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右翼的变化：从“新哲学家”到“新右派”
70年代前半期，法国知识界开始冒出了一批所谓的“新哲学家”。“新哲学家”由一批从极左转向极右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其主要成员有安德烈·格卢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18】、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evy）【19】、让-保尔·多列（Jean-PauLDolle）【20】、菲利普·内莫（Philippe Nemo）【21】、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22】、克里斯蒂安·让贝（ChristiaNJambet）【23】和居伊·拉尔德鲁（Guy Lard-reau）【24】，等等。在“五月风暴”期间与“风暴”过后的最初几年，他们大多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参加过“毛派”组织，有的是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成员，有的则是法共的积极分子。尽管政治派别不尽相同，但他们均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深恶痛绝，均把马克思、毛泽东以及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赢得国际声誉的阿尔杜塞奉为偶像，并多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投身于“五月风暴”的斗争。但是，“五月风暴”的结局使他们深感失望。与此同时，曾使他们激动不已、热血沸腾并寄予全部希望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真实情况也通过传媒逐渐为他们所知晓，更使他们有如遭受灭顶之灾。在失望与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抱怨马克思主义欺骗了他们。由于这些人大多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受过系统的哲学理论思维训练。因此，他们在自己的政治信仰从极左转向极右的过程中，把这种转变通过抽象的哲学概念表现出来，并构造出所谓“新哲学”的理论体系。
关于何谓“新哲学”？学界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定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有人在《国际哲学季刊》上撰文指出：“新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难以捉摸和模棱两可的，是简单化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本体论’的基本论点是那样的模糊不清，可以说是意义很多，也许更可能是毫无意义。”【25】与此同时，也有人辛辣地指出，虽然有所谓的“新哲学家”，但却根本没有“新哲学”。
“新哲学家”的代表人物首推格卢克斯曼。此人曾是法国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活跃分子，阿尔杜塞学派的积极追随者。1967年，他曾出版一部书名为《战争论说》（Le Discours de lAguerre）【26】的著作，大肆宣扬“毛主义”。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他还一度与当时重要的左派组织“无产阶级左派”过从甚密，甚至在同年夏天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法国的战略和革命——1968年5月》中盛赞马克思竟能预见到“五月风暴”中所出现的新型革命活动。但不久，他的政治倾向即开始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即从极左转向极右，积极鼓吹既同传统思想对立、又与马克思主义为敌的“新哲学”。
1975年，他发表了《厨娘与食人者》（LaCuisinière e TLe MaNGe u r d'Hommes）一书，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把恐怖主义合法化，是典型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民”的“食人者”，宣称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强制人们一切活动的准则，即“食人肉”的准则，并且还说，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均是通过“奴役”、“棍子”和“愚民”这三项政策建立起来的。【27】在法国以研究法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史著称的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看来，此书是“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它标志着一部分法国左翼，乃至极左翼极知识分子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裂。【28】
1977年，格卢克斯曼又发表了另一本书《思想大师》（Les maitres penseurs）【29】。他在该书中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认为马克思设想的“过渡阶段”保留了资产阶级的权力与法律，并把强权意志说成是费希特的《科学论》、黑格尔的《逻辑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的共同特点。在这基础上，格卢克斯曼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是根据费希特的革命科学概念，吸收黑格尔的国家观点，最后采用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把一切事物说成是“权力意志的结构”和“统治的工具”，从而把国家政权推向极端，终于建立领袖的强权政治理论，实行名为没有奴役的极权主义。【30】更有甚者，格卢克斯曼还在书中断言，20世纪的所有国家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极权主义思想均来源于上述4位德国的“思想大师”。值得一提的是，格卢克斯曼的这本引起强烈反响，包括猛烈抨击的著作。福柯曾在发表在《新观察家》的一篇书评中对格卢克斯曼的一些观点予以充分肯定。【31】
“新哲学家”们曾被一位加拿大记者称为“索尔仁尼琴的孩子们”，此语生动地表明，1974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法国出版《古拉格群岛》以及该书在西方引起的轰动，为“新哲学家”的崛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位被“新哲学家”的重要成员之一克里斯蒂安·让贝誉为“我们时代的但丁”的作家，根据他本人在苏联被囚禁的经历以及他和许多以前被囚禁过的人谈话中所了解来的情况，并利用包括苏联的一些出版物在内的文献材料，详尽地描述了若干有关在苏联逮捕、讯问、审判、判决和监禁的故事和传说。索尔仁尼琴在叙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和传说的同时，强调指出，苏联的这种把恐怖加以制度化的现象，是和十月革命的后果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该书所涉及的主要是斯大林当政时的情况，并认为斯大林是“古拉格群岛”的主要建筑师，但是，作者一方面把根源追溯到列宁，另一方面又强调说，“古拉格群岛”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特殊的“个人崇拜”使然，而是和苏联现行的政治制度生死共存的。
《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出版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短短几周内即销售了70万册。【32】与此同时，它更是立即被“新哲学家”们作为抨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新哲学家”们宣称：马克思主义展示了一种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古拉格的极权主义逻辑。他们甚至还扬言：既然社会主义搞出了古拉格这样的事，马克思就是已经死去了；社会主义不是一条摆脱野蛮状态的道路，而是一条径直通向野蛮状态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新哲学家”们的这些言行得到了他们的新理论偶像之一福柯的首肯。福柯在1977年5月9日出版的《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思想大师》的长篇书评，充分肯定格卢克斯曼的新著。
除了格卢克斯曼，“新哲学家”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贝尔纳-亨利·列维的三本著作也曾在此期的法国知识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它们分别是1977年出版的《人面兽行》（Labarbarie àVisage humain）【33】，1979年出版的《上帝的遗嘱》（Le TestamenTde Dieu）【34】，1981年出版的《法兰西意识形态》（L'IdéoloGie fran？aise）【35】。其中，《法兰西意识形态》甚至还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争论。列维的这一著作旨在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找出纳粹主义和排犹主义的思想根源；其次是寻求贝当主义的精神导师。为此，他通过在蒲鲁东、巴雷斯、莫拉斯、索雷尔、佩居伊等人的作品中断章取义地罗列出大量能证明其论点的文字，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即法西斯主义乃是法国的发明。由于这一结论使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不少法国人首先在情感上就难以接受，促使为数可观的知识分子，包括像雷蒙·阿隆这样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右翼知识分子对这部著作口诛笔伐。
毋庸置疑，“新哲学家”的出现意味着战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辉煌的30年”的终结。如果我们从整个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甚至还昭示着20世纪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一种重要传统，即起自一战结束后不久，并在30年代前期、二战后初期数度出现高潮的亲苏、亲共传统，或曰“布尔什维克化”传统最终画上了句号。这些“新哲学家”之所以能够在此期法国知识界的“非布尔什维克化”、法国思想界的“非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中扮演引人瞩目的角色，并借助“索尔仁尼琴效应”使自己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与60年代末以来共产主义世界中出现的一连串问题和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甚至不妨如此断言：“新哲学家”们的崛起和“成功”，虽然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如此时出现的世界性能源危机导致法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持续动荡不安，但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下述事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武装干涉，使法国知识界原已所剩不多的亲苏知识分子深感震惊，并最终与苏联决裂。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在与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分道扬镳后把自己的几乎整个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著名作家阿拉贡。如果说阿拉贡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还热衷于为苏联辩护的话，那么，他对苏联此次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却愤怒地进行了谴责。尤其让人感慨的是，当法共主办并由他本人主编的《法兰西文学》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不久停刊时，悲愤至极的阿拉贡竟在终刊号上写道，自己乃“徒劳一生”，并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强调说，这是他当时的心里话。【36】
其次，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西贡后大批越南人冒着生命危险出海外逃，成为世人瞩目的“船民”；波尔布特（PoLPot）领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种种“左”得出奇、令人发指的行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毛主义的神话”的最终破灭；凡此种种，都使得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乌托邦残存的最后一点幻想亦消失殆尽。
再次，1979年苏联悍然入侵阿富汗以及法共为之辩护的“自绝性”行为，则更使法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像躲避瘟疫一样地尽量不使自己与苏联和法共有任何牵连。
对于“新哲学家”，雷蒙·阿隆曾在其《回忆录》中作过如下评价：“他们在研究哲学的方法上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与现象学家、存在主义或分析学家都不能相提并论。他们写论文不同于学院的标准形式。‘新哲学家’们的成功靠的是新闻机构的宣传，得力于在今天的巴黎缺少一个公正的、令人信服的评判。他们人人都通过了哲学教师头衔的考试，但谁也没有追随过萨特或梅洛-庞蒂。有些人曾信奉过阿尔杜塞，尽管后来又离弃了他，但从来也没有否定他。‘新哲学家’们首先引起轰动的，是他们彻底反对苏维埃主义，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37】
诚然，阿隆的上述评论可谓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但笔者以为，法国兰斯大学哲学和文学教授吉·斯卡佩塔关于列维的下述评语，或许也能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列维，乃至整个“新哲学家”何以会在此时的法国知识界占据引人瞩目的地位：
贝尔纳-亨利·列维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哲学家，对我而言，这就是他的全部价值所在。他的地位吗？他在整个格局之外，是捣乱分子的地位，他不遵守游戏规则，无视规范行为方式，他是个挑衅者，反对空洞无物的哲学说教……列维写的书每次都让我思考，我觉得他的书里充满了新思想，也就是巴特称之为的“平庸的反语”……即便他的思想是以历史的思考为基础，也仍然是作为“现实效应”显现在全景之中，而这一点正是与我们要摆脱抽象及形式主义的愿望是协调一致的，他的言论往往“与众不同”，同时产生爆炸效应……我尤其欣赏人们加给列维身上的“坏名声”，这正是震撼虚伪、打破成见、扰乱众口一词的某种标志。实际上，列维作品中首先吸引我的，就是这种反潮流的行为方式，有针对性的挑衅，行事鲁莽，不计后果，就是他的这种胆大、迅捷和不计场合的风格。试想，当今法国哲学舞台上若是没有列维，该是多么平淡而温吞啊？【38】
70年代末，虽然从极左转向极右的“新哲学家们”仍然还不遗余力地在法国知识界从事着“非布尔什维克化”、“非马克思主义化”的活动，但其轰动效应已明显减弱。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公开扬言要以自己的“全新的”右翼理论再次从左派手中夺回法国思想领域的领导大权的右翼知识分子群体却开始在法国知识界崛起，史称“新右派”。如果说，“新右派”在发轫时期一般以坚决反对传统的民主-自由派为出发点，常常运用生物学的论据，鼓吹所谓“科学的种族主义”，那么，在这之后不久，他们就从生物决定论转向文化决定论，并以此为契机宣告与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彻底决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大量吸收当代左派文化理论，拼凑出一套以“新右派”为标签的颇能蛊惑人心的文化种族主义学说。80年代初以来，由于法国经济持续衰退情况下移民问题的凸现和欧洲一体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更对“新右派”思潮的迅速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右派”的首席代表和精神领袖当推阿兰·德·伯努瓦（AlaiNde Benoist）。伯努瓦1943年出生于一个具有贝当主义倾向的家庭。60年代初，刚入大学不久的他就积极参加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右翼大学生团体——民族主义大学生联盟的活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局使他深感失望，同时也使他痛感到，必须要把建构新的民族主义理论作为当务之急。为此，他开始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右翼知识青年热衷于阅读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其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著作有两种。其一是索雷尔、德律蒙、巴雷斯、莫拉斯等本国右翼思想家和作家的著作；其二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新保守主义的右翼学者的代表性著作。
1967年底，伯努瓦在尼斯（Nice）发起建立了一个名为欧洲文明研究会（GRECE）的右翼学术政治团体。翌年2月，该团体创办了《要素》（Elément）杂志。同年11月，该团体又在里昂（Lyon）召开了首次代表大会。
和以往从政治思想出发的右派知识分子不同，“新右派”的理论建立在生物学的基因学说基础上。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人群由于基因类型的不同，造成了智商的高低差异。而这种智商的差异性，决定了各种人群的本质，这种本质上的差异性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能在后天成长的过程中发生改变。“新右派”将这种由基因造成的智商的差异性，称为各民族“灵魂”之间的差别，是由历史所赋予各民族的财富。他们虽然没有使用高卢人、日耳曼人、雅利安人是不同的种族这种纳粹式的说法，但是他们强调，各个民族如果和其他民族混合，由于基因会发生改变，必将丧失其特性。在这些“新右派”的眼中，当时的欧洲文明处于危机和衰亡状态，他们理想中的欧洲文明，是古代的欧洲文明，欧洲人必须重建他们光荣的历史，恢复他们以前的光辉形象——“一个拥有历史的民族，以凯尔特人神话的光荣传统而感到自豪”【39】。
为此，欧洲文明研究会成立之初，以“欧洲文明”的捍卫者自居，并把其斗争矛头直指所谓对欧洲文明构成最大威胁的四大敌人，即犹太-基督教、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无节制的自由主义。伯努瓦等人首先把欧洲文明在当前处于危机和衰亡状态归因于犹太-基督教对欧洲的“腐蚀”，认为正是犹太-基督教所提倡的个人平等和集体平等的思想，破坏了欧洲的原始文明和天然的（或曰血亲的）等级制度。与此同时，伯努瓦等人把源出于平等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视为欧洲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动因”。对于欧洲文明的第三个敌人——马克思主义，伯努瓦等人攻击道，马克思主义只是把犹太-基督教的平等主义做了世俗化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乃是犹太-基督教关于在人世间建立平等乐园的骗人预言。至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无节制的自由主义”，或曰“技术治国论的重商主义”，它的“罪状”是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天然等级制度，维护关于“没有高贵种族、没有杰出人物、没有特点”的民主社会的空想。而且在伯努瓦等人看来，这种空想比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空想更加危险。【40】
起初，由于知名度不高，伯努瓦本人及其鼓吹的思想并未在法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然而，1977年出版的《右派眼中的世界》获得法兰西学院大奖，使作为该书作者的伯努瓦声名大振，其思想亦开始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此前，伯努瓦主要以自己及其追随者主办的两本杂志《要素》与《新学派》（Nouvelle Ecole）为阵地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但因这两本杂志发行量不大，故其思想影响亦受到限制。但在他获奖成名后，伯努瓦的思想主张和“才华”立即引起了由著名的右翼大报《费加罗报》主办的《费加罗杂志》（Le Figaro Magazine）社的社长路易.鲍威尔（Louis Pauw els）的关注和赏识，后者立即邀请伯努瓦为该刊“思想评论栏”的特约撰稿人。由此，“新右派”在法国的主流媒体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阵地。
以伯努瓦为代表的“新右派”在崛起过程中，还得到了不少右翼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如成立于70年代末的一个极右政党——新兴力量党的领导人之一杰拉尔·塞泽（Gérard Sèze）曾表示：“我们同欧洲文明研究会和《新学派》具有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敌人。”他甚至还赞扬伯努瓦等人大大改变了法国战后知识界的格局：“过去把知识分子同左派当作同义词选用，今天证明也存在着右派知识分子，他们并不羞于称自己为右派。”【41】而另一个由伊万·布洛（YvaNBlot）所领导的创办于1974年的右翼团体“时钟俱乐部”（Club de l'horloge）则干脆更直接地与欧洲文明研究会进行联合。由于“时钟俱乐部”的成员大多为法国培养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的“摇篮”——国立行政学院的毕业生，身居各种重要岗位，因此，这一联合使“新右派”的实力大增。
为了表明自己不同于各种传统右派，欧洲文明研究会的一位负责人曾提醒人们注意，在理解“新右派”时，其侧重点不是在“右”，而是在“新”。那么，“新右派”新在何处呢？这可从它1980年在《要素》杂志上郑重其事地推出的两个新口号中略见一斑，这两个口号分别是“差异的权利”和“反对一切极权主义”。
差异性和差异的权利，本来是美国文化左派有关文化多元主义的重要内容，而“新右派”却以此来强调他们所谓的各民族“灵魂”之间的差异性。他们将文化差异绝对化，认为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试图以此来恢复所谓的欧洲文化的纯洁性或者说纯粹性。在新右派的话语中，人类社会由一些“有机共同体”组成，“有机共同体”表示一个自然形成的同质性社会群体，一般规模不大，然而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个人并非出于理性的决定才加入社会生活，而是像细胞一样，有机地生存于共同体之中。在这种有机共同体之中，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和一套核心价值构成共同体的天然纽带。“有机共同体”一方面是一个完整自主的生命体，但另一方面，对一个更大的生命体来说，它是一个细胞。由此，新右派理想中的“自然的”欧洲，就不是一个巨大的民族国家，也不是民族国家的联合体，而是以罗马帝国为原型的欧洲帝国。【42】
在这一点上，新右派和以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43】及其国民阵线为代表的法国民族主义者有很大的区别。勒庞宣称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表明他把捍卫法兰西民族的特性作为自己的任务。同时，勒庞等人还试图通过动员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国家的力量来抵制全球化，而“新右派”则认为，民族和民族国家面对全球化非但不能力挽狂澜，而且它本身才是灾难的真正根源。如果说，勒庞之流将民族国家的衰落归因于全球化，那么，在伯努瓦等人看来，全球化是民族国家的必然结果。这种灾难的根源，在古代是犹太教-基督教，在近代则是法国启蒙运动和雅各宾模式塑造的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是它们摧毁了无数的有机共同体和一个“自然”的欧洲，像拔草一样把个人抛向人为虚构的同质性空间。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新右派”提出建立一个所谓的“欧洲帝国”，将许多异质的有机共同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一帝国中，既可以达到较高层次的统一性，同时又不会压制或者抹平其内部的族群和文化多样性。
“新右派”认为，一神教，尤其是犹太教，是一切极权主义的总根源。由于犹太教是古代世界最早的一神教，它在转化成基督教的过程中，把一神教的观念扩张到整个欧洲，又将此观念以各种宗教和世俗的形式扩张到全世界，所以它必须为所有的极权主义负责。那么，为什么一神教是极权主义的总根源呢？因为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犹太教-基督教是后来一切平等观念的起源，伯努瓦称之为“古代布尔什维克”的平等主义。这种平等主义无法容忍差异性和多样性，试图将所有的民族和文化还原为一个单一的模式，所以必然经由普遍主义而走向极权主义。与卢梭将不平等视为万恶之源相反，“新右派”将平等视为万恶之源。并且认为，平等主义是现代世界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例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根源。而美国，是一神教在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代理人，因此将它列为欧洲文明的重要敌人之一。【44】
值得注意的是，伯努瓦在60年代后期曾热衷于阅读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45】的著作，并因此在其思想形成过程中信奉一种所谓的“右翼葛兰西主义”（gramscisme de droite），即首先应当在发生于“精英”身上的“文化战争”或“思想之战”中获胜，因为这一胜利是征服市民社会基础结构的先决条件。正因为如此，“新右派”在出笼后，似乎并不急于介入政治。他们不仅禁止自己做纯政治观点的宣传，也不允许自己对民主政权妄下判断，而是致力于通过“文化战争”与左翼知识分子争夺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话语霸权，并在这一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事争取民心的工作。为此，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传媒传播自己的观点。其中，仅伯努瓦一人就发表了几十本著作与数百篇论文。
尽管“新右派”很善于用各种美妙动听的言辞来掩盖自己。如伯努瓦曾说：“我把右派定义为一种要求考虑到世界的多样性的态度。”但是，法国社会各界对“新右派”的危险性显然已有所觉察。如一些犹太人和犹太人团体经常指责“新右派”有纳粹主义的倾向，并建议政府根据禁止口头或书面形式煽动种族仇恨的法令，封闭它的喉舌。在这一过程中，身为犹太人的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表现尤其突出。
阿隆尖锐地指出，“新右派”的危险性首先在于纳粹式的种族主义倾向：
这些对日耳曼森林和神祇的崇拜，对生物学的滥用，重复陈旧的古代神话，和伪科学，不可能不引起我们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对这些事物的迷恋曾经唤醒过一小撮人的记忆，进而唤醒了一个民族全体的狂热。【46】
如果与纳粹相比较的话，“新右派”的种族主义倾向更为隐蔽，概而言之，它始终竭力以现代生物学的理论包装自己，试图披上科学的外衣。尽管如此，阿隆仍对他们鼓吹的这种“智商决定论”予以驳斥，认为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这些所谓“新哲学家”的论述，以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假说或是一些耸人听闻的原则为基础，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每个个体的智力和生理能力有先天性的差别，这一点任何生物学家都无法否认。莫扎特和爱因斯坦并不是环境创造的。但声称环境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是违背真理的。即使是人们准备接受这种有关智商的计算法，人的成长受80%的遗传和20%的环境影响，这种数字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如果环境因素真的不能起到任何作用，那么最有天赋的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会成功，那么就让高智商者们充满耐心地平静等待就行了。【47】
还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7月13日，《世界报》刊登了一份由50位著名知识分子签名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的签名者既有左派知识分子，又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呼吁书要求人们对不断变换手法的新法西斯/种族主义保持警惕，并且声明拒绝同发表极右言论的出版社、电台及电视台进行合作。但更值得深思的是，“新右派”的态度也极为强硬。他们以《讨论还是审讯？》、《左翼卫道士》、《法国新右派：旧偏见还是新范式？》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声称，把新右派当作新法西斯，如果不是诬陷，至少也是严重误解。他们甚至还扬言，“左翼卫道士”未经而且不敢公开讨论，就把新右派理论斥为“危险的”思想，是一种既粗暴又怯懦的左翼麦卡锡主义，这种垄断公共领域的企图宣告了他们在思想上和道义上的破产。【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