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看电视，信手遥控着电视机频道，当看到少儿频道正播放着20世纪70年代中央芭蕾舞团录制的“红色娘子军”影片时，顿时停住了视线，我感到时光立即被拽回38年前的岁月，那剧中的音乐旋律、色彩、人物动作、造型无一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所熟悉的，更不要说当年我还亲自参加过这个剧目的演出，到现在我仍能唱出几乎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那是深深嵌入我大脑的印记，又随着岁月沉淀进我的血液中，但，它像是外部的注射、点滴渗入我的体内，无法化成我生命的一部分，因为那是一个无法在价值观上认同的事物，当年我们只为一种冲动，或许认为比枯燥乏味的上课好玩，于是就在舞台上以近两年的青春跳出了那段特殊的经历。
1966年我小学毕业，正逢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拉开序幕，结果整整等到三年后的1969年才进了南平一中，到了1970年，当时已是毛主席号召复课闹革命的第二年，但复课仅是形式，闹革命才是实质，好在我们闹革命的方式还比较文气——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过短暂突击式的排演，向革命群众上演了一场“井冈山之路”，想不到一下走红，轰动了整个城区，记得当时的军宣队代表隋主任整天笑呵呵地看着我们这帮小毛孩，如果不是当时严肃的政治形势，他真想把我们都当成了他的干儿干女，第一次成功使我们成了南平城里的“十年动乱”新宠和艺术领军，接下来，我们就在那个敢想敢干的年代做出了更为出格的一步，到省歌舞团学习革命样板舞剧“红色娘子军”，军代表隋主任顶住了各方压力，让我们脱课排演，把宣传队变成了几乎是专业剧团，于是第二出革命舞剧“红色娘子军”在短短的一个月就与观众见面了，效果依旧轰动，只是我们已把成功看成必然，没有了第一次的狂喜，至于我在剧中只是一个打杂的角色，一会儿扮演赤卫队，一会儿扮演红军，一会儿又演土匪，不过最后还是给了我一个红军营长的角色，那可是剧中的最高职位，主角洪常青也不过是娘子军的党代表，属连级干部，我之所以在意这一角色，是因为我原本属剧中第四号主角小庞的有力竞争人选，可叹我年少轻狂，自以为脑子灵，学得快，不听导演老师的话，没有另一个学生乖巧会做人，结果通讯员小庞角色旁落那人，我混了个打杂的活儿，好在营长角色给了我些许安慰，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总算演了个可以说出名的人物，但我的挫败感就是打那时开始的，由于性格上的冥顽不化，我的人生角色在社会大舞台上始终没有定位好，仕途也乏进取心，少年时期的挫败感竟然一直惯性到近50岁，终因我顿然开窍，刹住了车，总算抢回了一点做人自信，想来还挺可怕，也挺可悲。
对于那眩迷又苦涩的经历至今回忆起来滋味很复杂，我不想将它写成这篇文章的主题，倒是想以今天的欣赏旨趣来比照一下那出样板戏，我们的艺术口味早已被调养成了商业化娱乐化，经过现代科技的作料，愈加精细也愈加挑剔，“红色娘子军”倒像粗粮，偶尔一回也算换换口味，仅此而已，它不会使我们产生对艺术经典的崇拜，当再看它时，我竟然脱口说出用一个词汇——政治童话。
不同于格林和安徒生童话，这种童话不是按照创作者主观想象和意愿发挥，而是服从于一个不可抗逆的政治意志，而在细节上更要听从个别人任意安排，不难想象，如果从主旨到细节上作者不能发挥自己的主见，还有什么艺术个性可言？所以叫“样板戏”也十分恰当，样板戏就意味着一种可以照抄照搬的模式和标准，由此而来的是人物关系、人物情感简单的二元对立——好人、坏人，大爱、大恨，舞台人物一切的表演都基于这一原则，在童话世界里，美与丑，善与恶，爱和恨也是对立的二元素，但其美好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向往，丑恶也代表着人类普遍鄙视，因此获得了价值观的认同；政治童话则不然，它仅代表着一个政党或少数人的利益，它按自己的价值观划分出美与丑，善和恶并将之强加给大众，这种狭隘的意识使政治童话除了有着布道般的喋喋不休外还带上很强的滑稽效果，我们很难带着一份童心去接受那种所谓美好的政治幻想，反觉得可笑至极。
在这里胜利是绝对的终极的体现，任何一个局部胜利都是总体胜利的一部分，都具有总体胜利的象征性，结果在每一场戏中，不管什么年代、什么背景，革命斗争都以胜利告终，即便为了曲折剧情，让主要人物牺牲，但这种暂时的失败马上就会有更大的获胜而让观众欢欣鼓舞，同时也强烈暗示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当洪常青被南霸天施火刑遇难后，接下来就是红军排山倒海的进攻，全歼了恶霸匪徒，以大获全胜的喜悦一扫了失利的阴影，可以说其他样板戏莫不如此，如此不顾现实斗争的复杂曲折，理想化地安排剧情使原有的一点悲剧元素荡然消失，所以这些被标榜的艺术经典没有一部悲剧，因而也失去了主创者极力想塑造的崇高，而本为童话剧的诗性特质却由于大量政治理念的嵌入而变成宗教的牺牲，其自由完全被教义禁锢，成为一种精神鸦片，但这种精神鸦片只有统治者需要它，并把它强推给人民食用，文革期间，我们的精神营养和我们的物质营养一样匮乏，成天的样板戏灌输虽让我们这代人几乎个个都会全剧背唱，精神家园仍旧是一片荒芜，样板戏成了教诲众生的艺术圣经。
至于剧中的爱也抽象空洞，只有阶级爱，同志情，而“爱情”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被剔除得干干净净，革命的现实主义只有红色，决不允许掺杂其他色彩，于是剧中人全成了中性人或无性人，男人不近女色，女人也因革命杀敌变得跟男人一样凶狠冷酷，我这种年纪的人在那时正需要性和爱情启蒙教育却被强行精神阉割，差一点性变态或性异化，好在人类的本性顽强的抵挡了这种麻醉，尽管有强烈的性压抑感，我敢说我们对异性的追求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过。
假如样板戏的人物关系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来安排，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少花花来，也肯定热闹，如“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与党代表洪常青少不了暧昧；“沙家浜”里的三个主角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铁定会打一场三角恋爱拉锯战，胆子更大的编剧说不定还会让阿庆回家加入这爱恨情仇的“三国演义”；严伟才赴朝参战，英勇干练，足智多谋，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个人的魅力怎么不会衍生出一场跨国恋情；还有“杜鹃山”里的柯湘与雷刚，“龙江颂”中的男女主角和都是爱情故事最好的元素，除了阿庆嫂，这些人物都是孤男寡女，本应生出许多是非，却遗憾的没有是非，这种戏真没戏。
人有不同的品味，有的人喜欢时尚，有的人爱搞前卫，有的人偏好怀旧复古，也许年纪大的人多属最后一种，对于古旧的东西他们特别珍爱，且历久弥新，可是对待样板戏这一文革特殊的产物，我们这代人却有着说不清的感情，爱不起来，也恨不下去，它留给我们的也许是一段尴尬的记忆。
2008.7.6
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