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浩瀚纷繁的中国社会历史，问津者寥寥，不过近期出版的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中国历史系列丛书则让我们看到了老外研究这一领域的又一亮点。
史景迁，这个名字总让人觉得有些眼熟，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其原名为Jonathan D.Spence。他坦承，取史景迁为名是因为他景仰中国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将此语一浓缩，就成了他的新名号，既然一心步司马迁之后尘，那他的历史著作应当深得《史记》精髓之三昧，应存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余风，诚如作者所言，我们的确看到了用现代语言写就的司马迁式的中国社会历史的诸多片段，为证实他的学术“忠诚”，本文就以其系列丛书中《皇帝与秀才》一书的开头来说明：
这汉子伫立在鼓楼之下，手中紧紧捏着一封信函，盯着那连通西安内城和守卫森严的西城门之间长达1英里的通衢大道，在其左侧，挡住了他的视线的是高高耸立的围墙，而那墙内便是统辖西部诸省的总督的宽敞行辕和宅邸，这也恰恰是这汉子挑准此地守候的原因：他知道本地现任总督岳钟琪正在西门郊外一处大营内参加一项官方活动，一旦清晨的仪式完毕，岳钟琪就会经由此大道返回其衙署，而那时将是行动的良机。
这种小说式的开场一下子就引人入胜，它给读者留下欲解的悬念是这人是谁，他要对所等之人采取什么行动？于是，你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作者往下走，在接下去的阅读中，你也不会见到大量的史料考证和条分缕析的见解而感到那种文学化的开场只是作者搞的一个噱头或卖得一个“关子”，从而重新陷入一般读者对历史著作的冷漠感，你依然兴趣不减，一路顺畅的读完全本，最终你将透彻的了解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这本就是司马迁《史记》的特点，我不妨以白话文形式将《项羽本纪》中的《垓下之围》开始与之做比照，看出两本历史书籍在表述上的相近性。
项王将军队在垓下扎下营，此时已然是兵少粮尽，刘邦的汉军和其他诸侯的军队已把他重重围困，当天夜晚，月黑风高，项羽独自闷坐帐中，忽然听到四野传来阵阵楚国的歌声不禁大惊失色说：“难道汉军已经全部占领了楚国的土地？否则他们的军队哪来那么多的楚国人！”这一晚项羽难以入睡，半夜起身后，就在帐中饮起酒来，项羽有位美丽的爱姬叫做虞，一直跟随着项羽，深得项羽的宠爱，此外项羽还有一匹宝马唤作骓，也一直是他胯下的坐骑，此时面对两个心爱的宝物在劫难逃的不幸，项王禁不住慷慨悲歌，自作一诗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奈若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一连唱了好几遍，虞姬也在一旁应和着唱，唱着唱着项羽不禁泪水涟涟，而左右跟随他的人看到这样的情景也都跟着落泪，竟然哭得没有一人能抬得起头来仰望自己的主帅。
两人都是说故事的高手，都懂得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史景迁更是有过之，当然这样的模仿仅仅算得上“形似”，而要“神似”司马迁的《史记》，我认为史景迁则略逊一筹，因为司马迁的人物叙述善于抓细节，你看，项王在垓下被围，他知道大势已去，难逃覆灭的命运，但彼时他所牵挂忧思的不是江山社稷，不是征战辉煌，而是他的宝马与爱姬，司马迁通过一唱一哭的细节，就把这个顶天立地、阳刚血气的西楚霸王的另一面——“柔情”凸显出来，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项羽的个性，这是相当经典刻画人物的手法，只有司马迁这样的高手才可为之，相比之下，史景迁的著述中就鲜有这种点化人物个性的细节，其人物的言行基本出自史料的记载，而这些记载的史料大部分又是被“官方化”或“钦定”的，这样一来，他因细节上缺少想象力度而使所写人物的个性就不那么鲜明了，当然我并没有丝毫贬低史景迁的意图，相反在很多方面他还是有自己的建树，例如，作者也没有将他的感兴趣的历史演义成极端个性化的“说书”，我们不得不佩服史景迁所掌握大量翔实的史料，并巧妙地将这些史料连缀成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让历史说话，让事件本身说话就是他遵守的重要原则，正由于遵守了这一原则，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几乎没有自己的主观评述，没有作为史学判断的价值观，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学家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认为，一本历史著作倘若缺少了作者认识历史、评价历史的观点，就等于少了灵魂，就连司马迁这位擅用春秋笔法叙写人物的大家也通常在记史的最后加上自己的评论，从而亮出在记述中一直隐藏着的观点，如《项羽本纪》，司马迁自始至终都以客观的笔调记述了项羽从“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到“垓下之围”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征战过程，这也是项羽发迹到灭亡的人生轨迹，其中我们几乎看不出作者对项羽的是非判断，好恶表露，正是由于作者不加个人色彩的叙说，项羽才没有被脸谱化，类型化，我们反而看到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西楚霸王从故纸中“站立”在读者的面前，但是司马迁从没有放弃以儒家道德观为指导的评判历史及其人物的责任，尽管他在前面如此客观公允，最后仍落笔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岂不谬哉！
“这段盖棺定论式的作结，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对项羽”失德不遵古制“的主观批判，从而维护了儒家”以德治天下“的正统观念，好在《史记》把写史和评史分开，读者不会被作者的观点统领着，在阅读中不时左右和干扰着自己的思考，史景迁似乎没有忠实于司马迁的这一招数，他几乎没有议论事物的曲折是非，评判人物的善恶好坏，甚至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本应揭示历史本质的基本使命也不予完成，但我们不能说史景迁对他所关照的历史的看法不着一笔，有趣的是他把自己的某些观点体现在著作的副标题和每一章节的小标题上——我个人认为这是史景迁唯一对所叙述的历史置评之处，我仍以他的《皇帝与秀才》一书为例，该书讲的是发生在清朝雍正年间湖南学子曾静投书陕西总督岳钟琪，鼓动他起兵造反的谋逆案，书的封面有一个副标题为”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乍一看，你一定会认为作者将在他著作中详细分析、解剖这件政治案的全过程，从而揭示其深层的意义，然而当你卒读全书后，你会不解地发现作者并没有为他拟定的副标题作哪怕是一字的诠释和说明，你也悟不出就这桩案中，曾静这一文人的悲剧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在我看来，通过他叙写的曾静谋反案不仅没有任何悲剧性，反而具有强烈的闹剧效果，这种效果来自作者为我们提供的以下几方面的史实：一、曾静的反清复明完全是一次个人的冒险单干，既无组织、也无基本成员，就连他供认的几个同谋也仅是一面之交，就一相情愿地把别人列进自己制定的造反名单中，害得他人被抓时还稀里糊涂不知犯了什么罪，二、曾静反清所倚靠的军事力量是他写信的对象——陕西总督岳钟琪，他相信岳将军会造反的唯一理由是他姓岳，这一”岳“字是保留其祖先——宋代爱国将领岳飞血液中民族气节的最好证明，他固执地相信，尽管过去了五百多年，这种伟大的基因还会一代又一代顽强的传承下来，三、虽然他将所有的希望押在岳钟琪的民族气节上，可他自己却无一丝操守可言，在获罪后仅数月，曾静就开始坦白交代，进而忏悔，最后在雍正的感化下进行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皇帝和罪犯的对话，这次对话促成了雍正的一部著作——《大义觉迷录》的问世，在《大义觉迷录》中，曾静成了雍正对其诸王大臣，黎民百姓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教育鲜活的反面教材，而曾静也十分乐于充当这一角色以谢皇帝不杀之恩，雍正岂止是不杀他，还格外开恩让曾静带着他赏赐的一千两银子和衣物回乡待命，并责令当地官员及乡邻不得无故骚扰这位”钦犯，这出闹剧似乎以曾静的衣锦还乡收场，何来悲剧可言？！即便后来乾隆登基杀了曾静，也丝毫不会给这场闹剧添上悲剧色彩，充其量说明尽管是一时的昏愚和冲动，这种没有实质危害的谋反仍然要在专制体制中付出可怕的代价，但历史不会给曾静戴上任何英雄的桂冠，不会让他进名人堂或伟人谱，不会把这场闹剧演义成可歌可泣的史诗，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中国古代一个头脑发热秀才的一次唐吉·诃德式的滑稽印象。
因此从阅读效果上看，我认为史景迁客观的历史记载和他在封面的主观的提示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反差，倘若作者能在书中毫不掩饰阐述对曾静案的个人意见，我们也许能拨云见日领会到这场政治案的真正悲剧所在，可惜史景迁没有给我们这一答案，或许他想留待读者自己去解读，去判断，有人说这是一些外国史学家作史的方法，如果史先生也遵循了这一法则，那我只好以一己之陋见对曾静毫不恭敬地奚落了。
如果我的看法存有偏颇，那您不妨亲读一遍，得出自己的结论吧。
2005.9.28
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