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增荣，笔名真虹，1925年12月出生于温州鹿城，中共党员，民盟成员。从小投身革命洪流，并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曾直接参与并指导解放青田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温州市文教局长，首届省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曾蒙冤受狱22年，1980年后平反。著有诗集《感情的风》、《风雨情缘》、《真虹诗选》，散文集《生之痕》等。
温州“一二·九”
我参加革命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从1935年开始。那个时候学生运动特别热火，众所周知的便是1935年北京学生搞的“一二·九”运动，最主要的就是要求国民党抗日，但是那时候国民党还不肯抗日。不肯抗日的话，我们就要当亡国奴啦！学生是积极上进的，他们当然不肯，然后就起来搞学生运动。
而温州的学生运动也搞得很热闹。因为那个时候温州跟上海、上海跟北京的关系非常密切——北京一有运动发生，上海就知道了；上海知道了，温州也就知道了。所以温州“一二·九”运动也搞得很热闹。
温州的“一二·九”运动有两个很具体的目标。在温州五马街有个叫东洋堂的地方，那是日本人卖“人丹”等药丸的地方。当时五马街要拓宽，这就要求街上的店都往后迁退，其他的店都往后退了，就那个日本店不肯退，就像钉子户一样强硬。它不退的话国民党也不敢动它，但是学生和市民很反感。所以当时温州“一二·九”学生运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东洋堂拆掉，国民党不敢拆，而学生非要把它拆掉，学生于是火了。第二个具体目标跟那时在温州平阳的一个大汉奸殷汝耕有关，他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一个会长，日本人想利用他来占领华北五省。政府想把殷汝耕抓起来，没收他的财产。
接下来温州的热血青年学生便开始请愿游行了，游行了两次。我参加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大概才小学四五年级，十一二岁，受爱国主义情绪的影响很大。因为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都是很爱国的，向我们灌输的也都是爱国主义的东西，再加上那个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更是群情激愤要抗日。那个时候虽然国民党不抵抗，但是国民党东北联军的马占山，这位爱国将领不顾一切在东北抗日，这更加激励我们去反抗。那时候东北义勇军抗日有专门的书，学校老师都让我们看，我们当然也去买来看。看完之后更有了仇恨日本人的心情。
温州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开始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运动的条件得天独厚。温州共产党早在大革命的时候就建立了党组织，后来成为红十三军。大革命时红十三军牺牲了很多人，里面有很多革命英雄、红军领袖的故事，我们小时候都听过。
那时候的中共浙江省委不是在杭州，有时候在丽水，有时候在温州。那时候共产党就在学生中发展党员。这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大背景。
赤胆忠心齐抗日，百年母校百年情
我上的是温州中学。那个时候，温州中学是个革命堡垒，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始终是学生运动的中流砥柱。为什么温州中学会成为中心呢？有特殊条件。那个时候就温州中学有高中部，而其他学校都没有高中部。而且温州中学的学生成绩很好，威信很高，其他学校就都向着她。
温州中学自五四运动后，就经常有一些党员活动，但正式建立党支部就是以后的事情了。温州中学出过很多后来的地方领导人，比如胡景瑊、孙少坤（音译）等。所以温州中学本身的革命气息比较浓，学术氛围也比较浓，革命和学术经常相结合。现在，有些人搞学术就不问政治了，但温州中学不是那么回事。像温州中学出来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谷超豪，是浙江大学苏步青的学生，是我介绍他入党的，他学术造诣很高，并且他当时也在浙大搞了很多革命运动，像雷达站和保护钱江大桥的任务，真正做到了革命和学术相结合。
我到温州中学的时候是1938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我们抗日的情绪是很高的，因为日本人老是来轰炸我们——温州中学被日本人轰炸了两次，我们只好搬到青田去上学。可是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温州中学呢？我后来才想明白，因为温州中学的抗日运动搞得太厉害了，日本人知道后很恨这个学校。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个学校干掉。就像南开大学一样，南开大学为什么会被打掉，就是因为日本人认为它是个抗日的堡垒，非把南开打掉不可。本来一个学校也不是什么搞军事活动的地方，但就是因为日本兵对抗日运动又恨又怕，所以连炸了两次温州中学。这一炸把我们的抗日情绪炸得更高了——把我们学校都炸了，不让我们读书了，那我们非要抗日不可！
学校被炸掉的时候是1939年的4月份。4月底，学校就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下乡去了。自己组织，不再公开由学校组织了，其实是由我们党组织领导的。我都参加了，那天是4月30日，夜里我们出发了。本地的学生就瞒着家里，不让家里知道，怕家里人不让自己走，而外地的学生就根本不告诉家里了。这次出去大概有四五十个学生，一起到农场去搞宣传工作。十几天的时间，进行抗日宣传演讲，如贴标语、画壁报、访问、唱歌……
读书会·民先·共产党，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1939年的时候我还没入党，还只是在党的领导下。当时我已经是党领导的一个叫九月读书会的会员了。以后这个读书会逐渐扩大变成为五月读书会，是在宣传队宣传的基础上扩大起来的，原来就只是高、初中十几个人，后来搞了一次宣传队宣传以后就扩大成七八十人了。这个读书会是秘密的，不是公开的。
后来，我还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建立起来的一个革命组织，原来是由北京一些中学生、大学生组织起来的，他们分头下乡，到农村里面去动员老百姓起来抗日。这个民先是全国性的，北京组织起来后，各地都发展了队员。温州发展民先队员的时间比较晚一些，大概在1938年的上半年。这是一个很大的组织，也是一个很革命的组织。参加民先就相当于参加革命，就等于你工作了。我是1938年的时候参加的民先，算是参加了革命。到了1939年，我又加入了共产党。
那个时候抗日热情很高，对共产党非常信仰。我们对共产党是怎么相信起来的呢？是读书读出来的道理——那时读的书比较带有文学气息的就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就是《红星照耀中国》。书很厚很大，封面是用布精装的。这本书主要介绍共产党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那边的情况。这本书是很形象的，把共产党就摆到你面前来了——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知道中国是怎样个救法……这本书在学生中间影响很大。所以好多温州人都想要往延安去，那个时候的延安在大家眼中是革命圣地啊。
这是一个来自读书方面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共产党理论方面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读马克思的著作、列宁的著作，还有其他比较通俗的百科方面的著作。读了这些以后，都觉得共产党领导下的世界会变成一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压迫，没有贫穷，共同富裕……确确实实蛮相信的。因为它们都是从很科学的角度去分析的，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改变，但需要一个艰辛漫长的过程——当时我们很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走上革命道路也不是很随便很容易的，是经过思考，经过各种锻炼后才敢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个时候有关共产党理论的讨论是很热烈的，读书会开起理论会来我们都很踊跃，不像现在大家一碰到理论就头疼。那个时候大家都争着讲，提问题，辩论，不懂的问题就争论，直到把它弄懂为止。那个年代的人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风华正茂，是指点江山的那种味道。这跟环境有关系，国家处于那么个危难的时候，中国都快亡国了，国家救不了我们就都完了，所以每个人都积极思考救亡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从民先队员转为共产党员。我这个党员不是现在入党的这个情况，是从民先队员转为共产党员的。从民先转为共产党员是不要预备期的，所以当时大家都说民先是第二党，比现在共青团还厉害一些。
那时要转为共产党员需要填一个表，表上面我记得有一个题目，是“你对第三国际有什么看法”。填的时候我很犹豫，因为好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所以我就找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书，装了很大一箱子。那时候日本人轰炸温州，家里的人都逃难逃到瑞安沙洋（音译）的炼乳场了。我就背着这一皮箱书到瑞安家里去看，把问题研究清楚。等到全部看了，记了笔记，最后根据这些读书心得，写了一篇《中国革命的道路》，那是我对中国革命的认真总结，真正的心得体会。
85年人生，很多亲爱的人从我们生命中来过，又走了，一切就像是一场梦。我已经活了85年。到今天，我不再是我，而是那些曾经与我并肩作战却已英勇捐躯的同志生命的延续。如果当初他们供出我，那么我早已一死。但是他们选择牺牲自己，延续了我的生命！22年的牢狱之灾，看似痛苦漫长，却在亲人与战友的共同鼓励下悄然晃过。我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平安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