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开国门
1闭关自守
从清兵入关的顺治元年（1644）至提督施琅收复台湾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这40年间，清政府实行海禁，沿海人民内迁，生产凋敝，海疆空寂。两年之后，因台湾已经平定，为恢复沿海经济，撤销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即江苏连云港、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和广东黄埔，实行对外开放。然而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重新封闭江、浙、闽三关，仅存广州一关作为对外贸易和对外联络的视窗。即使是唯一的广州口岸，清政府出于“夷夏之防”和以“天朝”自居，对外商设置种种限制。如外商只准住在澳门，进省城要领红牌（通行证），而且只准住在商馆，不准携带家眷；外商不得与中国行商以外的人自由贸易，不得直接与官府进行联络，有事必须写禀帖由行商转呈，而且禀帖上不得用平等文字；外洋兵船不得驶入虎门，商船只能停泊在黄埔，由中国兵丁监护；禁止外商雇人传递资讯；外人不得坐轿和沿街行走；外人每月只有初八、十八、二十八这三日可以结伴由翻译陪同外出散步，不得进入广州城。加之关税又重，官吏敲诈勒索，外商特别是英国人，颇为不满。此时正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时期，英国在华的贸易额远远超过其他各国，尤其鸦片走私猖獗，仅广州一口岸不能满足需要，企图在广州以北沿海再开几个口岸，把鸦片贸易扩大到华中甚至华北。因此，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George Macanney）来华，希望通过外交方式来减少广州海关的限制，并取得广州以外各地贸易的自由，以扩大对华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9月，由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船到达广东，以其国王乔治三世（GeorgeⅢ，1760—1820年在位）之命呈函禀陈督府：“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申祝釐，遣使臣马戛尔尼，将由天津入贡。”两广总督立即上奏。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贡船五艘从浙江定海北上。7月25日贡船抵达天津大沽海口，沿白河和北运河至北京。9月l4日，在热河行宫万树园以三跪九叩礼觐见乾隆帝。礼仪毕，马戛尔尼呈英王国书说：“皇帝陛下，请留一人居京师，办理贸易之事。”乾隆帝回绝道：“都城距澳门将近万里，何由顾及懋迁（贸易），且语言服制全殊，此事不可行。”马戛尔尼又说：“请于浙江宁波珠山（舟山）暨直隶天津，维舟通市，并按照俄国旧例，在京城另设一行交易。再给珠山附近一小岛，广东省城附近一小地，俾使我国商人可以定居，或便于澳门寓居之外商出入。再者，自广州城下澳之货物，经由内河运输，请求免税或减税。”这里英国明确提出对中国领土的非分要求。乾隆又回绝道：“宁波、天津均无通事、洋行，不便交易。俄国自设恰克图口岸以后，久不在京寄寓。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岂容外藩开设行店？若夷商抵广，例不得进省城，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居珠山海岛并广东附近省城城地，华夷参错，尤不可行。至于贸易纳税皆有定则，不能以其国夷船多，使税则独为减少，所请均属格碍。”
马戛尔尼的要求均被乾隆一一回绝，见无隙可乘，无口可借，便怏怏不乐，于10月7日离京。此时前乘贡船已回定海，乾隆帝便令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松筠伴同贡使由内河至定海，然后放洋。马戛尔尼最后要求到宁波购买茶、丝等物，松筠代为奏请免税。当马戛尔尼到达杭州以后，又以行李、仆从已上定海贡船为理由，请求由内河到广州。松筠便以每天600里驰递上奏。乾隆帝降旨同意，让松筠回京，改命两广总督长龄督带过岭，从广州出海回国。
乾隆帝深知英国贪狡，恐其日久有变，于同年10月3日、7日连发两道圣谕，着两广总督转给马戛尔尼。第一道圣谕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第二道圣谕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这两道圣谕不啻为中国闭关自守的文告，惊破英国觊觎我国领土的迷梦——“给舟山附近一小岛，广东省城附近一小地”。但这两纸文告怎能打消英国的妄念呢？23年以后，英国又派第二次使节到北京。与上次一样，名为朝贡，实为要求放宽通商。
嘉庆二十一年（1816）夏，英国使节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抵达广州，由中国行商向广督转递禀帖：“英国太子摄政已历四年，感念大皇帝恩德，仰慕大皇帝仁圣，于上年9月遣使起程，来献方物，仍循乾隆五十八年贡道，由海洋一路到天津，赴都请见，恳总督先奏。”当时两广总督蒋攸铦刚进京，由广东巡抚董教增经过四次谈判，阿美士德始终不肯以陪臣礼拜伏晋见。董教增不得已便准许按照英国礼节。晋见那天，代两广总督、广州将军、左右副都统、粤海关监督，升坐节堂，大行礼仪。阿美士德挟通事上谒，免冠致敬。通事传达来意，董教增离座起立，问英国国王好，然后坐下询问贡使行程允应上奏皇帝。不久阿美士德率领五艘贡船抵达天津，嘉庆帝命户部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往天津料理贡使来京。一个华人把写着“贡使”字样的旗帜挂在快艇的桅杆上，阿美士德对这面“屈从”的旗帜装作看不见，因为他怕触犯中国当局而使他的外交使命陷于绝境。然而当他到达圆明园谒见嘉庆帝时，因坚持不以跪叩行礼，被嘉庆帝遣返。1817年1月20日离开广州回国，阿美士德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开辟天津、定海为通商口岸，割让沿海某岛屿。
2制造纠纷和武装挑衅
从1834年开始英国贸易政策改变，以自由贸易取代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英国政府直接管理对华贸易，一切由外交大臣巴麦尊（Lord Palmerston，1784—1865）掌握。自由贸易既然开始了，巴麦尊便将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作为英国政府第一任对华贸易总监督派往中国。律劳卑在临行前的1833年12月31日和1834年1月25日，先后接到巴麦尊下达的两道训令，明确此行目的有三：一要推销鸦片，二是开辟商埠，三要取得一个海军据点。巴麦尊还指示律劳卑说：“阁下到广州后应立即以公函通知总督。”巴麦尊在这里“放进了燃烧炸药的信管”。原来清政府规定，凡外人有事，一律采用禀帖形式由行商代为转禀。只能用下对上的禀帖，不许用平行的公函，这是有关“天朝”的体制，绝对不能通融。这当然是外交关系上的一种不平等的态度，巴麦尊抓住这一点，要律劳卑以平行公函形式通知中国政府，蓄意挑衅，制造事端，浑水摸鱼。
1834年7月25日律劳卑携带妻女共5人抵达广州之后，便命秘书将一公函送到总督衙门。果然，这封平行款式且混入“大英国”字样的公函激起轩然大波。公函不仅拒收，而且两广总督卢坤认为“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前后四次反复晓谕，但律劳卑置若罔闻。卢坤认为，“若不重加惩抑，何以肃国体而慑诸夷？”便与粤海关中祥商酌，于同年8月18日封舱，“永远断绝贸易”。接着又宣布禁止华人受英人雇佣，凡进入英国商馆一律以汉奸论处。于是广州英国贸易总监督署及英国人住所和澳门英侨所雇佣的本地人便仓皇恐惧，逃避一空，使总监督署的工作陷于瘫痪，给侨民生活带来困难。为了“解除这一困扰和保护英侨及其财产”，律劳卑于9月5日下令给英国皇家舰只“伊莫金”号和“安德罗马奇”号开入内河，作好战斗准备。
9月7日12时20分，两艘战舰起锚，25分晏臣湾炮台及中国水师船开始放炮，英舰转舵。接着大角炮台射来一弹，晏臣湾炮台射来两弹，横档岛炮台射来三弹，两舰进行回击。13时35分两舰同时炮击阿娘鞋山新炮台和横档炮台。14时5分大虎山炮台猛烈向两舰发炮，使之被迫抛锚停止前进。
8日，整天无风或风向不定，两舰前进受阻，只好停泊在大虎山之下。此时中国方面增加兵力，许多小船载着援兵与武器开到，数百弁兵成行成列，持着火绳枪守卫炮台。
9日14时11分，两舰乘轻微南风起锚，即受到横档岛炮台及阿娘鞋山新炮台的阻击。14时20分，大虎山炮台猛烈向英舰开炮，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此时双方相距200码。14时30分一炮击中“伊莫金”号前甲板的吊床网，死一人伤二人；“安德罗马奇”号也受到炮击，死一人伤三人。两舰以32磅重弹回击，打中炮眼，胸墙被击碎，炮台里面的一所小庙被轰成一堆瓦砾。两舰在江峡慢慢航行，船身因转风转向经常暴露，受到炮台的攻击。本来两舰在峡中航行理应被击沉，但中国方面射击技术不高，幸免于难。11日下午7点15分，两英舰终于在离省城60里的黄埔江面抛锚。
炮击虎门事件轰动广州，9月15日两广总督卢坤急忙奏报北京：“英吉利兵船驶入内河停泊，现在水陆防堵，并将防御疏玩及疏防各员分别革职议处。”这个奏折于9月底到达北京，10月初道光帝下达以下的朱批：“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另有旨。钦此。”这个朱批和另一道上谕于10月15日到达广州，其中说：“该督无谋无勇，咎无可辞，有损国威，深负委任。卢坤着革去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先行革职，暂留两广总督之任，戴罪督办。”
由于广东当局坚持律劳卑不走则不恢复通商的原则，律劳卑不得不让步，与中国谈判。而律劳卑从9月初起健康情况不佳，9日开始热病复发，至19号病情继续发展，不能出席会谈，由英商馆大班库力基代理。库力基对卢坤说：“律劳卑已认识错误。他是第一次进入内地，初到国境不懂禁令，因而没有得到许可证就立即驶进广州，军舰误入虎门，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保护货物。他已承认错误，请求宽大准其回澳门，并请求允许他的船只立刻离开这个港口。”
21日律劳卑领得出港证，当天傍晚离开广州，10月11日在澳门病死。律劳卑一离开广州，卢坤就上奏道：“今律劳卑已认错乞恩，众商节次吁求，自应宽其一线，逐令出口，俾番夷震慑之下，仍感天朝仁慈宽大之恩，臣等公同商酌，意见相同，随经批准放行。并据该商等赴粤海关请领红牌，由臣卢坤派委文武弁员，于9月21日将律劳卑押逐出口……该夷兵船两只，亦于是日开行，一路磨浅，24日押出虎门海口。”于是23日恢复对外贸易，27日对英贸易重新开放。
3英国侵略政策的确立
律劳卑死后，英国侨民在澳门为其出丧，大喊“冤屈”。稍后，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64名英商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呈英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1830—1837年在位），其中说：“根据全部外侨在华的交往历程和中国政策及其内部骚乱，直到现在才使我们认识到，过去与中国政府或其官吏打交道最失策的就是采取甘受屈辱和对轻蔑及不公平待遇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这样就不独使国家的尊严受到损伤，而且会引起对我们威力的怀疑。我们对当时没有给那些商务监督进行交涉的权力和没有提供他们应有的武力来保护他们免受侮辱，感到非常遗憾。……具呈人恭请陛下派遣一位有适当官阶、办事审慎和富有外交经验的人为全权公使，并建议命令他先乘英舰直驶中国东海岸，尽可能逼近首都北京，要有一支足够的海军力量作护卫。……回溯我们在中国贸易所受到的限制和无能为力的处境，是由于我们对中国方面的妄自尊大长期默认。中国皇帝狂妄地认为他和他的子民都是比别国君王的子民要高一等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必须对这种妄自尊大行为做坚决驳斥和打击，否则对于进行继续交涉也是没有好效果的。”
1836年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也鼓吹以武力为后盾，与中国签订一个条约：“我们不能通过辞谦语卑的禀帖而取得什么。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我们今后采用一条中间路线，即对中国政府加于我们的压迫和凌辱，则予以坚决的抗拒。对于我国的体面和我们侨民的权利在他们手上受到的损伤和侵犯则不予放过，必须要求赔偿。”
许多人主张对中国不可采取让步政策：“不要忘记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时候，中国和该公司之间本来已经有许多纠纷和争执。但是东印度公司因为怕丢掉了他们所享受的许多利益，总是让步，不敢力争。现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被撤销，对华贸易在英国已经开放，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了。这种情况再也不允许存在下去了。”
1835年8月2日英国格拉斯哥印度协会在其《致外交大臣巴麦尊书》中，要求“恢复从前我们享有的对厦门和其他北部口岸通商的特权”。广州英商也提出：“只要重新开放厦门、宁波和舟山各口岸就能带来极有利的效果。开放这些口岸，不仅能扩充商务，而且会像以前一样激起各港口地方官互相竞赛来吸引外国商人，以扩大他们从贸易方面获得的机会。”
以上民间舆论和要求对英国政府侵华政策的确立影响很大，基本上都被采纳。1836年6月，巴麦尊任命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为商务总监督和政府全权代表，负责与中国交涉。义律用禀帖的形式领到红牌，1837年4月l2日来到广州，进行6个月的活动。最后向巴麦尊提出：“必须使用武力。”
于是巴麦尊于l837年11月2日将一份备忘录送交海军大臣，建议把东印度防区舰队总司令、海军少将马他仑（Sir Frederick Maitland）调往中国，并尽可能派去一艘或多艘兵舰。不久马他仑接到调令，于1838年7月到达中国海域，8月2日马他仑命令“威厘士里”号、“拉呢”号、“阿吉林”号三艘兵舰自铜鼓洋向北开行，驶至穿鼻洋面停泊测水，伺机挑衅。他考虑到当前鸦片走私正是旺季，挑衅会引起封舱停止贸易；同时虎门已经设防，由关天培严加把守，三艘兵舰无济于事，便于8月6日主动撤至铜鼓湾停泊。
英国政府侵华政策的确立，与胡夏米（Lindsay Hush Hamilton）所提供的情报是分不开的。l832年，东印度公司大班查理·马奇班克斯（Charles Marjeribanks）派遣胡夏米对中国进行侦察，同年2月26日胡夏米、郭实腊（Karl Fredrich August Gtzlaaff）等70余人乘坐“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经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威海卫等地，又折往朝鲜、琉球，同年9月4日返回澳门。他沿途测量河道海湾，绘制航海地图，调查各地物产及商业情况，得出一个结论：“由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1835年7月24日胡夏米还在其给巴麦尊的信中提供了一个武装进攻中国的计划，这个计划成为1840年4月底派遣一支东方远征军的根据。
4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的签订
1839年春，由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特别是虎门销烟，给英国提供了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借口。尤其是英国鸦片贩子和制造商，纷纷要求和敦促政府采取对策，如1839年9月30日《曼彻斯特商人致巴麦尊函》中说：“我们恭敬地请求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中国方面这种侵略行为，应予以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我们希望我们于最近期内，能得回我们所遭受的损失，并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上。”他们的意见被英国政府采纳，1840年6月28日以懿律（George Elliot）为总司令的英国东方远征军开抵澳门湾外洋面。因林则徐防卫森严，便放弃攻打广州的计划，北上进犯闽浙。7月6日攻陷定海，又北上至天津，将最后通牒《巴麦尊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交给直隶总督琦善转道光帝。道光帝便以重治林则徐换取英军退兵，并命琦善南下广东与英国谈判。但是谈判破裂，英军攻打广州，遭到广州人民的反击。1841年8月以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为司令的英国东方远征军开到，先后攻陷厦门、定海、宁波、乍浦、上海和镇江，兵临南京城下，真如一位传教士所说，“大炮在天朝呼啸，城市在一座座陷落”。
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它使中国发生千古未有的巨变，从此以后中国便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一、赔偿鸦片费及军费2100万元，先交600万元，余款以每年税金偿还，四年内还清；二、中国以香港全地割予英国；三、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为商埠；四、英、清两国宜行平等礼，自今以往，断不可目英人为蛮夷。
5香港割让与火烧商馆
1842年10月2日，英国军舰全部离开南京，钦差派员护送至圌山关（在镇江东）外，舰队入海扬帆南去。不久，伊里布、黄恩彤和咸龄三人随尾到广州，查办通商纳税事宜。璞鼎查于同年l2月2日到达香港。
1843年3月4日伊里布在广州病死，钦差大臣耆英从南京赶来代替伊里布的职务。6月23日，耆英和新任按察使黄恩彤、侍卫咸龄去香港参加《南京条约》互换批准书的仪式。26日，璞鼎查在一洋楼里举行仪式，中英双方在条约上盖了国玺，互换批准书。根据《南京条约》第三条规定：“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当天璞鼎查宣布香港为大不列颠女王维多利亚陛下的属地，以璞鼎查为香港殖民当局第一任总督和总司令，并举行庆祝活动。而耆英、黄恩彤和咸龄三位中方代表竟恬不知耻，也在洋楼里和璞鼎查等干杯，并进一步商议把中国的主权拍卖给英国。终于7月22日中英双方在香港公布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赋予英国领事以领事裁判权，导致中国主权的严重丧失。另外还制定了一个5%的低关税率，而且这个税率不准中国自由变更。同年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代表中英双方在虎门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虎门条约》十六条，其中规定了片面最惠国条款，即利益均沾，其他国家和中国订立的条约中，都与英国一样享受最惠国待遇，造成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此外还规定外国军舰常驻中国港口的特权，以及英人在条约口岸租地建屋居住的特权。
英国取得香港后，继续扩张势力，在1860年2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武装占据九龙半岛。同年10月24日英国又强迫清政府在中英《北京条约》中写入了这样的条款：“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位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1898年6月9日，英国又强迫中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这个条约，英国强租了深圳河以南、尖沙嘴的界限街以北整个九龙半岛及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南至南丫岛的广大海面和大屿岛等两百多个岛屿，即所谓“新界”。规定租借期为99年，从1898年7月1日起算。并单方面宣布“新界”区将同样成为女王陛下政府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组成部分。至此，英国彻底达到了对香港的侵占，不过这些都是后话，这里讲的是在道光帝治下发生的事情。
当《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广东，人人奔走相告，无不义愤填膺，全省城遍贴反对英国人入城的告示。1842年11月发表《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其中说：“黄阁（指穆彰阿）主和戎之议，自撤藩篱，……以致三年以来逆夷持其船坚炮利，由粤入闽，历浙入江。据我之地，戕我文武，淫我妇女，掠我资财，致使四省生民，惨罹锋镝。迩者，江南诸当事，亦用粤东故智，甘为城下之盟……割地输金，有更甚于南宋奸佞之所为者。”
卖国条约不仅人民反对，就连统治阶级中的抵抗派也痛恨。南京给事中董宗远上奏称，赔款2100万元是“岁币之输”，给予五码头是“割地请和”，盖用国玺是“卖产契约”，这些都是“但求目前苟安，绝不为国家久远之计”。事实如此，和约签订后广州重新开放，英商更加骄横。昔日大班不准坐轿，如今一般商人坐轿逛街；与内地人交易经常发生争执；携带流娼招摇上市，动辄喝令平民急避；仆役强抢商店货物。凡此种种，简直把广州当成他们的殖民地区。由于官吏强行遏止，人民姑且忍耐，然而1842年11月7日积怨终于爆发。
英国商馆的一个仆役外出购物不付钱，商人向他要钱反被辱骂，旁观者不平，帮助商人回骂。仆役就进入商馆，纠合众英人持鸟枪出馆，向人群扫射，造成多人受伤。于是行人一时驻足不散。当天夜里，英国商馆突然起火。该商馆将货物搬出，全被群众掷在地上，但没有人来抢夺。隔壁美国商馆见火势蔓延过来，连忙将货物搬出，运至船上，也无一人越馆界扰乱。当火烧得最盛时，万民同喊：“杀贼！杀贼！”救火车开来相救，均被群众挺刀阻止。官府派来兵丁，也被群众阻止。大火一直烧到次日，才自动熄灭。
这次声势浩大的反英斗争，使两广总督祁□感到非同小可，惊恐异常。结果组织群众抗英的钱江、何大庚被以“游棍”罪名下狱，之后，钱充军新疆，何遣回原籍。
就在广东人民火烧洋馆两个月之后，即1843年1月，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完成。他面对西方侵略势力和西方文化冲击的双重挑战，指出了一条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之路。魏源一面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反英斗争，主张以民众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正规战争；一面谴责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悲观论调，驳斥顽固派视船坚炮利为“奇技淫巧”的无知论调，以清醒的头脑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的战舰、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及其他先进东西，以达到富国强兵、抵抗西方侵略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