣之战。这些战役都以日军胜利、国民党军队失败而告终。由于国民党采取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的政策，以及日本的诱降，国民党军队再也没有表现出抗战初期那种勇敢精神。
1944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加强反攻，切断日本与东南亚的海路。日本为了求生存，企图打通平汉、粤汉铁路，与东南亚取得联系，终于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结果国民党军队大败，从1944年4月至12月的8个月内，国民党损兵近70万，丢掉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丧失祖国山河二十余万平方公里。而日军却实现其宿愿，打通了从华北纵贯大陆，直达印度支那半岛的通道。
其次，关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战场方面，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下旬，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南京政府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115师、120师、129师和陕甘宁留守兵团，并立即开赴抗战最激烈的山西战场。9月23日取得平型关大捷，消灭日军板垣师团千余人，取得了抗战开始以来第一个胜仗。八路军除奔赴前线杀敌外，还建立数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地区（聂荣臻、舒同指挥），晋冀鲁豫地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绥地区（贺龙、关向应指挥），山东地区（罗荣桓、陈光指挥）。根据地充分发动、组织、领导广大群众投入反侵略战争，牵制了敌人兵力，同时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对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
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红军，在南方八省坚持进行武装斗争三年之久。抗战开始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蒋介石于1937年10月2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1938年春，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集中在皖南歙县岩寺，第四支队集中在皖东舒城。抗战初期，新四军奉命开赴前线。1938年6月1日，陈毅的第一支队开赴镇江、丹阳、金坛地区。6月17日，第二支队粟裕指挥的先遣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运输队取得成功。此为江南地区第一次胜仗。7日，张鼎丞的第二支队开进溧水一带，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谭震林的第三支队开赴铜陵、繁昌，建立皖南根据地；第四支队开赴舒城、桐城、庐江，建立皖北根据地。此外在华南地区还有曾生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纵队和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领导的海南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以及珠江纵队、粤中纵队，四个纵队合编为华南抗日纵队，给华南敌人以严重打击。
中国的抗日战争拑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53%，共27个师团。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帝国主义走上崩溃的道路。中国的抗战不仅为了自救，还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
9抗战胜利与重庆谈判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得势，冲昏了日本法西斯的头脑，1942年3月7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其中决定，为使英美屈服，要扩大战果，采取积极方针。然而1942年6月5日的中途岛海战，日本海军惨败，海上主动权转入美国之手，开始对日本反攻。1943年4月18日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战死。5月12日，美军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登陆，取得反攻首次胜利。1944年2月1日，美军在马绍尔群岛登陆，太平洋海战由西南太平洋转到西太平洋。8月15日，美军攻占塞班岛，19日在该岛之西的马里亚纳海（美方称菲律宾海）海战中获胜。9月29日美军又相继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的另外二个主要岛屿，即特尼安岛和关岛。10月10日美军攻打冲绳。此后，美军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从11月24日起出动重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连续进行空袭。由于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东条内阁于1944年7月18日倒台，小矶国昭内阁上台。然而，小矶内阁仍然继续实行战争政策。
1945年8月6日和9日，为迫使日本在苏联参战前向美国投降，抵消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抗战的国际影响，美国悍然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与此同时，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总反攻。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令，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在朝鲜，朝鲜人民革命军转入反攻，与苏军并肩作战。在越南，8月13日越南独立同盟总部发出总起义命令，向日军发动全面反攻。
在盟军和亚洲各国人民奋勇打击下走投无路的日本帝国主义，于1945年8月9日上午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问题再次进行争论，但因意见不一致，没有结果。当天深夜又在皇宫防空洞召开御前会议，继续讨论。最后于10日2时半，由裕仁天皇作出决断，采纳首相及外相意见。首相铃木贯太郞的意见是“从周围的形势看，不能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外相东乡茂德的意见是“此际只有把维护国体的绝对条件作为保留条件，其他的不作为条件”。
10日晨，日本通过瑞士、瑞典向美、英、苏、中等国发出接受公告的照会，但附加了一项谅解，即“基于……联合公告所举的条件中不包括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的理解，帝国政府接受上项公告”。对此，美、英、苏、中通过瑞士答复说：“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利，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就暗示同意保存天皇制和日本政府，于是天皇决定发出投降诏书。14日夜，日本通过瑞士向美、英、苏、中四国发出通告。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广播结束战争的《诏书》，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日本对盟军的投降仪式，于1945年9月2日9时在东京湾美国太平洋舰队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对中国的投降仪式，于1945年9月8日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礼堂举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篡夺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专制的国家，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反人民的内战。而中国共产党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与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中国人民、世界民主舆论的反对，同时发动内战尚需时间准备，蒋介石一面伪装和平，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面积极准备内战。对于此次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这点从谈判时竟拿不出一个方案可以证明。然而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及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有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于8月28日从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谈判历时43天。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蒋介石表面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针及给人民某些民主权利，也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但是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等根本问题上发生分歧。蒋介石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蒋介石以“统一军令”、“统一政令”为借口，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这样，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取得协议。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和王若飞仍留重庆继续谈判。《双十协定》公布不久，即被蒋介石撕毁，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
10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但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妄图依靠暂时的军事优势，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了充分准备，但为最后挽救和平并教育人民，力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毛泽东不畏艰险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但墨迹未干，国民党军又对解放区发动进攻。经过解放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未能得逞，被迫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各党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决议。然而，蒋介石完成其军事部署后，又出尔反尔，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于1946年5月底、6月初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在南京城里公开宣布：完全有把握在五个月内解决共产党，让解放区成为历史名词。而共产党也不示弱，离南京千里之外的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宣布：中国共产党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0万武装将要在第一年消灭国民党方面96个旅，用五年时间解放全中国。结果可想而知，国民党的预言破产，共产党的预言实现。
蒋介石把全部兵力投入内战：以27万大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以19万大军进攻山东解放区；以25万大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以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对晋绥、陕甘宁、华南三个解放区则分别出动9万、15万、7万人；东北的国民党军，三分之一的部队一直在攻打东北民主联军。如此大规模的内战，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未曾有过。
全面进攻的每一仗都使蒋介石大失所望，8个月时间内国民党兵力损失71万人，迫使他放弃全面进攻的战略，而于1947年上半年实施重点进攻的战略。这个战略被称为“哑铃式攻势”，即集中力量进攻陕甘宁、山东两大解放区，其目的在于：西攻陕甘宁及延安，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和军事总部，以断其中枢；东攻山东则把华东地区的共军赶到狭窄的胶东半岛，予以全歼，以解除其对徐蚌、沪宁的威胁，确保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如果此两仗获胜，则东西两路会师北上，再向关内外辐射。
负责进攻陕甘宁及延安的西路军指挥是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他固然是个名将，但终究敌不过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军事家。他们制订一个“机动防御、大量杀伤、诱敌深入、寻机歼灭”的方案，让胡宗南入瓮。果然胡宗南中计，以8万兵力分左、右两路进攻。1947年3月19日上午，胡宗南的右路军（由董钊指挥）进入延安市区，左路军（刘戡指挥）到达三十里铺。然而胡宗南损兵5200人，以每天损失近800人的代价，换来一座空城，中央机关早已转移。放弃延安，并非共产党失败；占领延安，并非国民党胜利。
负责进攻山东的是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他以45万大军杀到山东沂蒙山区，对共产党发动三次大进攻。结果三进三败，尤其第二次进攻，国民党最精锐的74师（师长张灵甫）在孟良崮几乎被全歼。
从1947年3月至6月，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彻底失败，每月平均损失兵力10万人。内战一年来，国民党损失兵力112万人，正规军从430万人降至373万人，正规野战军从200万人降至150万人，机动兵降至40个旅，已不再具备大规模进攻的能力。而共产党的军队却越战越强，从120万人增至200万人，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大为好转，特别士气因连战连胜越来越高。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也逐步高涨，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则被迫由进攻转向防御。
1947年6月30日，刘邓12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同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大大提高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同时在党内开展整党和在军中开展整军运动，为全国胜利准备条件。解放战争进展速度之快，出人意料，不仅消灭大量敌军，还连续攻克了大批国民党重点设防的城市，如石家庄（1947年11月12日）、临汾（1948年5月17日）、辽阳（同年2月6日）、鞍山（17日）、营口（26日）、四平和吉林（3月13日）、威海卫（3月30日）。此外还有开封、洛阳等城市被解放。至1948年8月间，蒋介石只得放弃分区防御计划，收缩兵力，固守要地。对于可守可不守的地方则不守，必守而守不住的地方也不守，这就是从8月开始推行的“重点防御计划”。于是蒋介石组织了六个集团军，以阻挡共产党的进攻。这六个集团军是：东北卫立煌集团军、华北傅作义集团军、西北胡宗南集团军、中原白崇禧集团军、华东刘峙集团军、宁沪杭汤恩伯集团军。而共产党方面此时野战军已从1946年6月的120万人增至280万人，各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人口达1.6亿。解放区已成为野战军的战略后方。毛泽东就蒋介石的“重点防御计划”，也作了相应部署：东北有林彪、罗荣桓的东北野战军，华北有聂荣臻、徐向前、薄一波的华北野战军，中原有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华东有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华东野战车，西北有彭德怀、贺龙的西北野战军。这样便形成了国共两军对峙的局面，大战即将开始。
在国共生死较量之前，共产党解放了济南、郑州、开封三大重镇，济南守将王耀武被活捉。接着，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了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同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奉毛泽东、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南京政府覆灭。接着，上海等许多大城市和广大地区先后解放，蒋介石亡命台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现代中国改革开放
1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中国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胜利完成，接着中国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56年，是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在这七年内，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在全国建立了人民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将其改造为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经工作，稳定了物价，用三年时间恢复了国民经济。此外还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全国气象一新，面貌大为改变。
1952年底，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如对民族资本家不像苏联那样财产一律没收，而采取赎买的方式。至1956年，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了今后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
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的10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就“多快好省”四字而言，其中包括着冲突和矛盾，很难十全十美做到。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情况认识不足，又由于毛泽东和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的提出受苏联“赶超美国”口号的影响。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报告中正式提出15年内赶超美国的口号。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也不甘落后，先后两次会见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等，调查英国的钢产量和发展前景，并于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口号，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国钢产量翻一番的决定，即从1957年的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同时此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即在中国展开。这两个运动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展开“反右倾”斗争。主要由于上述错误，再加上当时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而逼债，使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党中央对此作出决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使1962年至1966年的国民经济得以顺利恢复和发展。然而，不幸的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反而有所发展。
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于1966年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党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然而10年来，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工人不生产搞斗争，农民出工不出力，全国一片混乱，导致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
2拨乱反正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此次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新的形势。当时拨乱反正大致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思想方面
邓小平首先要求我们准确地完整地认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否则会被割裂、歪曲、损害其光辉形象。与此同时，邓小平批判了“两个凡是”【3】，并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4】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5】从而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争论很有必要，很有意义，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思想上破除迷信，明确大是大非之后，才能在诸多方面拨乱反正，这是显而易见的根本问题。
（2）政治方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撤销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一批蒙冤的领导人平反，他们是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时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等组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1977年7月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庭依法判处主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王洪文无期徒刑，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稍后，“四人帮”的走卒也受到了法律制裁；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聂元梓、蒯大富两人有期徒刑17年。同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3）教育方面
教育战线被“四人帮”搞得一团糟，亟待拨乱反正，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第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讲的“两个估计”。根据《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原子弹是1964年搞成功的。氢弹虽然是1967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搞出来的。对于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即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挑选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要正确理解，并非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毛泽东一贯强调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来没有讲过大学不要保证质量，不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要出人才。
工宣队（即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文化大革命”期间进驻各级学校）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不安心。军队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出来。
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个学校，搞点示范。学校每周学习时间多少、政治活动时间不能超过多少等，这些都要具体化，教育部要干预。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师范大学要办好，不办好师范教育，老师就没有来源。大学学制本科一般定为四年，医科不同，可以长一些。所谓四年，基础课恐怕要两三年。基础打不好，搞科研是有困难的。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东西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第二是择优录取。大专院校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要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科研系统的人可以调出来搞教育，支援教育。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6】
（4）科学技术方面
科技战线上亟待解决的拨乱反正，首先是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其次是科技人才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认识问题。根据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7】，这两个问题应该如此解决：
关于第一个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指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当代科学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特别数控和自动化技术使生产效率几十倍几百倍地提高，这难道不能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
关于第二个问题，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逐渐消失，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四人帮”把今天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为阶级对立，这难道不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农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革命和建设吗？
（5）工业方面
根据邓小平《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8】，过去的《国营企业工作条例》（1961年9月制订）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问题，不要废除。邓小平提出以下几点意见：①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②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③加强企业的科研工作；④整顿企业管理秩序；⑤抓好产品质量；⑥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⑦坚决按劳分配原则。
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官”，做好此项工作后才能实行开放政策。
3邓小平论改革开放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门一直是敞开着的。不过那时的开放是被迫的、不平等的，开放给人民带来的只是贫穷、落后、痛苦和屈辱。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也实行对外开放，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广大人民并未得到好处。由于政治腐败和经济崩溃，国家越来越弱，人民越来越穷，开放的利益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占，旧中国到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而解放后的开放，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而今天的开放则是为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中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何况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科学理论上、个别生产技术上得到发展，而是全面性飞跃性地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并正在继续产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宇航工业、核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激光工业、信息化工业，等等。我国科学技术本来就落后，这样一来我国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科学水平不提高则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能改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能充分巩固，我国的安全没有可靠的保障。
“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9】
上述讲话后数月，邓小平于1978年10月1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发表谈话，明确提出，我国实行开放政策的目的是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他这样说：
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10】
向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当时在外交上有足够的条件：1972年9月和日本建交，1979年1月和美国建交。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早在60年代也陆续建交，我国朋友遍天下。
关于改革，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的继续和发展。“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1】“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2】“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3】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邓小平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继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