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一生一部民国史
他曾得到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张勋、段祺瑞、蒋介石的接见，他曾和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汪精卫、周恩来、朱德会面，板垣征四郎是他的老师，土肥原贤二是他的同学，蒋介石是他的学弟，他还曾成为美国《时代》封面人物。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华民国史，他就是阎锡山。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五台人。少年的阎锡山沉默寡言，情绪飘忽不定，有时默默无语，独自发呆；有时桀骜不驯，信马由缰；有时温和随便；有时着急暴躁，好打抱不平。
阎锡山说：“在我幼年时，中国处于政治衰弱、军事失利、经济落后、外交无能的极度黑暗时代中，清政府暗于时事，当维新而不维新，有志之士视清政府为亡国之前导，救国之障碍，无不义愤填膺，以改造政府，挽救国家为己任。”
为了救国，阎锡山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正赶上日俄战争，阎锡山问日本人：“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你们日本有没有必胜的把握？”日本人说：“俄国人教训顽皮的小孩的时候，常说：‘你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军校！’他们存在这样轻视军队的心理，我们就一定有必胜的把握！”在日本，阎锡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事到危难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
阎锡山在日本参加了革命，1911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阎锡山在太原发动起义，杀死山西巡抚，起义很顺利地就成功了，这一天是阎锡山28岁生日。起义成功后，同盟会与立宪派争山西都督一职。立宪派力推梁善济，同盟会则力推阎锡山。在公选会议表决的时候，阎的亲信张树帜耐不住了，掏出枪跳到桌子上大喊：“妈的，大家都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都举手！不赞成的老子的枪子儿可不长眼啊！”最终阎锡山当选为都督。完了阎锡山对张说：“以后不要那么容易激动，没素质。”张大为郁闷。
阎锡山当上了山西都督，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的山西老大岁月。值得一提的是，阎锡山在辛亥革命时不像其他省革命党那样挂铁血十八星旗，而是挂太极图旗。
数日后袁世凯的北洋军大军压境，阎锡山见势不妙，派人将督军印送给部下，自己想跑，可是部下无人接这块烫手的山芋，阎锡山情急之下说要到五台山当和尚，正在此时，传来袁世凯退军的消息，原来袁世凯和革命党开始和谈了。
山西是北方第一个响应辛亥革命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来到太原，他说：“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需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
阎锡山去拜会孙中山，汽车行驶途中，有人向阎锡山的车扔石头，阎锡山的部下拔枪要还击，阎锡山当即制止，让司机退回，换一条道走。事后阎锡山说：“用石头砸车是有人有计划的闹事，闹给孙先生看，别说咱们开枪打死了人，就是枪一响，咱就上当了。”
袁世凯对革命党出身的阎锡山很不放心，他设了一计，致电阎锡山说：“绥远西部有个土匪王英，老是没能消灭，请督军您亲自率军剿灭。”与此同时，袁世凯派兵在石家庄待命，只要阎锡山抗命，军队就直捣太原。阎锡山接到电报后，判断袁世凯是想找茬把自己灭了，如果抗命，凶多吉少，他马上回电：“即日率部清剿。”袁世凯因此判断阎锡山软弱无能，从此把他视为亲信。到1915年10个国民党党员督军（或省长）被换掉9个，唯独阎锡山安然无恙。
1913年阎锡山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回忆说：“袁世凯一见面就把我想要说的话说完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可说，使我再无可言。”“袁世凯是我平生唯一畏惧者。”
阎锡山借这次进京的机会结识了段祺瑞，向段祺瑞递了门生帖子，成了段祺瑞的门生，日后阎锡山作为国民党硕果仅存的督军，段祺瑞功不可没。
阎锡山为了让袁世凯对自己放心，把自己的父亲和继母送到了北京，名义上说让父母到北京开眼，实为人质，把自己的父母当人质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算第一次。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阎锡山在得到袁世凯接见时说：“我们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力不得已而决裂，需切实有战胜日本之把握。战胜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质与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三，后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七。所谓完全之物质，极重要者有二：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尤其征兵一事，实行手段不妨循序渐进，不难在军政机关之举措，难在民政机关之筹备。民政筹备必须配合国民教育之普及，国民实业之发达，地方警察之健全，地方自治之实行，官吏职任之专一。所谓良好之精神，就是要养成最后五分钟之精神，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劳之体力与舍生取义之心理而成，其所以能受此锻炼之素养，则在民政，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精神？一在国民武德教育，一在社会尊军风尚。精神物质，齐头并进，军力方可日强，国力方可日固，无论攻守，始能操必胜之券。”
阎锡山还在此期间写了《军国主义谭》，分析了军国主义、强国之路，提出强国即战胜国之代名词，战胜则一要靠精神，二要靠物质，重点即武德教育与尊重军人，及军械制造之进步与征兵制度之实行。
1916年袁世凯称帝，阎锡山表示坚决拥戴，还送了2万大洋，不过与此同时他和南方的讨袁势力暗中联系。等袁世凯大势已去，阎锡山撕下面具，率军向北京开进，他致电袁世凯：“我军北驶，已抵保定。”袁世凯当即慌了，几天后袁世凯去世，所以有一种说法是阎锡山一封电报气死了袁世凯。
袁世凯去世，黎元洪当总统，阎锡山表示支持黎元洪。1917年张勋复辟，黎元洪被赶下台，阎锡山在张勋的地盘徐州参加了复辟会议，主张支持复辟。随后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阎锡山及时抽身，参加段祺瑞的讨逆军。段祺瑞当政，主张武力统一中国，阎锡山出兵参加段祺瑞的南征。而后直系军阀崛起，阎锡山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联合，在直皖战争中击败段祺瑞。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反叛，联合张作霖进攻吴佩孚时，阎锡山与冯玉祥联合，出兵石家庄，与吴佩孚翻脸，阻断吴佩孚援军北上之路，导致吴佩孚失败。再往后，吴佩孚与张作霖握手言和，联合讨伐冯玉祥，阎锡山出兵雁门关，截断冯玉祥退路。
阎锡山不光在政治生涯中多次见风使舵，即便在会客室里他都能玩花样。他在会客室里准备了许多伟人的像；北洋时代，国民党来人找他，他就挂孙中山的像，北洋军的人来找他，他就挂袁世凯的像，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人来找他，他就挂孙中山、蒋介石的像，八路军的人来找他，他就挂马恩列斯毛的像。
阎锡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我们跟随阎锡山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无论阎锡山在政治上如何玩花样，他的确把山西治理成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省份，面对中国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力用兵”。
他拆了许多寺庙来建学校，推行四年制义务教育，7到13岁儿童只要上不起学的，阎锡山拨款让他们最少上4年。1949年中国人识字率才为20%，可阎锡山在山西短短十几年就让山西人民的识字率达到70%（中国人平均识字率到1976年才达到此数）。阎锡山还在山西每个县都建立阅报栏和图书馆。
1918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大力发展金融，他说：“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掌握了金融，就是掌握经济命脉，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300块钱一年的利息，比一个孝子一年辛勤劳动的收入还多。”在阎锡山努力下，晋商迎来了最后的辉煌，然而晋商最终还是毁于日寇炮火。
阎锡山在山西严厉禁毒，禁止贩卖鸦片，山西成为当时中国吸毒贩毒率最低的省份。
阎锡山严抓产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注重山西商品信誉，商人对他口碑极好。
阎锡山严禁私人持枪，下令将所有私人持枪收缴，使得山西成为民国时中国治安最好的省份。
阎锡山在山西种树5000万株，其中成活2945万株，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人工植树最多的省份。
阎锡山在山西大炼钢铁，大力发展机器、电器、农业、林业、水利，为山西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
阎锡山重视军备，他建起太原兵工厂，还组建了山西空军，共20多架战机。
阎锡山重视科学，他说：“国家的富强文明赖于国家科学进步，科学家的不断发明不断改进，只要我们有现代化的科学人员，科学一定能有进步，只要我们的工程师有超越进步，我们的工程一定不会不现代化。科技人员工作是关系国家富强文明的前途、人民幸福生活的需要，责任重大。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今后若非尽力培养人才，事业不会发扬光大。”
阎锡山在山西搞“平民经济”，他说：“无论贵贱贫富一样生活，有钱有势的，也不许吃得特别好，没钱没势的，也不会吃得特别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这就叫平民经济，平民经济以平民利益为中心，一切经济设施都以平民利益为前提，平民经济是民主平等互助互惠的经济。”
阎锡山制定了《山西督军兼省长阎告谕人民七条》：一、身体不壮，为人生之大不幸，不可不知。二、尚武为国民必要之精神，不可不知。三、人能有所发明，才算真本领，不可不知。四、卫国以武，备国以财，不可不知。五、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狗，不可不知。六、治病要在人未死之前努力，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不可不知。七、军官能力的军队挡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可不知。
美国总统门罗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阎锡山说：“山西是山西人的山西。”被称为山西门罗主义。他在山西连修铁路都搞特殊，全世界铁轨宽度都是1.435米，只有山西的铁轨宽度比之窄，这样外省的火车就进不了山西，蒋介石的军队也就无法通过铁路开进山西。
1926年蒋介石北伐战争时，阎锡山与冯玉祥在北方与蒋介石呼应，结成同盟，阎锡山于6月19日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
北伐胜利后，1929年湖南军阀唐生智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派阎锡山在日本的同学袁士权拉阎锡山入伙，阎锡山当即答应。随后蒋介石也派阎锡山在日本的同学何成浚来游说阎锡山，阎锡山故意冷淡，言谈间频频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以增加谈判筹码，讨价还价后蒋介石把河北、察哈尔、北京、天津交给阎锡山，再拨给他军费300万大洋。1930年1月3日阎锡山亲自率军来郑州讨伐唐生智，老同学袁士权这才如梦方醒，此后终生不敢过问政治。而蒋介石听了何成浚汇报的谈判经过后说：“打完唐生智，再打阎锡山。”
击败唐生智后，蒋介石决定在郑州干掉阎锡山，何成浚主动请命，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执行此事。在这天的欢迎会上，何成浚代表蒋介石致辞，说：“阎百川先生是蒋委员长和我在日本振武学校的学长，是推举蒋委员长北伐的功臣，为我们的阎总司令的健康干杯！”阎锡山嗅出了杀机，此后他让自己的谍报人员窃听韩复榘的电话，当他得知韩复榘要干掉自己后，他身着便衣，打扮成商人，额头上缠一条遮住半个脸的围巾，登上火车回到山西，阎锡山回去后说：“不打倒蒋介石，我实难生存。”
这年年初阎锡山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这是阎锡山一生最大的合法官职，随后蒋介石说：“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在地方兼职。”等于说不让阎锡山担任山西老大。3月14日阎锡山自立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与冯玉祥一起和蒋介石分庭抗礼，中原大战爆发。
由于蒋介石政治手腕、军事战略技高一筹，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但尽管战败，他这边还比蒋介石多5万人，此时蒋介石发表声明承认了自己以前在政治上的错误。
冯玉祥主张将部队集结在黄河北岸，乘隙南渡打蒋介石，但阎锡山决定停止战争，他说：“我们军事上虽已失败，现在政治上蒋介石既承认错误，也就是我们取得的胜利，况且中国是一个中国，如果弄成南北两个中国，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战败后阎锡山逃到大连，1931年他偷偷回到山西，蒋介石正要办他，“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无暇顾及山西，阎锡山安全了。在大连的这段时间阎锡山深刻反省了自己，他写道：“如果跌到万丈深沟底，那骨粉肉泥的当下，试想自己还有什么，还短什么，还爱什么，还气什么，还贪什么，还怕什么，还愁什么，还急什么，可以说原有什么，就有什么，原短什么，就短什么，短的是明白，有的是糊涂。”
蒋介石出于稳定山西的需要，承认了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但双方还是貌合神离。一次蒋介石来山西视察，打算在运城与阎锡山会面。阎锡山说：“运城，就是运成，让你蒋介石运成，我阎锡山不就要倒霉了吗？改！我在介休接待他，让你‘介石’在此休矣。”蒋介石最终在介休会见阎锡山，随后他为笼络阎锡山，探望了阎锡山的父亲，结果一个月后阎老太爷就死了，据说阎老太爷是怕蒋介石抓他儿子，被活活吓死了。
阎锡山对共产主义有自己独到的说法，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有人说：“中共不过几十人，不成气候。”阎锡山：“你们今天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必为共产党所杀！”“资本主义弊在资本生息，资本生息以来，人皆贱布帛而贵金银，是以人皆不存布帛而争聚金银，舍耕织而专以淘金银为务，如何消除这种现象呢？唯有资不生息，金不代值，资不生息，骄奢淫逸者无所恃其为骄奢淫逸；金不代值，除必要之士农工商外，贱耕织而求金银者无所周。共产主义之弊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取所需是强人作圣贤，又强人作禽兽，违背人性，反乎人情，不适合生产，不利于人生。唯有公平制度，既能克服资本主义之弊病，又能防止共产主义之流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发达物质，鼓励生产。劳动者劳动多少就享受多少，如此，劳动者享受越大，生产就越发达，经济资本就越提高，国家就越富强。”
阎锡山有一整套即便对当今治国都有益处的政治论述，他说：“政治如车，民心似路，路不平，车颠，心不平，政覆。”“管好自己是好人，管住别人才是好官。”“为政应站在全民利害上，如站在一边，则与另一边形成对抗，势必致乱，如站在全民利害上，可以全民之私，成政治之公，治国有如反掌之易。”“为政有一分私心，做事就生一分障碍，就自身说就受一分祸害。”“民利民害民自知，民好民恶民自为，才是民主政治真谛。”“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不应有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制度，致使少数人富裕，多数人受苦。”“义务多尽，权利少享，是服务社会最宽的路子。”
阎锡山还说：“政治基础不到农工，终是苟且；革命行动不到实践，终是枉然。”“政治上任何好事都不易使人民马上相信，必须有周密的计划，详细的讲解，次第的推行，尤须行政人员具有粘人的热情，悦人的态度，动人的言辞，跑肿腿磨破嘴的辛苦，才能圆满完成施政任务。”“地球上光明赖太阳，政治上光明赖民意，有健全的民意机构，站在对的前面领导政治，站在错的后面纠正政治，方可使民主政治尽光明而无黑暗。”“在君主制体下，君主是盛水器皿，人民是水，君圆则民圆，君方则民方。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是盛水器皿，政治是水，民圆则政圆，民方则政方。若民主政体下无正确代表民意机构，则民主将陷于无主，政治的施行可能成为水上浮萍，人民的祸福，国家的安危，亦可能成为无根之木，随风动摇。”
阎锡山在与人交往上也有许多很精辟的话，如：“不可因人错己亦错，人错了是人的不对，不可因他人的不对演成自己的不对，反掩盖了他人的不对，落得自己的不对超过他人的不对。”“言人之错，需先明其对，责人之咎，需先表其功。盖人有对有功者，常居其对与功，若埋没对与功，只求错与咎，当事者不易接受，旁观者不易钦服，处现实当如是，读历史亦当如是。”
阎锡山非常自负，自认自己是中国第一流军事家，每有心得，必记在本上，还说：“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人必须立功、立德、立言，做到三不朽，方不虚度此生。”
阎锡山一切都讲究一个“中”字，他说：“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中是不是变化的？事物是时变的，万变的，中是不变的，但不能执中，要求时中。唯心偏，唯物也偏，摞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摞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跟幕僚开会，对他们的意见，阎总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时间长了手下才明白过来：原来，好并不等于对呀。阎锡山自有说法：“对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对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不对的反面，还是个不对，不对与不对是相对的……偏与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对。唯中与对是绝对的。”
阎锡山对人性的看法比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高明，他说：“人性是土地，非善也非恶，种什么长什么，使人性长成仁义，需有善种子，也需有善农夫。”
阎锡山选派“服务士”监视部下中的军长、师长，“服务士”都是十三四岁的少年，配给军长、师长们每人两名，军长、师长们开会、会客都不能回避他们，每晚服务士把军长、师长的情况写给阎锡山汇报，阎锡山据此了解部下动态。阎锡山的部下因此都不得不服服帖帖的，阎锡山的部下杨爱源说：“跟阎锡山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他让你干甚你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
阎锡山喜欢骑毛驴，因为毛驴擅长爬山，山西多山，且毛驴性格温顺，外国人见状称阎锡山为“毛驴将军”。
据李宗仁回忆，阎锡山是中等身材，皮肤黧黑，态度深沉，说一口极重的山西土音，寡言鲜笑，唇上留着八字胡须，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喜怒不形于色。
1936年阎锡山说：“共产党占据的地方不过十几县，政府以十倍兵力、百倍财力、千万倍枪械子弹剿了五年，对于共产党都打不下来，这是共产党厉害的证明。他们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他们乘了我们土地私有的空隙，因为共产党将土地拿来分给贫农，使贫农同情他，成为拥护他的基本分子。土地革命是共产党号召民众的幌子，摧毁政府的基础，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堵塞住共产党留下的空子，使之无隙可乘。”于是他提出“土地村公有”，凡是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都由山西政府买下来后分给贫农耕种。结果实行了半年，日本人来了，计划全破产了。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寿辰，阎锡山就国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结果，张学良做了，搞了个“西安事变”，阎锡山却啥都没做。
1937年阎锡山来到江苏无锡的锡山，自己出了副对联，“阎锡山到无锡，上锡山，锡山无锡。”让人对下联，没人能对，阎锡山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悬赏，1945年范长江到安徽长江边上的天长县时突然想出来了，他对的下联是：“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
是年阎锡山提出民族革命战法，他说：“就是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运动战就是采取战略守势、战术攻势，以比较大的部队，绝对优势兵力截击敌人，予以重大打击或歼灭之。游击战就是避开战略劣势，运用战术优势，或出其不意地在有利地形进攻比我多的敌人，或对敌人脆弱部攻击的绝对主动的战法。”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阎锡山指挥了太原会战。太原会战前夕阎锡山曾跟周恩来见面，他说：“敌人攻势凌厉，席卷华北，又在淞沪进攻，不断增加兵力，准备几个月内灭亡中国，山西朝不保夕，我国处境十分险恶，一想到这些，我就睡不着。”周恩来说：“现在敌人在军事装备上和战斗力上的确占优势，但是在1100万平方公里的四亿五千万人民面前，敌人是不义之战，是侵略，我们保家卫国，反对侵略，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不足一亿人的国家要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这是吹嘘，这是恐吓！别说一个日本，就是八国联军也没有灭亡中国。当然敌人的恐吓也不是没有一点作用，有些人就被吓倒了，放弃了抵抗。如果坚决抵抗，东北四省就不会全部沦陷，北平天津也不会这么快失守。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现在全国抗战热情越来越高，抗日救国呼声遍及全国。”阎锡山下决心，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
阎锡山先后制定了大同会战和忻口会战的作战计划，但由于其战略过于呆板，都失败了，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太原失守前四天南撤临汾，继续坚持抗日。
阎锡山是第一个提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国民党实力派，他曾说：“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只能跟共产党合作。”鉴于此，张闻天说：“我们承认阎百川先生在当代政治家中是比较有远见的。”
太原被日寇侵占后，阎锡山将山西行政人员迁至秋林、克难坡。此后阎锡山处处学延安，当时延安有个学校叫“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临汾也成立了一个“民大”（民族革命大学）。阎锡山在秋林仿照延安挖了一排排的窑洞，同时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兴水电，使得秋林、克难坡的夜景像是个小延安。中共历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延安有成群结队的女兵，阎锡山也培养了不少女干部。延安提倡勤俭朴素、艰苦奋斗，阎锡山也要求禁绝烟赌，官兵干部待遇之间没多大差距，也很简朴。
在抗战初期他跟八路军关系火热，他提出“一、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二、武装民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贯彻全面抗战。三、切实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改善士兵生活。四、组织全民抗战，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五、肃清贪污，建立并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六、摧毁敌伪政权，铲除汉奸。七、逐渐减租减息，救济难民，改善人民生活。八、扶植手工业，发展农业生产。九、推行民族革命的教育政策，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抗战，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及其他和平国家，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维护世界和平。”看这些话，此时的他已经是半个共产党员了，然而事实上绝非如此。阎锡山曾说：“我们和共产党合作，等于玩老虎，玩好了它可为我所用，玩不好它会吃掉我们。”于是“玩着玩着”他该翻脸了。
1939年，阎锡山说：“……我们处在被翻倒的前夕，陷入日军的攻击与八路军的包围中。处在这个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于是阎锡山发动反共高潮，杀害和绑架了许多共产党。
阎锡山外号“九尾狐狸”，他的处事信条是“存在就是一切，需要就是合法”。他办一切事都以存在为标准，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从来不走极端，不搞一边倒，在各种矛盾中求生存发展。
面对日本侵略，阎锡山建立自强救国同志会，但他的抗日又是非常复杂的。他曾说：“我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护蒋介石又保持自己独立，联合共产党又不公开合作，在三方夹缝中求生存，说穿了，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个都不行。”
1945年日本投降，阎锡山杀回来接收了太原。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阎锡山坚决反共，他对部下说：“我们托飞机大炮的福，学了个‘守’字，共军没有飞机大炮，就学了个跑，他们整天跑来跑去，把我们变成了他们的兵役大队，以后我们也要学跑。”于是他率领14万军队跟解放军徐向前对跑，这正中我军下怀，我军最擅长的就是运动战中歼敌，阎锡山的部队跑着跑着就掉进我军的包围圈了，结果几个月下来，阎军14万人被歼灭11万。
阎锡山认为中共的优势主要在于政治，善于宣传，他说：“天下少有比共产党会说的，翻过来折过去都有理。”
1948年阎锡山面对解放军进攻时，他在太原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防御，按地形险要分为主碉和副碉，按武器配备分炮碉、机枪碉，按形状有方碉、圆碉，有的碉堡可以四面射击，有的只在两侧留孔，还有一种叫没奈何碉，前面不开口，专门倒着打。他说：“太原在我手中已变成一座碉堡城，这座城可以比得上150万军队。”
太原城坚固的防御的确起到了作用，到1948年11月，太原成为山西省唯一一座还在阎锡山手里的城市，其余的都被陈赓、徐向前解放。此时徐向前将太原城四面包围。阎锡山则说：“我要以太原城光复山西省，以山西省恢复党国。”蒋介石也来到太原城给阎锡山打气，徐向前曾在阎锡山的国民师范学校和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就读，阎锡山说：“一个学生和两任校长作对，以下犯上，他能有好结果吗？”然而战场上只论能力不论师生。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说：“太原亦有和平解放之可能。”2月4日毛泽东说：“如果太原和平解放，阎锡山能表示改变过去立场，可以在新政协当个大官。”但一向能正确分析形势的阎锡山没有认清形势，这次上错船了，他在解放军完成对太原合围后说：“如果太原失守”，他指了一下毒药，“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我与共军不共戴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而后又指了一下面前的棺材，“这口棺材就是我决心的证明。”但是阎锡山最终还是没跟太原共存亡，他离开了。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16万守军被全歼，太原的阎锡山时代一去不复返。
阎锡山雄踞山西38年，成为中国有史以来任省长（把督军、巡抚、总督也都看做省长）时间最长的人。人民解放军打国民党首都南京只用了两天，而打太原用了6个月，这是解放战争中国军坚守一个城市时间最长的战役。
阎锡山能在山西38年不倒是有原因的。阎锡山是个有思想的军阀，他根据时局变化适时改变自己的战略路线。山西这块地方，左河（黄河）右山（太行山），自成表里，易守难攻，地偏一隅，离开交通要冲，外部势力很难进入，关起门来很容易自成一统，具备建立独立王国的天然基础，同时靠近京畿，有随时切断南北交通，向北京政府发难的便利，政治位置极其重要。而动荡不安的民国台上人物频繁更迭，他们忙于政权夺位，看不起贫瘠的山西，也没力量顾及。阎锡山大力发展山西经济，使山西人民过上好日子，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综合起来，阎锡山便占据了山西38年之久。
历史的洪流不可违逆，最终阎锡山随同蒋介石败退台湾。去台湾后，阎锡山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失败，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如我们对二百万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对抗装备甚差的三万共军，即是明证。共党以其主义、政策、政略，组织起民众，造成面的战略，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是超历史的做法。”
在台湾的阎锡山，每日以写书为乐。他说“写书是我最乐于做的事”，“我写书如泉水外涌，越涌越舒畅”。
晚年的阎锡山心怀世界，心中有一个世界大同之梦，他在《大同之路》一书中说：“要为人类谋求一个合理而且幸福的社会，使人类能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互敬互爱，天下一家，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使国家富强文明，而要使国家达到富强文明，就必须主张公道，只有主张公道，才能使任何地域、任何国家、任何人种、人与人、人与国、人与世界，处处公正合理，达到天下大同。”阎锡山理想的大同世界是这样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信以立己，义以制事，民无机诈，国无私谋，强不得以逞凶，弱不至于受屈。人皆和爱，离乱不兴，国皆礼让，干戈不作。以孝报恩，老得其养，以恕处人，人得其和。科学公有，人才公用，生产无限量，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为，坐到没愚人，没闲人，没穷人，没坏人，一直到废止刑法，变政治为文化，改制度为风俗，庶几人类安和，世界大同。”
1960年阎锡山在台湾去世，他要求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这么两段自己的语录：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
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他还给自己写了两幅挽联：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来爬上去其为难。
阎锡山一生在民国政坛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不愧“九尾狐狸”的外号，因此，蒋介石既称赞他“态度光明，意志坚定”，又揶揄他是“诡而不正”的“晋文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