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德雷福斯事件与法国知识分子的首次分化与“内战”
如果说德雷福斯事件促成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那么，也正是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首次分化与“内战”。
在德雷福斯司法案件逐渐演变成为全国性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整个法国从上到下出现了两军对垒的局面。这两个公开对垒的派别就是修改判决派（即德雷福斯派）和反修改判决派（即反德雷福斯派）。前者主要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一些新教徒、社会主义者及先进工人组成，后者则基本上由天主教徒、军国主义者、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等组成。一般而言，前者体现的是革命的原则、理性主义、唯科学主义以及对正义与平等的热爱，后者支持与信奉的是宗教、军队、国家利益、对共和国的仇恨及等级观念。
令人瞩目的是，在两大营垒的公开对抗中，两派的知识分子始终活跃异常，处于斗争的最前列。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学识充当了各自营垒的代言人，而且还不时凭借自己及其掌握的报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扮演起组织者的角色。一时间，他们的言论与行动成了法国乃至世界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正是这一原因，不少法国史学家将德雷福斯事件称为“知识分子的事件”。【27】由于德雷福斯事件中对立的双方展开了不可调和、几近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处于斗争最前列的双方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自然而然也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换言之，由于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法国知识分子在“诞生”之初就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并展开了“内战”。
在德雷福斯派营垒中，其知识分子代表首推左拉。这位著名作家在发表《我控诉！》后不久，被军方以侮辱军队的罪名送上法庭。左拉受审时，许多军官在法庭内吆喝捣乱。当旁听者向左拉的辩护律师鼓掌时，他们竟然露出军刀加以威胁。法庭外，围聚着一群暴徒，扬言要痛殴左拉，把他扔到塞纳河里喂鱼。一些右派报刊也参加围攻和恫吓，其中一家报纸甚至宣称，应该枪毙左拉。以总参谋长波瓦戴费尔为首的军方代表当庭以高级将领集体辞职胁迫陪审团追究左拉的“罪责”。尽管如此，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左拉在法庭上毫无惧色，并镇定自若地说道：“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罪的！我以我的生命做保证。参众两院、内政和军事当局、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被这些报纸毒化了的公众舆论似乎都反对我。我问心无愧。我一定会胜利。”左拉甚至还在法庭上充满自信地宣称：“在这里，人们可以攻击我。但总有一天，法兰西将会因我帮助她拯救了声誉而感谢我。”【28】
在左拉被迫流亡国外之后，让·饶勒斯（JeaNJaurès）【29】充当了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的领衔人物。饶勒斯认为，德雷福斯事件不只是事关一个军官是否有罪的斗争，而是全国进步势力同军队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之间的决战，是那些相信《人权宣言》原则的民主人士同那些否认《人权宣言》原则的反民主人士之间的决战，是那些拥护共和政体的人同反对共和政体的人之间的决战。为此，饶勒斯充满激情地为左拉一案写了一份证词。他在证词中愤怒地指出：“无论是制定法律的地方，还是在执行法律的地方，都无法知道法律是否被人遵守，这在一个自诩为自由的国度里，实在是荒谬的。”【30】身为议员的饶勒斯还在议会发表演说指出：“未来的民族罪人，不是那些现在及时指出错误的人，而是那些正在犯错误的人，他们过去是帝国保护下的宫廷将领，今天是共和国保护下的耶稣会将领。”【31】
在德雷福斯派营垒中堪与左拉、饶勒斯比肩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早已誉满文坛的大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法朗士在德雷福斯案件演变成为德雷福斯事件后，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左拉发表公开信之后，法朗士即在第二天在《震旦报》的抗议书上带头签名。当法庭开庭审判左拉时，他又勇敢地出庭为左拉作证。此前，法朗士给人的印象是个温和的人道主义者。然而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他却一反常态，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激烈的斗争。如当左拉因发表《我控诉！》受到迫害、被褫夺荣誉团勋章时，法朗士亦毅然退回自己的勋章。为此，对他恨之入骨的反德雷福斯派文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安纳托尔·普鲁士先生”（M.Anatole Prusse，“法朗士”的法文为France，亦即与“法兰西”一词的法文相同），并对他百般攻击。面对种种压力，法朗士仍毫不动摇，坚持斗争。法朗士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发表的多卷本小说《现代史话》（L'Histoire contemporaine）中的《红宝石戒指》（L'Anneau d'améthyste）、《贝日莱先生在巴黎》（Monsieur BergereTà Paris）均有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直接的议论，尤其是《贝日莱先生在巴黎》中的主人公，那位原先头脑清醒但不问政治、后激于义愤参与德雷福斯事件斗争的大学教授贝日莱先生，更是堪称作者本人的化身。
除上述三人外，属于德雷福斯派营垒的重要知识分子还有拉扎尔、赫尔及青年诗人兼哲学家夏尔·佩居伊（Charles Péguy）【32】。拉扎尔利用其记者身份，千方百计地收集能证明德雷福斯无辜的证据，并把相关证据展现在那些他认为重要的知识界人士面前，使后者能积极投身于德雷福斯派的斗争。例如，左拉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归功于拉扎尔向前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赫尔则借助于本人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便利，尤其是自己与广大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师生良好的人际关系，一方面努力说服、动员一些知识界的重要人士站在德雷福斯派的营垒，另一方面则发动大批青年学生参与这场斗争。饶勒斯与佩居伊、勃鲁姆就是在他的说服、动员下才积极参与德雷福斯派的斗争的；【33】而佩居伊始则利用自己在拉丁区的大学生中的较高的威望，把大批的青年学生争取到德雷福斯派的营垒，继而又在1900年以“阐说真理”为目标，创建了《半月丛刊》（Cahiers de la Quinzaine）。在佩居伊的苦心经营下，《半月丛刊》在德雷福斯事件后半期为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当时，饶勒斯、法朗士等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均在该刊上发表过涉及德雷福斯事件的政论文或小说。
在反德雷福斯派营垒中，其知识分子的首席代表是当时的青年人最为崇拜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巴雷斯1862年出生于洛林省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年仅8岁的巴雷斯亲眼目睹了法国军队在战争中溃败，阿尔萨斯、洛林被割让给德国。这一切在巴雷斯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成为他一生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激情的源泉。1882年，巴雷斯在从南锡的一所寄宿学校毕业后来到巴黎。在巴黎，他先学习法律，后转向文学创作。使巴雷斯在文坛大放异彩的是他的《自我崇拜》（Le culte de moi）三部曲。该三部曲由《在野蛮人的监视下》（Sous l'ceiLdes barbares）、《自由人》（UNHomme libre）和《贝丽妮斯的花园》（Le JArdiNde Bérénice）组成。这些作品一方面真实地勾画了法国身处“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青年厌恶现实、沉湎于自我、苦苦追求所谓自我完善、渴望激情而又对一切都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作者对社会上流行的消沉颓废的思潮的关注，以及力图帮助同龄人走出“自我”的良苦用心。【34】小说出版后，很快就赢得了大批青年读者，巴雷斯本人亦因此被这些青年人奉为自己心目中的“大师”。如后来被誉为“德雷福斯派第一人”的记者拉扎尔，当年曾是《自我崇拜》的入迷的读者；而普鲁斯特则曾给巴雷斯写信道：“您是一位过去大概从没有人能够成为的人。您是夏多布里昂自己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人。”【35】而年轻的勃鲁姆曾在1897年11月15日出版的《白色评论》上这样写道：“如果巴雷斯未曾降临人世，如果他未曾写过东西，他的时代就会完全不同，而我们亦将完全不同。”【36】
巴雷斯从27岁时开始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要求将普法战争后被德国人侵占的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不久，他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逐步转向狂热的民族主义。1892年7月4日，他在《费加罗报》上曾发表过题为《民族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的论战》的政论文。法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即便巴雷斯不是“民族主义的（者）”（nationaliste）一词的发明者，那他也是把该词引入法国的第一人。不过，巴雷斯与其说是一位严谨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倒不如说是一位善于煽情的民族主义小说家与诗人。为了进一步扩大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又以《民族精力的小说》（Le RomaNde l'énergie nationale）为总题目创作了一个新的三部曲，其中第一部《离乡背井的人》（Les Déracinés）1897年问世后，更使这位民族主义作家声名大噪。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巴雷斯以其一系列极富煽动性的言论表明，他是反德雷福斯派最主要的宣传鼓动家。
此外，反德雷福斯派营垒中的重要知识分子还有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37】、保尔·戴鲁莱德（PauLDéroulède）【38】、爱德华·德律蒙（Edouard Drumont）【39】、亨利·罗什福尔（Henri Rochefort）【40】等。
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两派知识分子均已经充分运用发动请愿、征求签名、组织集会等后来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惯常使用的“介入”社会生活的手段来为自己的营垒效力，而且也已经充分表现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充分利用自己控制的报刊与对手大打笔仗。当时代表德雷福斯派观点的报刊主要有《震旦报》、《小共和国报》（La Petite République）、《白色评论》杂志及在该事件后期创刊的《人道报》（L'Humanité）、《半月丛刊》等，代表反德雷福斯派观点的报刊主要有《日报》（Le Journal）、《自由言论报》（LALibre Parole）、《十字架报》（LACroix）、《法兰西行动报》（L'ActioNFran？aise）、《朝圣者报》（Le Pélerin）、《不妥协者报》（L'Intransigeant）等。
尽管两大营垒的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动员与互打笔仗时各自使用的五花八门、蛊惑力极强的言论往往使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但我们若冷静地分析，就会不难发现，此期法国知识分子的内战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真理至上还是民族利益至上之争。换言之，这场“内战”也是“普遍主义”（leuniversalisme）或“世界主义”（le cosmopolitisme）与“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之间的决战。
具体而言，在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眼中，“正义”、“平等”等观念或信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应当受到全人类的尊重，不论用何种理由去损害乃至践踏它们都属邪恶之举。因此，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往往以代表全人类的身份或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的身份出场。而在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看来，“民族利益”至高无上，为了更好地维护“民族利益”，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而，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往往把自己等同于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此，我们举例如下。
其一，左拉在《我控诉！》的结尾处曾这样写道：“我只有一种激情，以全人类的名义看到光明；人类遭受了无穷的苦难，应该有权获得幸福。我的激动的抗议是我灵魂的呼声。”【41】又如，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始终坚持：真理就是真理，正义就是正义。当反德雷福斯派人士鼓吹重审及修改判决会损害国家和军队的荣誉时，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不容置疑地宣称：国家和军队的荣誉必须以真理为基础，而谎言恰恰会玷污这种荣誉。佩居伊在回忆此期斗争时写的一段话真实而贴切地反映了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充当“社会的良心”时的心境与追求：“对于真理和正义的热情，对于虚假事物的厌烦，对于谎言和不公正的憎恶，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时间，并且耗尽了我们的全部精力。”【42】
其二，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坚持德雷福斯有罪的同时竟然一再强调：即使德雷福斯无罪，也还是让他去遭受囚犯的折磨为好，因为这总比让国家赖以防卫的军队的威信和荣誉受到怀疑好得多。单个人的生命和荣誉比起民族的生命和荣誉来，又算得了什么呢？【43】在参与制造冤案的亨利上校因事情败露自杀之后，莫拉斯在君主主义者的报纸《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上竭力为亨利上校的欺骗行径辩护。他在文中写道，亨利制造伪证是“爱国主义”行为，这些伪证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荣誉”而搞出来的。莫拉斯的弦外之音显然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荣誉”冤枉一个犹太籍军官又算得了什么呢？更有甚者，莫拉斯还荒唐地提出“替代假设”：亨利的假文件是为了替代某份不宜公开的真文件，因为这份真文件如发表，就有跟德国发生战争的危险。【44】无独有偶，巴雷斯则宣称，亨利即便有罪，那他犯的也只是“爱国罪”。【45】更有甚者，反德雷福斯派作家保罗·莱奥托（PauLLéautaud）在他捐款给为亨利上校的遗孀筹募的基金时公然写下了这样的附言：“为了秩序，反对正义和真理！”【46】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此期法国知识分子的“内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归结为“理智主义”（leintellectualisme，一译“唯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lantiintellectualisme）之间的斗争。这具体表现在当信奉前者的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学识积极介入社会生活时，反德雷福斯派的知识分子们【47】却对“知识分子”极尽讽刺、谩骂之能事。如克雷孟梭首次使用“知识分子”一词后仅一周，巴雷斯于1898年2月1日在影响及销售量远远大于《震旦报》的《日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知识分子的抗议！》。【48】至于把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称为“思想的贵族”（aristocrates de lApensée）、“已丧失种族本能与民族情感的、受到毒化的才智之士”的言辞，更是充斥反德雷福斯派的报刊。【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