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时日，宗建明、殷小柔和我，每个礼拜都要去“香湾活鱼锅”吃涮鱼。我们通常不吃草鱼，而是点一尾六七斤的花鲢。草鱼肉过于腻嫩，刺又氄又多，稍不留神就卡住牙龈或舌头。通常，我们选择厢房里的那张圆桌，离门远些，风小，僻静。只不过常常吃着吃着，水泥盖板简易搭就的屋顶就落下报纸碎片、干瘪的鱼鳞或玉米粒大小的沥青。直到如今我也没弄清，为何屋顶上粘了那么多风干的黑鱼鳞？如果掉下的是片碎报纸，小柔通常会沉默着弯腰捡起，吹落上面的灰尘和鱼鳞，在微弱的光线下安静地朗读。透过氤氲缭绕的水气，我能看到她的嘴唇鱼鳃般黯然着翕动。
后来我常做这样一个梦。梦里有个肮脏的地下室，几条鱼穿着蓝色竖条西装，正襟危坐在豪华的餐桌前，手里拿着银制刀叉，有板有眼地吃餐具里的水草、莲花、浮萍、盖子虫、水蚊、蝌蚪、蜉蝣或者水蛭。它们吃得香甜沉迷。后来水草吃完了，莲花吃完了，盖子虫也吃完了，它们就把镶着蓝色花纹的光洁盘子塞进嘴里，同时发出牙齿咀嚼瓷器的“嘎嘣嘎嘣”的脆响。后来这个梦消失了。不是说我不再做梦，而是梦中的布景发生变化：我开始学会了……飞。我的手不可避免地牵着另外一个人，这好像很暖和，也很幸福，可我却常常沮丧不已——我不知道手挽的人是谁。无论怎样，我还是会飞了。我野心不大，只是飞过桃源镇的屋顶或街心花园的石榴树。屋顶上满是积雪，而石榴树上却开满了花瓶颈样的火红花朵。我和那人，就在花朵糜烂的香气中不停地飞，不停地飞，仿佛我们如若不是天使，就是烂俗的童话中阴险狡诈的巫师。
当然，我们去吃涮鱼的季节，我还没做这样的梦。那时我不做梦。一个小公务员的白天和黑夜如果被各种财务报表、专用发票、菜贩子、植物油、徒步行走所充塞，那么，这男人肯定不做梦。
其实，和宗建明做同事之前，我们就认识了。确切地说，是我已经认识他了。我们都在桃源县第一中学读高中，只不过他比我高一年级。桃源县中学是省重点中学，能考进去的，都不是笨学生。当然我不在此列，除了打乒乓球，我没什么特别拿手的。我能进那里读书，是我爸花了万把块的赞助费。
学校三千学生，我能认识宗建明，无非是因为他那起臭名昭著的恋爱事件。
高中生谈恋爱的本来也不少，更何况学校有座古城。古城下有条幽深的隧道。据说元朝时，大将军纳岩奔盏在此驻军，命三百军士挖此道以囤粮。抗日战争时，这条隧道是八路军的指挥部，他们专门在黑暗中研究消灭日寇的方针策略。淡夏，隧道里全是点着油毡约会的学生。也难怪，隧道阴凉如秋，仿若墓穴般肃穆沉寂，捂住双耳还能听到神秘河水的流淌之音。在这么美妙的地方幽会肯定甘美如贻。宗建明的恋爱之所以称之为事件，而不是单纯的事情，是因为他不单和那个叫曹书娟的女同学在隧道里拉了手，还互摸了乳房，不单互摸了乳房，还褪下了彼此的短裤连衣裙，侵占并享用了对方的身体。说白了，他们该做的都做了。如若仅限于此，也就没什么。糟糕的地方在于，他们彼此稀释了对方的体液又没采取安全措施——也难怪，在九十年代初期，哪个孩子会使用避孕套？曹书娟怀孕了，更糟的是，她怀孕了自己尚不知晓，高考前一个月体检，这个姑娘才彻底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学校呢，做了一个重点高中该做的，将宗建明和曹书娟双双开除。那个夏天，所有的高三学生都在秉烛夜读，只有这两个孩子推着行李回家了。第二年，他们两个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了高考，曹书娟考上了一所市属中专，宗建明则考上了本省的一所专科。
我还记得一九九四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刚下过暴雨，空气里浮游着合欢的香气，我骑自行车回家吃饭，在学校门口遇到了他俩。那时大批面黄肌瘦的住校生端着饭盆往食堂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疯跑。校园喧嚣热闹，校广播站正在播放“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而这两个学生，却被远远抛到喧嚣之外。男生推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后座上的被褥和纸箱砌得比他还高，虽然用绳子揽了却仍摇摇欲坠。这使他走路的姿势滑稽而忧伤：他一手扶行李，另只手推车把，双臂艰难地劈成大大的“一”字，而胯骨则朝车梁中间前拱，两条细腿弯成弓步朝前一点点地蹭。女孩呢，自行车架是空的，面色潮红，不时朝男生快速地瞥上两眼。后来，她支起自行车，径直走到男生跟前，掏出条手绢给他擦汗。男生朝她咧嘴傻笑的时候，纸箱和被褥突然从后座上坍塌，“嘭”地声掉到湿漉漉的地面上。两个人互相看了眼，又瞅了瞅满地凌乱的书籍。女孩就是这时扑到男生怀里哭起来的，她把窄小的头颅紧紧扎进男生的胳肢窝，两条细长的臂膀揽着他扁平的臀部，肩膀在嘹亮的哭声中有节奏地颤抖。我记得那天她穿了条杏黄色连衣裙，连衣裙洗得有些旧，吊吊地垂着，时不时被夏风撩起，衬得她双腿修长而性感。我就盯着这个长腿女孩抱着男孩嘤嘤啼哭。我向来是个喜欢帮助人的学生，但那天傍晚，我并没上前帮他们捡衣物和书籍，而是远远站着，看他们在初夏的黄昏里抱头痛哭。我听到学校的敲钟人在我身旁啃着西瓜说，啧啧，瞧瞧，瞧瞧，他们就是宗建明和曹书娟，全桃源镇最丢人现眼的一对学生！
四年后，当我在税务师事务所见到前来报道的宗建明时，我并没认出他来。他留了撇八字胡，头发短短，一双桃花眼流转间笑意盈盈，跟每个同事都热忱地打着招呼，身体前倾着将香烟递到男人们手中，以最快的速度用火机点着。我叫宗建明，祖宗的宗，建设的建，光明的明。他郑重地介绍完自己，一屁股坐进柔软宽大的沙发里。
宗建明上班后不久就结婚了。他和曹书娟的老家都在农村，县城里朋友也不多，只草草摆了几桌酒席。那是我第二次见到曹书娟。她穿着件粉红旗袍，旗袍绣着金凤，其中有只五彩斑斓的凤头紧绷地贴在她小腹中央，就要飞出来的样子。这给我种奇怪的错觉，仿佛她的小腹已然微微隆起。事实证明，我的感觉并没有错，他们结婚六个月后，曹书娟就生了个女儿。结婚前她在县里的锁厂当配件工，分娩后她在家只待了两个月，就去家私人文印部当打字员。我对她的长相几乎没了印象，偶尔想起这个面相愁苦的女人时，只有条短小的黄连衣裙吊吊地飘着，伴着女孩伤心欲绝的啼哭。
宗建明结婚后不久，我也结婚了。我老婆是位小学老师。除了用一种教师所特有的教训孩子的口吻跟同事聊聊言情剧，她唯一的爱好就是织毛衣。很多年后我仍记得她织毛衣的样子：总是把毛线放在膝头，腰脊和脖子朝织针弯下，就像一尾饥饿的游鱼沉向芬芳腥臊的水藻。累了的话，她常常站到窗前，凝望着我们沉寂的大街。后来我们有了女儿，这样的机会便不是很多。她开始学会喂奶、洗尿布、给孩子擦屁股、煎炒、烘烤、擦拭灯具，直到整个房间瓦亮如一件冰冷的瓷器。她极少和我说话，仿佛嫁给我只是让沉默更能显现出它截然不同的温情和力量。我们也很少做爱，她有个安静的坏毛病：她对精液过敏，只要稍不留神，她就会在柔软的席梦思上晕过去，身体蜷缩成一只乳鸽，动也不动，犹如她本来就是艳俗的床单上单调夸张的饰物。
那时，我跟宗建明都二十四五岁，最喜欢终日跟业户喝得醉醺醺，然后整夜整夜在黑暗中酣睡如猪。他结婚后胖多了，胡子也剃掉，一双眼睛望着旁人时满是纯净的渴望，好像随时在等待机会攫取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他女儿两岁时，曹书娟开始频繁地更换工作：先是辞掉了打字员的职位，到农贸市场卖山东煎饼，然后到家冷饮店当门童，专门对那些前来吃冰淇淋的孩子们像鹦鹉那样不停地说着“您好，欢迎光临”。之后，她又跟亲戚推销一种昂贵的保健品，传销禁止后她借钱买了辆二手电三轮，晨起六点钟就到主街、汽车站、小区门口拉客。有一次我妈生病住院，我夜间陪床，清晨去上班时，随手在医院门口招了辆三轮车。那个车夫裹着军大衣，戴着白口罩，脚上蹬着双翻毛皮鞋，将我拉到单位时已气喘吁吁。我刚想掏钱，车夫摆摆手说，马文，我是你嫂子。我这才明白过来，车夫原来就是曹书娟。我望着她佝偻的背影，很难把她和若干年前穿连衣裙的女孩重叠起来。
她就是登三轮车时认识的那个男人。据说男人当晚喝醉了不敢开车，把奥迪A6停放在酒店停车场。曹书娟将男人送回家后，在三轮车上捡到了一个黑色手包，里面装着手机、身份证、汽车钥匙、伟哥、银行卡和两个数目惊人的存折。她随意从手机里挑了个号码打过去，间接找到这男人，将手包归还给他。男人很感激，便邀请她去他的工厂当现金保管。当然，按照宗建明的说法，男人其实从开始就心怀歹意：如果好色算歹意的话。他甚至打包票说，这完全是个阴谋，男人当晚乘坐曹书娟的电三轮，是故意将手包丢在了上面，也就是说，曹书娟出众的姿色在夜色朦胧中蛊惑了这个男人，使这个男人春心萌动，方才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
这男人呢，比我们长得都矮，也没我们年轻，家住在县城十里开外的农村。不过他居住的那个村子比较奇特，家家户户都在大规模地生产钢锹、铁锄、斧头、镰刀之类与农活有关的器具，他们将这些农具抛光上油，再卖到缅甸、埃塞俄比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这样喜欢种植罂粟和马铃薯的国家。他们的村子据说是全亚洲最大的钢锹生产基地，也是整个县城包二奶包得最疯、最明目张胆的地方:大老婆穿着黑棉袄在家里跟雇工一起割道轨、锯铁板，小老婆则在县城里喂养私生子，或者到美容院做昂贵的面膜。按照我们桃源县的说法，这个村子的男人普遍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左手握着丑陋冰凉的铁轨，右手攥着小巧锋利的镰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