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桂，1929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从事政工工作。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76年转业，在地方工作15年，离休前为杭州市民政局局长。现为杭州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分管新四军宣讲团工作。
以学为基，革命之始
我出身中农，童年时家里虽然不富足但仍可以解决温饱。自从日寇侵入我的家乡，抢走了所有的粮食，加上地头蛇的搜刮，全家人只能靠吃糠度日。面对日寇的烧杀抢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避战自保。没有人保护，人人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每当日寇对村庄扫荡，村民便全都跑到山里藏起来。从此我就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从小立下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由于日寇的愚民政策，我只读了四年私塾后就没有地方继续上学了。后来得知40里路外的根据地有学校，并且不收学费。当时我年纪还很小，每天要走40里的路去当时的如西中学继续学习。在那里我了解了时局的变化，学习了文化知识，这都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我了解了党的政策，知道了有组织的反抗才能战胜日寇。
在如西中学的学习，让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都大为提高。1944年，我志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新四军，在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苏中抗日根据地地处江苏中部，下辖六七个县，是我党当时在华东地区重要的根据地之一。根据地有极高的抗日积极性，全民皆兵，有儿童团、民兵、妇女队各种党领导的抗日组织。儿童团集体进行文化学习，空余时间为村民站岗放哨；民兵战时为兵，闲时务农；妇女队为部队提供军需物品的同时，开设识字班，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在根据地的生活，使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加入新四军后，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死要死在新四军，活要活在新四军，坚持！不动摇！”由于文化水平较高，我被分到一师一旅的教导队，后进入文工团，开始了我的政工生涯。
以伤为徽，顽强抗战
1945年上半年的夏天，让我终生难忘，我参加了入伍以来的第一次正式战斗。我所在的二团的任务是攻打扬泰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扬泰线是当时苏中地区一条铁路命脉，将这一据点攻下意味着切断了日寇在整个苏中地区的联系，甚至影响着整个华东地区的战局，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这是一场攻坚战，晚10点战斗准时开始，我的任务是向据点内的敌人喊话，劝其投降的同时吸引敌军注意力。当时，我的喊话筒几次被敌人的子弹打坏，但我仍坚持喊话。敌人的注意力被我的声音吸引，这时两个爆破组同时冲上前去，一举将这一重要据点攻破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对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拒绝向我人民军队放下武器投降。就在我所在部队准备消灭仍做困守挣扎的日军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背后偷袭。1946年1月12日下午2点，国民党军队2000多人向我所在部队展开了袭击，我军在人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依靠有利地势予以还击，坚守姜堰。13日，继续向敌军阵地展开心理战，恼羞成怒的敌人向我军阵地打来了六零式榴弹炮。一枚炮弹正好打到了我们的战壕旁，一片弹片穿入了我的右腿……
“不能离开部队！要革命到底！绝对不能截肢！”强烈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我。当时为了继续参加革命，冒着感染后可能危及生命的危险我拒绝了医生的截肢治疗。随着全国局势的改变，我在受伤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文工团，在后留处工作。腿伤刚好些不久，我又在胶东地区参加了游击战争，打埋伏，牵制敌军兵力。那时，我经常骑着马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进行侦查工作。1947年11月，我参加了谭震林、许世友领导的著名的“东线突围”战役，三个军成功突围的同时，激活了胶东地区的战局。此时的胶东，军民鱼水情深，人民军队与人民心连心，让我深感温暖——“我是幸福的！再苦也要跟着共产党！”
淮海战役开始后，我所在的部队仅用两个晚上一个白天就行军200多里，在敌人之前从碾庄赶到了永城，用我们的“脚板子”赛过了敌人的“车轮子”，从而赢得了战机。
英雄暮年，壮心不已
解放战争结束后，我继续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只为坚持当年的理想。
1991年3月，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当时心里一阵紧张，感到死将来临，生命就要结束了。医生说：“胃癌只要早治、对症下药，可以康复。”后来我想应该面对现实，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努力争取活下来。想通后，就一心听医生话，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3月28日进行手术切除，先后化疗八个疗程，疗效显著。出院后，又长期坚持服中药，注重养生。经过一段时间，身体完全康复了。至今身体一直很好，每年体检，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记得毛主席在给刘澜涛同志的信中谈过医病良方：“既来之，则安之，乐观豁达，战而胜之。”这一点对癌症病人来说更为重要。面对癌症病魔，就得像当年抗日打鬼子那样，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勇敢地和它作斗争，进而战胜它。这是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