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但痛苦在可以忍受的时候，不满就会达到高峰；当不满的情况已经改善了，不满往往造成动乱。痛苦已经减退的时候愈感痛苦，而解除痛苦的心就更加强烈。——[美]埃里克·豪佛尔《真正的信徒》
日俄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最后六年，这个庞大而腐朽的帝国，仍旧处于新旧并存中，传统与现代互相抗争，在长江，蒸汽轮船开始起航，在上海外滩，银行接二连三地成立，在袁世凯努力下，中国军队逐渐完成向近代化的过渡。中国人的思想也逐渐活跃，一些关于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的书开始大量出版，当然这些变化只是在东部沿海城市。在农村，教育模式依然不变，孩子们仍在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念“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考试，做梦都想金榜题名；女性依旧不能接受教育，仍然用裹脚布缠足，在婚姻大事上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开始了走向共和的进程。在此进程中，孙中山、汪精卫、袁世凯这些风云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1911年，辛亥年，在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的眼中，京城以及其他地方，不仅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和不安，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包含希望。他写道：“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
既然老百姓生活得还不错，辛亥革命又为何会发生呢？用美国埃里克·豪佛尔《真正的信徒》中的一段话就可解释：“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但痛苦在可以忍受的时候，不满就会达到高峰；当不满的情况已经改善了，不满往往造成动乱。痛苦已经减退的时候愈感痛苦，而解除痛苦的心就更加强烈。”
此时清朝人民的痛苦已经减退，于是解除痛苦的心就加强了，此时距离彻底解除痛苦，只差一枪！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终结了200多年的清王朝，也终结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
这一切都要从孙中山说起。
屡“革”屡败、屡败屡“革”的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载之，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据家谱，孙中山是孙权后代。
甲午战争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自己的救国主张，李鸿章因忙于军务，便说：“仗打完后我就见他。”但甲午战争一打9个月，李鸿章一直没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此书已石沉大海，他在这篇文章提出的改良思想还没有康有为激进，而这样的思想都不被采纳，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因此决定与清廷决裂，他离开清国，去了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在那里建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开始了走向共和的步伐。
第一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孙中山虽自称“洪秀全第二”，但洪秀全所要建立的，是比清廷更加残暴的专制政权。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也只是在维护清国统治前提下的变法，只有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掀翻清国，建立共和政府。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起义，这就是“乙未广州之役”，在广州行动失败后，他逃到日本，看到日本报纸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的新闻报道，孙中山便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自《易经》中‘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
由于被清廷通缉，为安全起见，逃到日本后孙中山化名中山樵（中山是日本的姓），他说：“我是中国的山野樵夫，所以叫中山樵。”后来章士钊到孙中山的朋友家做客，见到署名中山樵的许多信件，内容很革命，字迹又不像日本人写的，便问谁写的，孙中山的朋友回答说孙文，章士钊便把“樵”字去了，在“中山”前添上“孙”字，从此孙文便改名孙中山，人们渐渐习惯了这个称呼，孙文自己也接受了。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孙中山给台湾总督日本人儿玉元太郎写信说：“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坐待瓜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向儿玉元太郎借兵，想趁清廷大乱之际掀翻清廷，恢复中华。儿玉源太郎想趁中国大乱浑水摸鱼，便答应支持孙中山，派了一批日本人参加起义，仅有记载的就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
1900年10月，孙中山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由于有儿玉源太郎故意搅浑局势，又有先进的武器支持，革命军一时间打垮了好几股清军，声势大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上台，改变了对华策略。与此同时，又传来消息，孙中山在菲律宾花钱买的枪械也被人骗了。没有了武器的支持，起义最终失败，这是孙中山第二次革命失败。
孙中山是个有真性情的人，在日本时，有一天犬养毅问孙中山说：“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革命”。“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孙中山边看着犬养毅的夫人，说道：“女人。”犬养毅拍着手说：“很好，再其次呢？”孙中山说：“书。”“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您。尽管您把女人放在书前面，但我看您还是花在看书上的时间多，您这样忍耐对于女人的爱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
孙中山很喜欢读书，据统计，孙中山的全集《国父全集》共涉及2000多个地名，古今中外10000多个人物，各种主义、思想、学说150多种，可谓学识极其渊博。
由于孙中山一直在日本从事掀翻清廷，光复中华的活动，清政府感到，孙中山即便在日本，也是一颗定时炸弹，于是1907年庆亲王奕劻与日本政府交涉驱逐孙中山，日本政府将孙中山赶走。
孙中山离开日本后来到越南，他在越南相继策划了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三次起义全部失败。孙中山一看，自己遥控不行，必须亲自上阵了。1907年9月孙中山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计划攻取镇南关。12月2日黄明堂与关仁辅联合炮台守军为内应，率革命党80人（一说百人）由山背用绳子攀上，直取镇南关第三炮台，清军溃逃，革命党遂乘胜占领第一、第二炮台，获得大批枪炮。次日孙中山亲率黄兴、胡汉民由河内出发，至镇南关指挥，日本人池亨吉、法国炮兵上尉狄氏也来助战，孙中山说：“非常感谢同志们奋勇高举义旗，同四万万同胞一起推翻满清皇帝，建立新的共和国，到那时我们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享受独立自由的幸福，外国人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同志们，我们要向南宁、广州进军，北出长江，和全国同胞打到北京。我们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是最得民心的军队，到处都有人民的帮助，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兄弟我这次一起和大家参加战斗，革命一定成功！”讲话后大家热血沸腾。
战役中孙中山亲自为伤员包扎，并亲手开炮击杀清军。他说：“反对清政府十余年，到今天终于有机会开炮杀敌了。”这也是孙中山十次反清起义中唯一一次亲临现场。当弹药用光时，孙中山决定令黄明堂守炮台五日，自己与黄兴回河内筹款买枪接济。清国广西提督龙济光、镇南关防军统领陆荣廷率军4000趁此机会反攻，直扑炮台，革命党英勇反击。8日夜至9日下午，清军先后占领炮台周围各阵地，革命党退入垒中坚守。当夜因枪弹不足，粮食不继，黄明堂率军突围，退入越南燕子大山，此战结束，历时7日，歼灭清军200人。这是孙中山第六次革命失败。
但孙中山并没灰心，他是个百折不挠的人。孙中山说：“此次起义我们以少数同志占领三个炮台与清军数千人奋战七八天，已经显示了我们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此次革命还有外国革命同志同我们在一起，从表面看，好似我们遭受失败，其实胜利仍属于我们。因为此次起义已震撼满清王朝，中国专制政体不久一定会被我们革命党推翻。这不是胜利是什么？我们革命是合乎世界潮流、顺应全国人民期望的，所以一定会成功。我们要乘此胜利声威继续不断革命，这就是我们今后的责任。”
不久黄兴又在广西钦州和云南河口发动起义，均以失败告终。黄兴说：“中国幅员之广，清朝统治之长，我们仅靠发动数百人举行几次小规模起义就想摧毁清王朝军事政治制度，确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感到此行为是缘木求鱼。当然此行为不应作为单纯军事行动评价，其政治意义非常重大。”
黄兴由此提出运动新军的方案，被孙中山采纳，此战后孙中山放弃以争取地方武装反清的战略，转而集中全力争取新军反清。
新军是怎么回事呢？1894年甲午战争时一些地方大员有鉴于中国陆军之弱，开始筹划新军，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仿照德军模式建立定武军，该军470人。1895年袁世凯接替了胡燏棻，并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7000人，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新军。1899年袁世凯率新军镇压义和团，1900年袁世凯将其改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并增至2万人。由于新军表现出明显高出清军其他部队的战斗力，1903年清廷拟在全国以新军取代八旗和绿营。1905年北洋常备军改称陆军，各省军也改称陆军，共编为36镇。1906年兵部改为陆军部，那么新军编制如何呢？新军编制为镇协、标、营、队、排、棚，又分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军官由在外国军校留学的留学生和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组成，士兵严格招募，训练严格。袁世凯在练新军时说：“我练兵练得好的给钱，练不好的吃刀。”清军编练新军是为了挽救已垂死的封建统治，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新军士兵后来在革命党影响下纷纷走向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清廷编练新军，恰似把绞索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清廷缺乏驾驭强大西化军队的能力，它也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成体系的理念去支撑军人对清朝国家的效忠。特别是1910年，在新军内兴起割辫子运动，大批新军剪掉了辫子。发辫是清朝统治的象征物，象征都没了，军队还能听你的？此时，距离大革命只差一枪！
在革命党纷纷在国内运动新军的时候，孙中山一直在海外奔走。孙中山在日本期间，有一件事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孙中山与满洲问题。1898年七月，在宫崎滔天引荐下，孙中山与内田良平见面。孙中山说：“原本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此话载于日本内田良平的《皇国史谈》。
小川平吉《孙逸仙之革命与满洲独立》记载孙中山说：“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又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孙中山说将东北给日本的事呢？晚清民国史权威杨天石先生在《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和人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说法与我的看法完全相同，他说：“诚然，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就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当然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历史家所追求的只有真实和真理。对孙中山如此，对其他历史伟人也应该如此。”
对此，我再补充几点。第一，孙中山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确实争取到了日本在资金和武器方面的一些援助，这对“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其实也都是一样，在他们成长初期，由于实力薄弱，多半都会向外国寻求帮助，也都或多或少地会得到外国的一些援助。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敌国德国的大量资助。在列宁革命未胜利和孙中山革命未胜利时，革命党还不是执政党，许给外国的本国利益都是空头支票，换句话说，只是嘴上许给，但实际上资助自己的外国还没法拿，因为这些利益还在旧政权手里。等于说，许给外国的是空洞的国家利益，而自己赢来的却是实质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相比之下，这个买卖干得是值得的。
比如，德国就是希望通过帮助布尔什维克夺权，最终促使俄国与德国停战，以便德国能够集中力量对付英法美，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确实通过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忍痛割地满足了德国的愿望。这个和约割让了100万平方公里给德国，被割让土地有着俄国全国煤炭90%的开采量，73%的铁矿和54%的工业。此外，条约还规定，苏维埃政府必须复员军队，包括刚刚组建的红军部队，此外还要赔给德国60亿马克赔款。这个条约看起来是绝对的卖国。但几个月后，一战中德国战败，列宁就将这个条约撕毁，不认账了，事实上俄国没受什么损失。同理，此时说孙中山不爱国和说列宁不爱国是一个道理，都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第二，孙中山虽然答应了日本的许多条件，但不代表孙中山掌权后就真会兑现。举个例子，民国国务总理段祺瑞曾向日本借款，副总统冯国璋很忧虑，问今后如何偿还，段祺瑞说：“日本对我们如此，我们对日本也不过利用一时，谁还打算真还他呢？等我国强大之后，赖着不还就是。”最后段祺瑞果然没把钱还给日本。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拿我们今天对国家及其主权领土之类的观念来评判历史。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历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
孙中山与日本的事就说到这儿。随着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孙中山的人生和名声都发生了巨变。
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咱们就说到这。从1895年孙中山开始革命，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期间革命党做的主要是两件事：暗杀和起义。暗杀，从事暗杀的革命党不计其数，别的不说，就连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此时都是暗杀大王，他主张用暗杀手段对付清廷。他想的第一招是投毒，1904年蔡元培叫人弄来一只猫，让它服用自己配的氰酸，猫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使用不方便，打算将其改成固体，研究半天，又觉得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开始做炸药。蔡元培认为女人实行暗杀比男子隐蔽，因此他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最终使清廷官员连遭暗算。除了蔡元培从事暗杀外，从事暗杀的还有一批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汪精卫。起义，孙中山同盟会领导的十次起义咱们提过了，此外还有光复会等领导的起义，不可能都说，在此说一下安庆起义，因为这次起义的组织者是铁血美女秋瑾。从事起义的秋瑾是美女，从事暗杀的汪精卫是帅哥，且看一下帅哥美女的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