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说的是任何一个“我材”均为“天生”，所谓“天生”，就是他们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任何“我材”均可“有用”，都具有它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价值。史玉柱虽然没能圆自己的“陈景润第二”之梦，但是却在另外一些方面显出了更为突出的天分。
1984年还是一个大学生欠缺的年代。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毕业之后，根本没来得及多想，就被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工作。农村抽样调查队因为听说史玉柱是学数学的，而统计局刚好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他分到了统计局，而且在很多人看来，当时大学毕业后能够这样按“专业”分配也是非常合适的。然而这事在史玉柱看来其实是很荒唐的，因为数学系主要是为了培养人的一种逻辑能力，是大脑体操，而不是像统计学那样加减乘除。
但让史玉柱感到庆幸的是，安徽省统计局的领导班子对他这个浙大数学系出来的高才生还是非常重视的。史玉柱到单位报到不久之后，便被安排去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学习了。到了西安统计学院之后，进修班的老师是一位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的美国教授。他介绍了最新的国外抽样调查方法、统计方法、抽样方法，史玉柱发现这些国外最新的统计方法，没有一样能够离开计算机。而这次为期几个月的进修学习，却对史玉柱将来的人生之路有很大的影响，也是他在未来涉足计算机软件开发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束了西安统计学院的进修学习，史玉柱回到单位之后所负责的工作就是处理农村抽样调查的所有数据。在那个年代，计算机在中国还是一种陌生的新产物，即便是史玉柱所在的统计局里面也没有计算机。他们能用的计算工具还是最原始的计算器，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慢慢加，加完之后还要校对好几遍。于是，史玉柱便向单位提出了购买一台计算机的请求，并详细地为领导分析了其中的有利之处。虽然当时的计算机还是一种价格非常昂贵的高端设备，但是领导考虑到计算机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而且现在单位里面也有这样的人才，最终也就答应了史玉柱的要求。于是，史玉柱亲自南下广州，花了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PC。
当时的史玉柱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还没有家庭的负累，完全是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所以单位买了计算机之后，史玉柱就经常在别人下班回家之后，独自留在单位的机房里继续琢磨、研究计算机编程。由于计算机编程的难度不在于语言，而在于算法，所以对于学数学出身的史玉柱来说，编软件的水平甚至比专业学计算机的人还要高。而经过他使用计算机进行编程之后，以前要20个人，甚至是更多的人做很久才能完成的数据统计，现在只需要2个录入员，而且很快就能做完了。
从前统计局的统计工作都是有一大批人在做的，现在经过史玉柱的改进之后，工作需要的人力和时间都被大大地缩减了，所以竟然出现了很多人都没事儿干的情况。史玉柱觉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琢磨分析那些统计数据，并开始着手编写一套能够分析出很多有用的数据分析软件。这个神奇的软件能分析出不同年分收入的农民的消费特征，而这些数据经过汇总之后，再和平均数一对比，一分析就能得出很多的结论。当时，史玉柱所在部门的人基本都是专门学农业出身的，当他们看到学数学的史玉柱竟然也能分析出农业上的数据、农民的收入、基尼系数等，而且一瞬间就可以搞出来的时候，都傻眼了。
经过史玉柱一番修改之后，他的分析软件也在不断地完善，而且还被推广到各地的统计局广泛使用。1985年，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唐山召开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甚至还明确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要用史玉柱编写的这个软件。为此，史玉柱还得到了二三十元奖金和一个技术进步奖。相比当时每个月54元的工资，这些奖金让史玉柱非常有成就感。
当时年仅23岁的史玉柱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和重视。编完软件之后，又没事可干了，史玉柱就开始根据他分析出的数据，写了一篇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没想到居然被一本高档杂志看中发表了。要知道这本杂志是很多搞学术的人都挺在乎的专业杂志，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恰巧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看了史玉柱的文章，对他非常欣赏。而这位副省长不仅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还是深圳大学的客座教授，当他面试过史玉柱之后，便决定将他作为年轻干部中的“第三梯队”进行培养。就这样，史玉柱被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毕业之后就是处级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