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光绪末年《大义觉迷录》一书为激进的“排满”革命者所发掘，重见天日以来，曾静逆案及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大致始末，可以说已没有多少秘密可言了。上世纪20年代，孟森撰写《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后收入有名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一书），引用《大义觉迷录》处甚多。从该文可以看出当时学者对这份史料的运用已达到怎样一种水平。1983年，《大义觉迷录》被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资料》第四辑。这次重印使得它的读者群空前扩大，再加上黄裳（《榆下杂说》）、金性尧（《清代笔祸录》及其改订本《土中录》）等文人发表了一些现在看来未免显得有些散漫的短评，于是乎，《大义觉迷录》和跟它相关的那些故事、人物，至少在学术圈里成了一种常识。当然，它的“知名度”疾速上升，是拜关注度与收视率几乎一样高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所赐，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大义觉迷”谈》最终在这本身世离奇的书的传播史上画上了一个饱满的句号——如今，这本多半躺在折价书店里的小书，怕是正等着刚读完史景迁新作《皇帝与秀才》（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原著题为Treason by the Book，意即“以书叛逆”）的读者们前去“发掘”。
其实，一个疑问已经很自然地从我们的心底浮上来了：既然我们对《大义觉迷录》和跟它相关的那些故事、人物早就有了相当的了解，那么，史景迁又能给我们抖搂出多少新东西呢？答案也许是：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什么新东西也没抖搂出来；可是换一个角度，你也可以说，他终究是抖搂出一点新东西来了。
先说为什么他没有新东西。假如你服膺傅斯年的看法，赞同“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方法导论》），那你或许不会给予史景迁的工作以很高的评价。尽管史景迁在驱使史料方面已相当娴熟，也利用了《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等原始材料，但他毕竟没有在现有学者已大范围探讨过的史料之外再挖掘出什么新的内容。即便认可《皇帝与秀才》征引文献频率之高已与一般学术性论著不相上下，可我们也不能忘了：史景迁征引的范围，其实是所谓“题中当有之义”——设使有人让你来写一部三百页的讲雍正、曾静、吕留良的著作，恐怕你也想得到史景迁使用的那些书。在《皇帝与秀才》中，对史料的拓展、辨析、比勘、考索也基本上付诸阙如。史景迁对所有材料几乎一视同仁地信任，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似乎不是对它们加以谛视甄别，而是加以贯串排比。
书末所附的参考书目，开列了大量学术论著，可我们多少有些疑心，史景迁对它们重视和熟悉的程度究竟有多高。例如，书目中列上了王锺翰先生的文章《释阿其那与塞思黑》和沈原女士的文章《“阿其那”“塞思黑”考释》，可是在《皇帝与秀才》书中，史景迁依然将雍正这两位皇弟的名字的寓意解释成“肥如猪”、“贱如狗”，就好像王、沈二位的意见不值一哂似的。实际上，陈寅恪先生在1943年所撰《北朝胡姓考序》中早就指出：二名“世俗相传以为满洲语猪狗之义，其说至为不根，无论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且世宗（指雍正帝——引者按）亦决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这个小小的例子，没准儿能让我们窥见些什么，让我们摆正心态，不再以学者的尺度、而是以说故事人（Storyteller）的标准来衡量史景迁的作品。
卡莱尔讲过：“说到底，历史才是真正的诗。假如演绎得当的话，真实远比虚构有看头。”（History， after all， is the true poetry：Reality，if rightly interpreted，is grander than fiction.）虽然刻下不能征求史景迁的意见，但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引卡莱尔为同调。他讲故事的才能跟技巧，已得到过太多的称誉，这里显然没有必要再洒香水。况且，史景迁终究没有给读者奉上鱼翅海参式的“十分材料”，那么我们要求他烧的这道“家常菜”可口些，怕也不算是特别苛刻罢——尽管据说最考厨子功夫的倒正是这类家常菜。
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来说，在重述一个事件之前，有一重要的抉择，须加以考虑。具体到史景迁这一案例，即须考虑：一方面，有没有充分的史料足以支撑起曾静案及吕留良案的历史还原；另一方面，这些史料的数量是否极其庞大，很难对其全貌加以鸟瞰，以至于大批材料将溢出历史写作者的掌控范围。应该说，史景迁在取材方面一直是相当精明的，《皇帝与秀才》一书尤其如此。不过，我们应该都记得，《王氏之死》在史料方面就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多亏史景迁充分挖掘地方志资料，藉以构建起王氏所处的历史空间。由于雍正的特殊地位，使得与其有关的史料得到大量留存，阅读《皇帝与秀才》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相当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曾静、雍正以及满汉群臣在案发后的进退俯仰、言说举措甚至思想的蠢动、主意的变幻，往往能具体落实到某一天，编年史的细密程度已经与起居注不相上下。有了这一编年史的后盾，史景迁才可能将故事讲得那么流畅，而不需要借助多少想像来填补史实的虚空。同时，这起文字狱案毕竟牵涉不广，尤其是时间跨度不长，因此史景迁便有机会对相关史料作穷尽式的浏览，虽然最终的文字产品表明他对史料的深入程度是有限的。
实际上，一如既往，史景迁著作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既不是历史事件的跌宕演进，也不是历史背景的逼肖呈现，而是那些濒于消泯、如果不是史景迁前往打捞就很可能永远没入时光浊浪中的历史小人物的模糊身影。也就是说，最令我感兴趣的，不是雍正，不是李卫、岳锺琪，甚至不是曾静、张熙——因为毕竟他俩还是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其实，史景迁对于什么才是他最擅长的有着高度自觉，而我感兴趣的也恰恰是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在《皇帝与秀才》临近煞尾的时候，史景迁终于将灯光投射到他隐秘的关怀对象身上：“身穿紫色夹袄、头戴黑毡帽的冒牌进士王澍，谎话连篇的堪舆陈帝西，衡州同年桥畔的大胡子算命老道，义愤填膺的师爷唐孙镐，流戍南方烟瘴之地、沿途散布流言的太监，行旅江上窃窃私语的商客，听得太多、又散发揭帖为年羹尧和吕留良鸣不平的昆明药贩黄琳，四个在凉亭歇脚、说官话、穿马褂的旗人官爷，衣着破烂、一根扁担两个箩筐独闯大营的‘钦差大人’……”正是这些人，正是他们，将本来太过明了、太过真实的历史场域给弄得有些云遮雾罩了，有些够不着底了，在我看来，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历史还给历史了。
或许，这样一种历史悖论——我们愈深入地穷究历史，就愈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抗拒，发现它不可化约的盲点，听到它像蚊蚋一般在我们周遭发出不断嗡嗡却又什么都听不明白的声音——才是历史的迷人之处。或许，曾静案的调查本身就是一种悖论：雍正调动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想要找到叛逆思想的源头，可是过程总在延宕，源头永远迷离。只要有上述那些在历史场景中乍隐乍现的小人物存在，起源就会不断“延异”下去。换一个角度，你会发现《皇帝与秀才》其实也是一种“自反”的写作：史景迁愈详尽地勾勒出一些东西的在场，就愈清楚地凸显出另一些东西的不在场，而那不在场倒有可能是他真正的关怀所在。
2002年，也就是史景迁《皇帝与秀才》英文原著出版的次年，台湾出版了温洽溢、吴家恒的中译本，题为《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的李奭学先生称赞译者之一温洽溢是翻译史景迁作品的诸人中“才情最高的一位，下笔直追史氏”。尽管该译本问世比《皇帝与秀才》早了两年多，但内地译者邱辛晔先生似乎并未参考过《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是从一个细节出发来下此判断的：《皇帝与秀才》“序幕”提到岳锺琪现任官职的称呼“陕川总督”，这是根据史景迁原文“Governor-general of the provinces of Shaanxi and Sichuan”直译的。然而，我们都知道，称“陕川总督”是不通的，习惯的叫法应该是“川陕总督”，而邱先生在这之前及之后也一直是译为“川陕总督”的。假如邱先生曾参考台译本，那么他本可以避免这样一次失误的，因为台译本此处并不错。
上文已经谈到，史景迁此书征引文献的频率相当高，这就苦了译者，因为引文还原的工作肯定是相当繁重的。而邱辛晔先生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假若我没有记错的话，整本书里没有一处引文是意译的，全都经过复原。另一方面，译者亦具有一定学养，每每以译注的方式对史景迁的记述和观点提出商榷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并非百分之百地可取。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邱辛晔先生似乎与当代学界相当隔膜。在正文前“致谢”短短的两段译文里，他译错的学者姓名、性别至少就达七处之多：
1.“张充和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书法家。他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份山西省文献中有关曾静一案之重要的早期文本……”按，译者因为不知道张充和是位女士，故错用“他”来称呼。原文里张充和的名字实作“Ch’ungho Chang Frankel”，后面加了她丈夫、汉学家傅汉思（Hans Frankel）的姓。
2.“我最初是从武恒先生的一篇论文中得见了雍正皇帝几幅身着道袍的肖像……”按，巫鸿（Wu Hung）是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其论著近年引起广泛关注。
3.“经由陈若水教授的安排……”按，陈弱水先生是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
4.“刘忱云教授完全出于其发自内心的慷慨和文人相重的义气……”按，刘铮云先生是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
5.6.7.“全赖王艾林教授和档案专家郭修云和卢雨努的关照……”按，王瑷玲女士是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Kuo Hsiu-Hsia女士，我还不确定她是否叫“郭秀霞”，但她一定不叫“郭修云”，因为“Hsia”的发音与“云”差得十万八千里。吕郁女教授是台湾铭传大学大众传播系主任。
译者在脚注中承认，上面提到的这些中文姓名皆为音译。可是，不晓得一般读者的感受如何，反正我看着巫鸿等著名学者的名字变成不伦不类的“武恒”等，实在觉得别扭极了。
整体而言，邱辛晔先生的译笔是流畅可喜的。然而他有一种与林琴南相近的脾气，用钱锺书先生的话说，就是“他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林纾的翻译》）。篇幅所限，在此只引前言中的一句为例。
原文：In such a world-for instance，out in the hilly and isolated countryside of southeastern Hunan， in which much of the action initially took place-the emperor’s court in Beijing was like the moon…
邱译：对于这样一个世界而言——例如本书所述大多数事件的发生之地为崇山峻岭环抱、与世隔绝的山村——北京的皇帝和宫廷恰如天上的月亮，遥不可及，真可谓天高皇帝远。
学过一点英语的读者想必都看得出来：“多小山丘陵”（hilly）跟“崇山峻岭环抱”完全是两码事，而曾静生活的那个小村子也绝非“与世隔绝”。译者好渲染，所以用的字眼就不能不大而重。另一方面，如果说“遥不可及”尚可根据月亮的比喻补足的话，那么“真可谓天高皇帝远”就完全是译者的创作了。当然，这样翻译倒也并不影响阅读，可是，我们须留一个心眼：这是译者添油加醋的作风，而不是史景迁朴实精练的文笔。实际上，更成问题的是，译者将这句话的关键元素“湖南省东南部”给漏掉未译，于是一个包含重要信息的简洁句子变成了一个塞满虚饰和滥调的空洞句子。
我们都知道意大利俗语有所谓“翻译即叛逆”（Traduttore traditore）的讲法。那么，我们可以说《皇帝与秀才》的翻译也是“Treason by the Book”（以书叛逆）吗？答案是不可以。因为在今日之中国，如果《皇帝与秀才》这样的译作都算叛逆，那算得上忠诚的，恐怕就要形影相吊了。
（补记：温洽溢、吴家恒译《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现已在内地出版。）
（原刊于《南方都市报》2005年5月23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