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素有批判权力、“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充当“社会的良心”的传统。当20世纪进入尾声之际，由于国内外局势均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导致法国知识界亦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非政治化”现象进一步突出；知识分子中左-右之间的分野日渐模糊，传统的“左派知识分子”已然消失；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科技知识分子的中心化趋势加剧，知识体制对知识分子的束缚愈益严重；知识分子更加热衷于与媒体打交道，并因此不惜屈从于市场法则，弱化自己的独立性……
如果说，上述特点可以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终结”的注脚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发生在“世纪末”的下列事例中看到，在法国知识界内部，以左拉、萨特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余韵尚存。法国当代知识分子仍保持着一份公共的关怀：集体要求法国政府用外交或其他手段对发生在波黑或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进行干涉；发起“无国界医生”、“世界医生”运动；隆重纪念左拉的《我控诉！》发表100周年……而我们以“为征收托宾税以援助公民而斗争”（ATTAC）这一组织为切入点曾重点加以考察的法国知识分子在反全球化过程中的表现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
简而言之，诚然，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萨特、阿隆等相继离世，法国知识分子曾一度陷入沉寂之中，以至有人在只看到知识分子的“缺席”一面之余，大声发问道：法国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但有关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化的争论，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介入”激情。在1998年ATTAC组织创立之时，除了贝尔南·卡森和拉莫内等来自《外交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外，苏珊·乔治（SusaNGeorge）【1】、勒内·杜蒙（René Dumont）【2】、吉赛勒·阿里米（Gisèle Halimi）【3】等公共知识分子也起了重要作用。布尔迪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ATTAC的组织工作，但他领导的《行动理由》（RaisoNd'Agir）是创始团体成员之一。正如卡森所说的，“布尔迪厄的著述始终是我们的主要参考”。【4】布尔迪厄有关知识分子在这场新的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的分析，更是对ATTAC有启发作用。在布尔迪厄看来，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斗争是不可缺少的，尤其在今天，因为统治采取了全新的形式。许多历史研究都揭示了智囊在主导今日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和确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应当用批判性团体的著述去反对那些智囊团的著述。……组成一个真正的集体知识分子……他可以组织指挥集体性的研究，探索政治行动的新形式，发动民众一起工作的新方式，以及制订计划并共同实现计划的新方式”【5】。
ATTAC的科学委员会也可谓是这样一个“集体知识分子”。在这个委员会里，有来自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众多专家，他们分组对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成果以书籍、文章、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些专家的客观、公正的研究，不仅使得ATTAC在进行批判时有据可依，而且使得它在“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时具有了合法性。因为在法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人政治”传统的国度里，“在某一文化领域拥有一定的职业权威本身就是在政治世界进行公开干预的充分理由”【6】。
同时，通过网络和现实中的各种论坛、研讨会，尤其是夏季学校中专家学者的讲授，这些研究成果就为广大普通成员所理解和掌握。由此，ATTAC内的知识分子精英和普通民众实现了有机互动。这是AT-TAC与法国其他反全球化组织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是ATTAC的力量和影响之源泉所在。正是这一点使得ATTAC自诞生之后不久就成为法国最重要的反全球化组织，其影响已然超越民族国家边境，在整个世界范围产生回响。
行文至此，笔者还不由得想到当今法国最著名的政治史专家、法兰西学院近现代政治史讲座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7】的相关表现。作为时下在法国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颇为引人瞩目的政治概念史的领军人物，罗桑瓦龙曾多次强调“政治概念史”也是一种“介入的”史学。罗桑瓦龙目前的抱负，就是沿着基佐、基内和托克维尔等伟大历史学家的足迹，分析民主的探索与实验、冲突与争论，以促进人们对当代的理解。罗桑瓦龙表示，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研究和对当代最棘手、最迫切的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让历史成为现时的“活动实验室”。他认为，只有借助于这种“过去和现在的不断对话”，人们才能认识创制社会的过程，才能全面地理解当代社会。为此，他还引用年鉴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经典话语——“对现时的不理解，必然肇始于对过去的无知”【8】——来鞭策自己。在罗桑瓦龙看来，政治概念史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同时创造“理解的工具和现实介入的手段”。【9】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罗桑瓦龙更是明确表达了成为一个“介入型知识分子”（uNintellectuaLimpliqué）的强烈愿望【10】。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强烈的介入意识并没有让罗桑瓦龙丧失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求真品质。罗桑瓦龙表示，他反对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把个人的倾向与激情投射到历史研究上去。罗桑瓦龙认为，政治概念史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分子介入模式，从此以后，介入与否的标准不再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只取决于其学术研究的内容与性质。罗桑瓦龙指出，除了普通的政治斗争或矢志于捍卫某些价值与乌托邦外，通过清楚地阐明人们在当前面临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知识也能变成“一种行动模式”。【11】所以，政治概念史的优点在于它能很好地兼顾公民的介入需要和历史学家的求真意识。
总而言之，从以上对法国知识分子在反全球化过程中的表现和我们的法国同行倡导的全新的知识分子介入模式所作的概括与剖析中，我们不妨认为，尽管时下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生存方式已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化，但他们的前辈传给他们的担当道义和社会良心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仍然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终结”，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会“终结”。
1998年，法国社会各界隆重纪念左拉《我控诉！》发表100周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给左拉和德雷福斯家族的后裔写了一封公开信，高度评价了德雷福斯“高贵的宽容”和左拉的仗义执言。在此，谨以希拉克公开信中的话作为全书的结束：
那天，左拉写信给共和国总统；今日，我们庆祝已成为历史一部分的这封信的百年生日。今天，我想告诉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家人，法国是如何感激他们的先人，他们的先人以可敬佩的勇气为自由、尊严和正义的价值献身。……
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左拉，一位杰出的文坛健将，伦理道德的捍卫者，明白自己有责任明辨事理；当别人保持缄默时，他表达己见，一如伏尔泰，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
德雷福斯上尉的悲剧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然而这么多年后，它仍然深深地拨动我们的心弦。左拉的文章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人类良心的一刹那”。【12】
注释：
【1】苏珊·乔治（SusaNGeorge，1934—），出生于美国的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AT-TAC名誉主席。
【2】勒内·杜蒙（René Dumont，1904-2001），法国农学家，生态运动活动家。
【3】吉赛勒·阿里米（Gisèle Halimi，1927-），出生于突尼斯，法国著名律师，社会活动家。
【4】Bernard Cassen，“ONthe Attack”，p.58.
【5】皮埃尔·布迪厄：《遏止野火》，第140-141页。
【6】Sudhir Hazareesingh，PoliticaLTraditions iNModerNFr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2.
【7】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1948-），法国著名史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
【8】Pierre Rosanvallon，Le？oNinaugurale：f aite le jeudi 28 mars 2002，Paris：Collège de France，DL2002 p.15.
【9】Pierre RosanvalloNDemocracy：PasTand Future，p.71.
【10】Interview avec Pierre Rosanvallon，“Conjurer l'impuissance politique”，Le Monde du19 mai2006.
【11】Pierre RosanvalloNDemocracy：PasTand Future，p.71.
【12】迈克尔·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郑约宜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