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的终结，蒋介石的胜利
正是北伐战争终结了北洋军阀。
一切都要从蒋介石与苏联说起。1923年8月5日蒋介石给苏联写信：“苏俄为中国唯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关系。时至今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利害，具有存亡与共之关系。”
10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看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他还写道：“读《共产党宣言》、《列宁丛书》，甚觉有益也。”他在日记中还写到他看《马克思学说》、《马克思传》、《资本论》，他说：“《资本论》前半部枯燥乏味，后半部却深刻动人。”在日记里这么写，绝非虚言，没有写日记还自己骗自己玩的，可见蒋介石一开始是倾向共产主义的。
这年蒋介石在多次讲话中分别说：“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我蒋中正愿为国民革命而死，愿为三民主义而死，愿为共产主义而死。”“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共产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分，世界革命不能没有共产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中正为最诚实同志之一。”“没有共产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是假的国民党。”“本党所尚需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仅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如离开共产党，国民党亦不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系增加革命力量，两党合作携手，中国革命前途，庶可希望成功。”（以上讲话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1923年11月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苏联去，头衔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他对苏联人说：“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是姐妹党。”
蒋介石在苏联参观了苏联红军军营，他说：“今天我有幸访问你们，亲眼看到你们的强大和这种强大的秘密，这就是与人民的团结一致，你们战胜了国内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没有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你们要同他们决战，因此每个战士的义务就是牺牲，要时刻准备为你们的事业去牺牲，这就是胜利的保证。我们到这来学习，并同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后，应激发中国士兵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军阀后我们将向你们伸出我们的友好之手，以便共同战斗，我想再次到你们这里来。”
11月26日，蒋介石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我们认为，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世界革命的中心是莫斯科”，“中国的革命政党国民党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担负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他说：“国民党设想，由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建三大国同盟，以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我们就可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待过上三到五年中国国民革命第一阶段结束，我们就会凯歌高奏。只要一胜利，我们就开始第二阶段，开始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我们认为，至那时，中国人民势将顺利实行共产主义。中国的国民革命党人……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俄合作。”
蒋介石此行目的主要是想争取苏联同意在外蒙古的库仑（现乌兰巴托），允许国民党办一所军官学堂，训练国民党的军队，然后从外蒙古进攻北京。当时北京是直系军阀曹锟的首都，是北洋军阀的根据地。但苏联领导人拒绝了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要求，当时苏联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托洛茨基告诉蒋介石：“你们国民党人绝对不允许将脚步伸进蒙古的土地。”蒋介石很生气，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通过《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在与苏联人谈话时还感到了苏联对新疆、内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这在他的心中种下了反共的种子。可以说正是此次苏联之行使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了180度转弯，也是这次苏联之行改变了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
1924年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从此培养出一批人才，正是以黄埔英才为主力，才缔造了国民革命军。1925年3月蒋介石率军3000东征陈炯明，而陈炯明有10万人，1∶33呀，蒋介石提出：“如闻侧面或后方敌军枪声，切不可惊慌，须知敌旨在扰乱后方，使我耳目眩晕，如镇静持久，则彼技自穷；本军作战需利用夜袭和与敌白刃战，各军需留预备队，至少留一营，非到最后决战不可轻用，尤其注意侧翼配置；初次战斗首重沉着，各部要对阵稳定，待敌来冲，仍需不动如山，然后乘其弱点、罅隙或气竭之时起而攻之，无不制胜。”在蒋介石指挥有方，黄埔陈诚、陈明仁、陈赓等将士用命的情况下，最终蒋介石击败了陈炯明，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人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都不是。短短两年时间，蒋介石成了国民党执掌军权的头号人物。枪打出头鸟，由于蒋介石像坐火箭似的往上蹿，昔日许多压在蒋介石上面的人都被蒋介石甩在后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
由于蒋介石不时高呼几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为共产主义而死”，国民党右派认为他是共产主义者；由于蒋介石会打仗，国民党左派认为他是新军阀，两头都不待见他。
而此时，傲慢的季山嘉取代鲍罗廷成为国民党的苏联顾问，他几乎反对蒋介石的每一个计划，总是跟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要北伐，季山嘉就说：“好啊，你就率军渡海，从塘沽登陆吧。”这要是成了，就是中国的“诺曼底”了，就算有足够的战舰和后勤保障，大沽口炮台是吃素的吗？此外季山嘉还不顾实际地向国民党各部队派遣共产党员作党代表，蒋介石的第一军有80%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这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一心为国民党打地盘，可大批军队要让共产党做主，还两头不讨好，蒋介石这个郁闷呀，1926年3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3月17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异佛入地狱耶。”
于是蒋介石打算撂挑子不干，交出军权，去莫斯科了此残生。船票、护照都准备好了。3月17日晚，蒋介石坐上通往码头的汽车，在快到码头的时候，蒋介石的秘书、日后中统大佬陈立夫问蒋介石：“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大干一场？”蒋介石犹豫了，他吩咐司机开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之前，他又吩咐司机再把车开往码头。这时，陈立夫又问蒋介石：“如果我们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介石想了又想，最后毅然决然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寓所。”
转天，1926年3月18日下午六点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叡因为外洋定安火轮被匪徒抢劫，让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火速派巡舰1艘，运卫兵16名前往保护。当时因为黄埔军校无船可开，赵锦雯便电话请驻省办事处派船以应急需。
而驻省办事处接电话的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王学臣事后回忆说，因为电话听不清，搞不清是何人的命令，便当即把这件事报告了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欧阳钟得到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海军中将）因公外出。作战科科长邹毅应允立即派舰只前往黄埔。此后，据欧阳钟自称，他“于是即返办事处”。但据李之龙的夫人报告，当晚，欧阳钟并未回办事处，而是到了她家。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并留下邹毅的信函。信上说已经派一舰前去，剩下的“只有中山舰和自由可派，请决定一艘”。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当即下令派中山舰前往。中山舰开到黄埔军校旁后，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一时搞得局势陡然紧张。
此后，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俄国考察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便调中山舰回来。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认为，中山舰的调动经过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以及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第二，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第三，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而欧阳钟是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的侄子，该组织阴谋反对国共合作，挑拨国共关系，欲使共产党和蒋介石分家。
杨天石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在《包惠僧回忆录》中写道：“三月二十日事变，完全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他们一面说共产党准备暴动，一面伪造命令，要中山舰开到黄埔听候调遣，蒋介石在由黄埔回广州的途中，看到中山舰向黄埔开动，就信以为真。”
“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异常活跃。王柏龄很早就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的消息。3月17日早晨，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内散布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划海军局武装政变。”正是在这一状况下，作为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一的欧阳钟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舰只，以便和王柏龄的谣言相印证。
“中山舰事件”是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之后，一面唆使欧阳钟矫令，一面向蒋介石谎报，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
那么，在整个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蒋介石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据蒋介石日记，3月19日下午1点钟，他接到李之龙的电话，请求将中山舰调回省城，预备给苏联考察团参观。他当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呢？”此后，他越来越感到事情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敏感而多疑的蒋介石，误以为自己的反对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试图把他劫持到中山舰上。此外，中山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中山舰的行为又让人联想到俄国十月革命时巡洋舰炮击冬宫的历史画面，所以蒋介石认定共产党要搞暴动。
于是，3月19日深夜，蒋密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中山舰武装，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及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与全市共产党机关，还扣押了军内国民党左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40多人，严密监视邓演达。当广州市内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电令驻扎潮汕的第一军，将全军党代表撤销并驱逐，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3月20日汪精卫得知蒋介石的举动后，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看来汪精卫根本不知道中山舰事件的前因后果。
3月20日下午，蒋介石意识到这完全是自己的主观猜忌，与共产党和汪精卫、苏联顾问根本没关系，蒋介石就取消了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恢复常态。但这一事变涉及国共及苏联的关系，性质是严重的，因此蒋介石思想压力极大。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1926年6月28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中又重申：“我可以明白（地讲），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
但蒋介石还说：“将来历史上拿我给各同志的信，及我和几个同志时常所说的话，可以证明这回事实，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如今蒋介石已经去世37年了，但这些东西依然没有公开，“中山舰事件”的解惑，还有待更多史料来解密。
以上是根据现有史料可还原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3个多月后，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发起北伐战争，对北洋军阀开战，北伐军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副参谋长，邓演达任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北伐军共8个军，何应钦任第一军军长，谭延闿任第二军军长，朱培德任第三军军长，李济深兼任第四军军长，李福林任第五军军长，程潜任第六军军长，李宗仁任第七军军长，唐生智任第八军军长。（北伐军在北伐中不断扩编，最终达到40个军。）
蒋介石制定的北伐方略如下：一、联络北方国民军（冯玉祥），使其退守西北，保守固有之实力。二、联络苏俄，以增进革命之实力。三、派人联络川黔，以牵制滇鄂两军。四、联合湘赣，做攻守同盟之势，约其出兵牵制吴佩孚南下。五、联合孙传芳，使之中立，不为敌用。
在发起北伐战争时，蒋介石的地盘是两广、海南和湖南南部。当时北洋军阀有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吴佩孚控制湖南北部、湖北、河南，孙传芳控制江西、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张作霖控制东北、北京、河北、山东。孙传芳、吴佩孚各有20万军队，张作霖有35万军队，换句话说，敌军共有75万人，而蒋介石的北伐军只有10万人。蒋介石制定的计划是集中主力先打吴佩孚，进攻湖南，然后北上克湖北，在打吴佩孚时“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击败吴佩孚后挥师东南，击溃孙传芳，而后北上打张作霖，期间虽因故蒋介石下野一次，但最后还是按照这个计划统一了中国。
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很快占领长沙，拿下湖南北部。几天后蒋介石在长沙检阅唐生智第八军的部队，部队前的军乐队突然乐声大作，鼓号齐鸣，蒋介石的坐骑受惊，蒋介石被甩出两丈远，幸亏他的脚从鞋上拔出来，捡了一条命。李宗仁和唐生智把蒋介石扶起来，蒋介石满身泥土，白手套也黑了，但他毕竟是军人出身，步行继续阅兵。事后有人说：“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的关。”当时无人意会此事，22年后，果不其然，蒋介石栽在了主要由第八路军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败退台湾。
拿下湖南后，北伐军攻入湖北。8月26日北伐军叶挺打到湖北汀泗桥，没拿下，随后北伐军攻克威宁城，镇守威宁城的吴佩孚的部下宋大霈溜了。叶挺用宋大霈的电话给吴佩孚打电话，吴佩孚说：“我已到贺胜桥，目前战况如何？”叶挺模仿宋大霈的湖北口音说：“报告大帅，我们牢牢控制汀泗桥。”吴佩孚说：“你立即通告守桥全体弟兄，就说我明天亲自前来慰劳。”叶挺说：“没有必要吧，我们要北上了。”吴佩孚骂：“混蛋，你竟违令妄自北上？”叶挺恢复了自己的广东口音，说：“吴大帅，我才不听你的命令呢！”吴佩孚一惊：“你不是宋大霈，你是谁？”叶挺大笑：“哈哈，我是北伐军叶挺，你的宋大霈早就溜了，我们在贺胜桥见面吧。”吴佩孚气得说不出话来。
吴佩孚派火车运兵增援贺胜桥，叶挺把稻草铺在铁轨上，吴佩孚的火车被稻草缠住，倾覆出轨。援军来不了了，就在两军激战时，忽然从贺胜桥北面响起密集枪声，原来是叶挺让人将几百只空洋油箱里点燃鞭炮，惊吓北洋军，北洋军以为被北伐军抄了后路，就纷纷逃走，争先恐后地经过贺胜桥撤退。吴佩孚亲自挥刀连砍几个逃跑的团长，并将这几个团长的人头高悬在电线杆上，打算杀一儆百，但败兵潮水般涌来，遏制不住。吴佩孚下令架起机枪，对败兵扫射，顿时桥上、水面上尽是尸体，愤怒的败兵调转枪口，与吴佩孚督战的士兵发生冲突。正在此时，北伐军一炮击中吴佩孚帅旗，吴佩孚认为不是吉兆，于是撤退。
此战北伐军大胜，随后进攻武昌。8月31日北伐军第一次进攻武昌，苏联顾问索科诺夫这样回忆第一次攻城的情景，“我们攻城的部队越过了壕沟，将云梯靠在城墙上，并爬上城墙，守城部队用开水对攻城部队临头泼下，在令人非常痛心的惨叫下，我们的攻城士兵都坠入又丑又脏的城边壕沟里。”
武昌战役中白崇禧请求苏联顾问派苏联飞机支援，但苏联飞机的驾驶员要么借口雨天，要么借口下雾，要么借口刮风，总之是不肯起飞作战。于是白崇禧问加仑将军这是为什么，加仑将军说：“苏联红军之飞机在国内都是天之骄子，出外更是不听指挥。”当时的苏联飞机性能很差，轰炸时没有仪表，飞到哪只能用肉眼看。有一次飞机从广州起飞，按计划应该飞到长沙轰炸敌军，但是有一架飞机竟然飞到了江西吉安，在江西的孙传芳部下没见过飞机，见飞机降落后，知道是敌军的武器，赶紧用大麻绳把苏联的飞机系上，怕跑了。北伐战争中苏联空军没帮上任何忙，反而给北伐军增加了不少伤亡，如北伐军打南昌时，白崇禧指挥部队过赣江，苏联飞机突然来了，以为过赣江的是孙传芳的部队，于是猛烈扫射，导致白崇禧的部下死伤甚众。
9月3日北伐军第二次攻城，又失败了。9月4日蒋介石下令：“限48小时攻克武昌！”他对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说：“虽至全军覆没，积尸累丘，亦非所惜，望奋勇拼死，维持尔军光荣之历史。”武昌城防御坚固，都知道48小时肯定拿不下来，李宗仁部下说：“武昌这样坚固，48小时如何攻得下？”李宗仁：“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攻不下也得应付应付。”
9月5日第三次打武昌时，蒋介石亲自督战，但直到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5周年这天，北伐军方拿下武昌，本来说48小时内拿下，结果打了46天。拿下武昌后，整个湖北归于蒋介石。与此同时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结盟，一起对付北洋军阀，他们率军将吴佩孚的大本营河南拿下，吴佩孚彻底失败。张作霖则趁乱占了河南北部。
在北伐军打吴佩孚的时候，蒋介石写信给孙传芳说：“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有夺取江西的意图，在湖南南部的北伐军早就向东进攻江西了，哪有屯兵不进坐失时机的道理？兄与弟爱国同心，而进行方法不无出入，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绝不得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入革命战线。”
孙传芳此人很有趣，他见国民党搞了个三民主义，一时兴起，自己也搞了个主义，“爱国”、“爱民”、“爱敌”，简称“三爱主义”。他的部下为了应和孙，也搞了个“三爱”主义：爱抽、爱嫖、爱赌。
蒋介石派国民党大员张群亲自游说孙传芳，张群说：“我看你不像个军阀，倒很像一个政客。”孙传芳说：“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些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我决定中立，绝不援助吴佩孚，就看以后蒋总司令守不守信用了。”
孙传芳虽然没加入革命战线，但他的确被蒋介石说动了，在蒋介石与吴佩孚血战时他没有帮吴佩孚，因为他想在吴佩孚与蒋介石打得两败俱伤时自己坐收渔利，没想到北伐军很快就击败了吴佩孚。
击败吴佩孚后蒋介石立即与孙传芳翻脸，他说：“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必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能博得最后之胜利！”随后蒋介石亲率大军进攻江西。
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孙传芳大本营南昌，江西被拿下，孙传芳赶忙与张作霖联合。12月2日蒋介石说：“这次北伐，其性质不单是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在东方革命的一个起点。”这天北伐军何应钦率军兵临福州城下，12月4日，前北洋水师海军将领萨镇冰弃城而走，何应钦不战而入复州城，福建被拿下了。
1927年2月10日白崇禧率军拿下杭州，并与何应钦从福建北上的北伐军会师，整个浙江被拿下。3月初李宗仁将军率军打进安徽，孙传芳的部下纷纷倒戈，辛亥革命时在安徽起义的柏文蔚收集孙传芳残部，占领合肥，随后宣布归附国民政府，安徽被平定。
3月20日秘密潜入上海的周恩来在上海发动起义，他组织80万工人罢工，并率领1万工人作战。一开始1万工人只有300支枪，很快周恩来率军拿下上海警察局，从警察局缴获大批武器，而后周恩来击溃张作霖派来支援孙传芳的张宗昌的精锐部队，于3月22日下午6点控制整个上海，一个小时后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薛岳将军率军开进上海。
此时，北伐军已控制半壁江山，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然而，革命的航船周围却暗流涌动，国共两党分道扬镳的时候就要到了。
在北伐军控制上海的12天前，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以“提高党权”的名义，决定实行集体领导，以中央常务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主席、国民革命军军委主席职务，只给他留了个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蒋介石何许人也，据记载日后他曾身兼82职，现在一下子把两个实权职位撸了，他能不急？
此外，国共在政权上的矛盾也愈演愈烈，江苏省党部委员有15人，不算左派，还有8个共产党；安徽省党部委员有8人，左派和中共党员共6人；江西省党部委员有10人，共产党员有5人。
此时在上海，周恩来从工人纠察队中挑出2700人，用缴获的武器，编成了大中小分队，在各区维持秩序。纠察队成立了总指挥部，赵世炎任纠察队总指挥。紧接着，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临时政府委员会”，汪寿华、罗亦农、林钧等19人为委员，建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可以说，此时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实为中共政权。
这一切都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但此时突然发生的“南京事件”让局面更加混乱。3月24日，北伐军程潜率军拿下南京后，一部分北伐军士兵在南京抢劫英美日等国的领事馆、住宅、教堂、商店，杀死6名外国人，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27名北伐军士兵轮奸。据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5人，有35名日本女人被强奸。列强们十分震惊，惊呼：义和团又来了！在长江上的英美各国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只有日本军舰没有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
2000余中国人被打死，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帝浪潮，“打倒列强”的口号直冲云霄，而各列强为保护租界，也大举增兵上海，形势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一场混战。
3月27日，国民党武汉政府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逮捕在南京的蒋介石，但3月26日蒋介石已离开南京，去了上海。4月2日，武汉政府把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也废了，将他降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然后命令他“克日离淞赴宁（江宁，即南京），专任筹划军事”，以便在南京逮捕蒋介石。
蒋介石去上海以后做了什么呢？上海金融财团提出只要蒋介石反共就给他6000万大洋，而此前蒋介石用苏联给的3000万卢布（2700万大洋）就拿下了一半中国，这6000万大洋如果在手，什么不能干，所以蒋介石决定跟共产党撕破脸。蒋介石下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
3月28日，李宗仁坐火车从南京来到上海，一出车站就发现上海的形势极为严峻，因为一点小事，工会就聚众上万人，要找白崇禧讨说法，“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这也坚定了李宗仁和白崇禧“清党”的决心，他们跟蒋介石一起开会，讨论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只见蒋介石面色沮丧，声音嘶哑，他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连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李宗仁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干，责任就能了吗？”
“我怎么能干下去，你看……”蒋介石说着便把抽屉打开，取出一张何应钦的辞职电报给李宗仁看，说，“何应钦也辞职了，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你看我怎么能干得下去？”白崇禧说：“第一军驻在沪杭、沪宁沿线，各师的各级干部均已自由行动，不听约束。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都有左倾迹象。”
蒋介石问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蒋介石说：“现在如何能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李宗仁说：“那只有一步一步地来。我看先把我的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蒋介石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
蒋介石自从那次访问苏联后心里就有了对共产党下手的念头，可是他又矛盾重重，毕竟他的部队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一旦进行清党，就得与苏联决裂，并背上镇压工农的恶名。如今，他得知李、白二人对共产党的态度后，便决定先在自己部队中部署清党。
3月29日蒋介石说：“以现在中正的历史，中正的地位，我敢大胆说一句，无论什么人想借一种不落边际的宣传和诋毁，或造出一种不利于革命的空气，或赐我以独裁名号，或污蔑我是新军阀，以反对中正革命。老实说，这是不行的，我就知道我是革命的，谁要敢阻挠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于是蒋介石决心从上海开始，对共产党开刀。
上海共产党的武装主力是2700人的工人纠察队，顾顺章任总指挥，黄埔一期生、日后辽沈战役为中共胜利立下大功的侯镜如任军事教官。如何干掉这支部队呢？蒋介石想：动用正规军，去对付群众团体，名声上也不好听。那好，就用非正规军吧，去哪找非正规军呢？在上海还不好找吗？青帮呀！
蒋介石跟上海青帮三大帮主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商量好了，然后让白崇禧坐镇指挥。4月11日夜，先让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扣留周恩来，但周恩来被扣后做通了斯烈的工作，斯烈便将周恩来放了。斯烈不会想到，他的举动为中国保留了一位伟人，也改变了中国走向。
4月12日白崇禧玩了一出苦肉计，他让青帮的弟兄们正大肆围攻上海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等共产党的主要基地，在青帮和共产党正打着的时候，派兵赶到，以“制止械斗”为借口，下了双方的枪，然后一拥而上，乘机占领了共产党的大本营。
4月13日当天中午，数万名工人上街游行，在经过湖州会馆时，要求驻军撤退，不答应就硬冲，结果一冲还真的冲进去了，重新夺回了自己的总工会大本营，把白崇禧的兵吓得掉头就跑。在这一场胜利鼓舞下，总工会宣布全市总罢工，又在下午举行大游行，赴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支，惩办杀人凶手。于是惨案发生了，据亲眼目睹这一惨案的上海文化界名人胡愈之、郑振锋4月15日在上海《商报》的文章“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以上为昨日午后弟等在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弟等尤愿证明，群众在当时并无袭击司令部之意，军队开枪绝非必要。”
这次，国民党真的对共产党大开杀戒了，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四一二”政变中共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继续北伐，5月31日北伐军攻克徐州，孙传芳的全部地盘都被拿下。
此时，为独揽大权，蒋介石密令何应钦剿灭桂系，何应钦没执行，因为蒋桂力量不相上下，没有成功把握，而且何应钦和桂系白崇禧关系不错，何应钦不想无故翻脸，为此何应钦面见蒋介石，反对剿灭桂系。由此蒋介石与何应钦关系恶化，何应钦将蒋介石的计划告诉李宗仁、白崇禧，于是李宗仁、白崇禧开始反蒋。
7月24日张宗昌反攻，拿下徐州，蒋介石指责守徐州的何应钦无能，他亲自到徐州指挥，结果又被张宗昌击败。8月8日张宗昌大军直逼南京。蒋介石将作战不利的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枪决，王天培是何应钦的部下兼老乡，何应钦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与李宗仁、白崇禧一起逼蒋下野，在会上，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他以辞职来威胁，说：“我要休息一下。”白崇禧：“我赞成蒋总司令休息，蒋总司令太累了，该歇歇了。”何应钦说：“我也赞成蒋总司令休息。”李宗仁：“请总司令自己决定。”蒋介石只好下野。
李宗仁、白崇禧本想把蒋介石逼下台后自己独揽大权，不料除蒋介石外中国没人能掌控局面，南京政府中央党部是蒋介石的嫡系陈果夫控制，上海资本家都支持蒋介石（因为他们那6000万大洋还在蒋介石手里呢），白崇禧向上海要不出军饷，上海资本家背后有英美支持，白崇禧又不敢来硬的。此时孙传芳搜集6万残部向南京反扑，占领浦口，向南京隔江炮击。
此时，蒋介石为重新夺回权力，继续北伐，急需得到上海银行团的支持，上海银行团的条件是蒋介石必须娶宋美龄，蒋介石于是请求跟妻子陈洁如离婚，让陈洁如离开中国三年，等他北伐成功，就接陈洁如回来。由于陈洁如信佛，蒋介石对着佛像说：“我发誓，五年后必须恢复与陈洁如的婚姻关系，如若违反，祈求我佛将我击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得粉碎，如果我不对她（陈洁如）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掀翻我的政府，将我逐出中国之外，永不回来。”于是陈洁如同意和蒋介石离婚。
蒋介石和陈洁如离婚后就向宋美龄求婚，宋美龄的大姐宋庆龄说：“我宁愿让小妹死，也不愿看他嫁给这样一个人。”宋美龄说：“他（蒋介石）远比我二姐夫（孔祥熙）英俊。”宋霭龄说：“宋美龄有一种中西融合的野心，这种野心只有嫁给蒋介石才能满足。”宋美龄对母亲说：“如今中国这么乱，除了他（蒋介石），还有谁适合我们宋家？”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了，他写道：“我确信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定有进步，从今开始我也可以安心担当革命大任。我深信人生若没有美满姻缘，一切都无意味。所以，革命应当从家庭开始，我们今天结婚，就是为了建筑我们两人革命的基础。”
在上海银行团和江浙财团及英美支持下，蒋介石很快重新夺回权力。1928年2月9日蒋介石在徐州开始二次北伐，他兵分三路，让冯玉祥所部从河南南部出发，进攻河南北部和河北；阎锡山从山西出发，向东攻入河北；自己的嫡系和桂军从徐州出发，进攻山东。
5月东路北伐军打到山东济南，北伐军在济南当地贴标语时遭日寇无理阻拦，日寇将北伐军贴标语的人打死。北伐军派蔡公时与日军交涉，5月3日日寇闯入交涉署，将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像撕毁，蔡公时用日语说：“这是中国外交机关，非战斗单位，日本皇军素有教养，通晓事务，举世皆知，应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貌。”但日寇不等蔡公时说完便用枪托把他打倒，然后用刺刀乱砍，将蔡公时的耳朵割下，眼睛挖出，蔡公时大喊：“日本人杀我！”最终蔡公时遇难，交涉署28人也一起被日寇杀害。而后日寇以搜查北伐军为名开始济南大屠杀，共杀害6100人，史称“济南惨案”。
蒋介石知道，现在跟日本人开战必败无疑，既然不能打，也没有谈的资本，那就只能忍，于是他令北伐军绕道北伐，绕过济南北上（1929年2月28日蒋介石经交涉从日本人手中收复济南），很快攻入河北。与此同时冯玉祥在西路也拿下石家庄，两路直指北京。
但还是阎锡山快，冯玉祥遇上奉军主力，蒋介石赶上了日本人，只有阎锡山，没遇到什么抵抗，奔着北京就去了。6月2日张作霖率军撤退，离开北京，6月8日阎锡山的部队进入北京。陈立夫说：“我忽然想到首都既决定在南京，北京这一名称应该改了，以免残余军阀在那起野心设政府。”蒋介石于是决定把直隶省改名河北省，把北京改名北平。
在此期间四川、云南、贵州、川边特别区（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西藏、青海相继宣布归附南京政府，6月20日新疆督军杨增新宣布归附南京中央政府，至此只有东三省和外蒙古还未听命于中央政府。
7月6日蒋介石率众来到北京孙中山陵前，他抚棺痛哭，冯玉祥、阎锡山也频频落泪，只有李宗仁没流一滴眼泪。蒋介石痛哭不止，冯玉祥上来劝，蒋介石还是哭，此时有人悄声说：“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蒋介石耳朵尖，马上不哭了。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取得全胜，蒋介石统一中国，而北洋军阀也正式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