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阳羡茗壶系》记载，宜兴壶“创始”于当地金沙寺里的一个和尚，但他的名字已经失传。“僧阂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而促使紫砂陶制茶具这项发明走向艺术化的，也是一个无名小辈，他是学使吴颐山的书僮，只留下主人起的名字“供春”。吴颐山在金沙寺读书时，供春随往侍奉主人。劳役之暇，他偷偷仿效老和尚做茶壶的技艺，“亦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这种腹上留有指节纹理的茗壶，周高起亲眼目睹后，慨然赞叹：“传世者粟色，闇闇然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供春制的茗壶，流传于世的不多，号称“供春壶”。后来，他的子孙即以制陶为业，取“供”的谐音，以“龚”为姓。与供春一样被尊称为“正始”，即陶壶开创人的，有所谓“四名家”：董翰、赵梁（亦名赵良）、袁锡（或作元锡、元畅）、时朋（一作时鹏），均为明万历年间制壶高手。董翰“文巧”，其他三家“多古拙”。和“四大家”同时列入“正始”的另一名家李茂林，制小圆式，妍在朴致中，他还“另作瓦囊，闭入陶穴”，使烧火温度均匀，壶身颜色一致，壶面整洁干净，这一发明沿用至今。被《阳羡茗壶系》称为“大家”的，是时朋的儿子时大彬。他的创作发展过程，该书有较详细的介绍：
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
时大彬如果只是一味模仿“供春壶”，仅仅在做工精良上下功夫，那是不可能被誉为惟一“大家”陶壶大师的，他的高明之处，是在聆听陈继儒等品茗论茶后，悟性极强，豁然开窍，创制了小型陶壶。他的制作，“或陶土，或杂硐砂土，诸款俱足，诸土色亦俱足，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以至于当时人认为：“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虽然，时大彬之后没有出现空前绝后的大师，但“陶肆谣曰：‘壶家妙手称三大’，谓时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因为三人排行都是老大。李仲芳以“文巧”著称。徐友泉以“毕智穷工，移人心目”见长。他们两人都是时大彬的高足，被周高起列为“名家”。此外“精妍”的欧正春，“坚致不俗”的蒋时英，“式尚工致”的陈用卿，“坚瘦工整”的陈信卿，以及由仿制人手，渐入佳境的闵鲁生、陈光甫，均列为“雅流”。“重锼叠刻，细极鬼工”的陈仲美，善于造型、“妍巧悉敌”的沈君用，被列为“神品”。至于其他成就稍差的数人，则另为“别派”。周高起凭自己的识见，给明代的紫砂茶具制陶高手排出了座次。《阳羡茗壶系》不仅成为研究紫砂茶具史的珍贵资料，也成为茗壶收藏家、品茗爱好者的极为重要的参考书。
明人对紫砂壶评价极高，视能够得到一把名壶为终身大幸。“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许次纾《茶疏》）有个名叫周文甫的，藏有“供春壶”，“摩挲宝爱，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类紫玉，内如碧玉，真奇物也。”周文甫死后，有遗嘱将壶随葬（见闻龙《茶笺》）。生生死死，不愿分离，其爱壶之深，可见一斑。
饮茶风尚的变更，促进了茶具制作的变化；而茶具艺术的变革，又影响着品饮方式的变迁。对于明代的烹茶技术，我们已在谈朱权《茶谱》时作了一些介绍。而明代茶书的记载中，还有几点特别值得令人注意：
一是品茗用的茶壶，由宋代的较大型演变成明代小巧玲珑式。推崇集实用性和欣赏性为一体的茶壶，这是明代茶书的共识。“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茶性狭，壶过大则香不聚。”（张谦德《茶经》）“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冯可宾《茶笺》）此后，一直为小壶流传。
二是品饮之前先用水淋洗茶叶，始见于明代人的茶著。钱椿年编（1539年）、顾元庆删校（1541年）的《茶谱》，特在“煎茶四要”列入“洗茶”：“凡烹茶，先以热汤洗茶叶，去其尘垢、冷气，烹之则美。”洗茶的作用是洗去混人茶叶的灰尘杂质和贮藏后渗入茶叶的阴冷之气。张谦德也接受了这种见解，他在《茶经》中写道：“凡烹蒸熟茶，先以热汤洗两次，去其尘垢冷气而烹之则美。”他还介绍了洗茶的器具“茶洗”：“茶洗以银为之，制如碗式而底穿数孔，用洗茶叶。凡沙垢皆从孔中流出，亦烹试家不可缺者。”后来，茶洗多为陶制。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就记有紫砂陶茶洗，形为扁壶，中间有萆子似的隔层。冯可宾的《茶笺》记载洗茶较为详细：首先，“先以上品泉水涤烹器，务鲜务洁”。然后，“次以热水涤茶叶，水不可太滚，滚则一涤无余味矣。”同时，“以手筋夹茶于涤器中，反复涤荡，去尘土黄叶老梗净，”于是，“以手搦干置涤器内盖定”。“少刻开视，色青香烈”，就可以“急取沸水泼之”，瀹而饮之。许次纾《茶疏》也认为：“烹时不洗沙土，最能败茶。”他提倡的洗茶方式是：“必先盥手令洁，次用半沸水，扇扬稍和，洗之。水不沸则水气不尽，反能败茶。毋得过劳，以损其力。沙土既去，急于手中挤令极干，另以深口瓷盒贮之，抖散待用。”他特别强调，洗茶要亲自动手，“洗必躬亲，非可摄代。凡汤之冷热，茶之燥湿，缓急之节，顿置之宜，以意消息，他人未必解事。”看来，洗茶也有许多技巧。这些茶书反复论述洗茶，足见当时颇受重视。
三是煎水的要求不同于前人。“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宋苏辙诗）只有水煎得好，才能保存茶性，煎出滋味。煎水，唐人有“三沸”之说，宋人有听声之法，明人则提出“三大辨十五小辨”之论：
汤有三大辨十五小辨。一日形辨，二日声辨，三日气辨。形为内辨，声为外辨，气为捷辨。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为萌汤；直至气直冲贯，方是纯熟。
张源《茶录》的这段话，说明当时对煎水有更细致的观察和讲究。针对明代采用散茶的实际，他还进一步提出：古人把茶碾磨作饼“则见汤而茶神便浮，此用嫩而不用老也。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熟，元神始发也。故曰：汤须五讲，茶奏三奇”。时代不同，茶时不同，煎水的要求也应随着改变。
中国人把品茗看成艺术，既讲究饮茶的方法，又追求环境的和谐，这种美学意境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的曲折体现。
陆羽《茶经》虽未提及品饮环境，但有“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皎然诗）的经历。唐代文人雅士也留下了许多关于饮茶环境的诗句，如“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杜甫），“竹下忘言对紫茶”、“一片蝉声片影斜”（钱起），大多以清幽为主。宋代对饮茶环境的要求多极发展。宫廷官府重奢侈讲礼仪，民间茶肆突出欢快气氛，文人墨客要求回归自然。不过，对品饮环境最为讲究的，是明代的文人墨客；对品茗环境记叙最为详尽的，则是明代的茶书。
朱权《茶谱》认为品饮“本是林下一家生活，故品饮者应该是“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者，自然环境是“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才能“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罗廪《茶解》津津乐道的是：“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滟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徐渭《煎茶七类》主张：“凉台净室，曲几明窗，僧寮道院，松风竹月，晏坐行吟，清谈把卷。”所以屠本畯《茗芨》说：“煎茶非漫浪，要须人品与茶相得，故其法往往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者。”他们所论，都把品茶看成风雅而高尚的事情，认为自然环境、人员素质是品饮的基本条件。而给品茶定下严格要求和苟刻条件的，是“自判童而白首，始得臻其玄诣”的许次纾，他撰写的《茶疏》，提出品饮时应当是：
心手闲适，披咏疲倦。
意绪纷乱，听歌拍曲。
歌罢曲终，杜门避事。
鼓琴看画，夜深共语。
明窗净几，洞房阿阁。
宾主款狎，佳客小姬。
访友初归，风日晴和。
轻阴微雨，小桥画舫。
茂林修竹，课花责鸟。
荷亭避暑，小院焚香。
酒阑人散，儿辈斋馆。
清幽寺观，名泉怪石。
《茶疏》还提出“宜缀”，即应停止品茶的情况：
作字，观剧，发书柬，大雨雪，长筵大席，翻阅卷帙，人事忙迫，及与上宜饮时相反事。
品饮“不宜用”的是：
恶水，敝器，铜匙，铜铫，木桶，紫薪，麸炭，粗童，恶婢，不洁巾帨，各色果实香药。
品饮“不宜近”的是：
阴室，厨房，市喧，小儿啼，野性人，童奴相哄，酷热斋舍。
对于来客，也很有讲究：
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情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
许次纾所论，不仅指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作为品茗首要条件的，是“心手闲适”，而品茶又能解除疲劳，当“披咏疲倦”时，品茶的意趣和实用，就能统一在其中了。许次纾所强调的，包括品茶的心态、最佳时机、最好地点、助兴伴侣、天气选择等众多方面，使普通的饮茶提升到品饮艺术和审美情趣，使人们获得最大的愉悦。当然，品茗因对象不同，条件不同，要求也不同，《茶疏》就介绍了“士人登山临水”和“出游远地”的“权宜”之计。
40多年之后，冯可宾又在《茶笺》中谈到“茶宜”的13个条件。一是“无事”，神怡务闲，悠然自得，有品茶的工夫；二是“佳客”，有志同道合、审美趣味高尚的茶客；三是“幽坐”，心地安适，自得其乐，有幽雅的环境；四是“吟咏”，以诗助茶兴，以茶发诗思；五是“挥翰”、濡毫染翰，泼墨挥酒，以茶相辅，更尽清兴；六是“徜徉”，小园香径，闲庭信步，时啜佳茗，幽趣无穷；七是“睡起”，酣睡初起，大梦归来，品饮香茗，又入佳境；八是“宿醒”，宿醉难消，茶可涤除；九是“清供”，鲜清瓜果，佐茶爽口；十是“精舍”，茶室雅致，气氛沉静；十一“会心”，心有灵犀，启迪性灵；十二“赏鉴”，精于茶道，仔细品赏，色香味形，沁入肺腑；十三“文僮”，僮仆文静伶俐，以供茶役。《茶笺》还提出“禁忌”，即不利于饮茶的七个方面：一是“不如法”，煎水瀹茶不得法；二是“恶具”，茶具粗恶不堪；三是“主客不韵”，主人、客人举止粗俗，无风流雅韵之态；四是“冠裳苛礼”，官场往来，繁文缛礼，勉强应酬，使人拘束；五是“荤肴杂陈”，腥膻大荤，与茶杂陈，莫辨茶味，有失茶清；六是“忙冗”，忙于俗务，无暇品赏；七是“壁间案头多恶趣”，环境俗不可耐，难有品茶兴致。
许次纾和冯可宾提出的宜茶条件和禁忌，具体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核心都在于“品”。饮茶意在解渴，品茶重在情趣。当然，品茶还有其他讲究，如“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张源《茶录》）。饮啜之时，“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许次纾《茶疏》）。明代茶书反映的由饮茶到品茶的推移，从茶文化的整体发展来说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趋势。但是，当把这种追求导向极致，也就由明初的以茶雅志，单纯地走向了物趣，走上了玩风赏月的狭路，故晚明的茶文化呈现出玩物丧志和格调纤弱的倾向。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明代茶书的内容，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茶书数量居多，内容庞杂，并且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误解，得不到应有的评价。详细地叙说，也许可以为读者进行一番导读，还可以拨去其蒙上的一些迷雾。总之，明代的茶书反映了茶艺的简约化和茶文化精神与自然的契合；明人撰写的茶书闪现着隽思妙寓的智慧，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清代兴衰
清代随着封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也较明代有显著提高，茶叶产量也较明代有大幅度提高，茶叶贸易相当发达，不仅大量投放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饮茶风气进一步从文人雅士刻意追求、创造和欣赏的小圈里走出来，真正踏进寻常巷陌，走人万户千家，成为社会普遍的需求。
但是，清代茶书的编撰并没有随着茶业的发展与转型、品饮艺术与茶馆文化的深入民间而崛起，反而明显地缺乏生命力。迄今所知的茶著只有10多种，其中有的还有目无书。究其原因，最主要是道光末年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雅玩消闲之举、玩物丧志之思不为广大士人所取，有志者大多胸怀忧国忧民之心，变法图强之志，投身到关心实业、抵御外侮、挽救国家、解救民众的实际活动之中。从学术思想上来看，也许由于源自清初的考据学勃兴，“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陈登原语），私人购书、藏书、抄书、校书、刻书、编书蔚为风气，茶书的编撰者们也难免受考据学风的影响，沉湎于故纸堆中，很少深入和了解当时生动活泼的民间饮茶风尚，这样就不免使清代茶书大多为整理、编撰、摘录前人之作。只要随手翻翻清代的茶书，就不难看到这种现象。例如：
陈鉴撰《虎丘茶经注补》（1655年），全书约3600字，是专为很早就有名气的虎丘茶写下的专著。该书依照陆羽《茶经》分为十目，每目摘录有关的陆氏原文，在其下把有关虎丘茶的资料搜集在一起。性质类似或超出陆氏原文范围的，就作为“补”接续在各该目陆氏原文的后面。体例虽然别致，但循规蹈矩于《茶经》，少有新意，内容也很芜杂。
刘源长撰的《茶史》（1669年前后），洋洋洒洒33000字，虽有一些好资料，却大抵杂引古书。全书共分子目30，编首有各著述家及陆羽事迹。卷一分茶之原始、茶之名产、茶之分产、茶之近品、陆鸿渐品茶之出、唐宋诸名家品茶、袁宏道龙井记、采茶、焙茶、藏茶、制茶，卷二分品水、名泉、古今名家品水、欧阳修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贮水（附滤水、惜水）、汤候、苏虞十六汤品、茶具、茶事、茶之隽赏、茶之辨论、茶之高致、茶癖、茶效、古今名家茶咏、杂录、志地等，内容颇为芜杂。
余怀撰《茶史补》（1677年左右），全书共2000多字。据说，余怀爱好品茶，原撰有《茶苑》一书，稿子被人窃去。后来看到刘源长《茶史》，因删《茶苑》为《茶史补》。余怀虽颇负时名，但《茶史补》却大抵杂引古书，无甚精彩。
江南才子冒襄（辟疆）与金陵名妓董小宛，通过饮茶品茗而引出动人爱情故事。董青春早逝，冒作《影梅庵忆语》哀悼，其中记述他们品茶共茗、小鼎长泉、柔情似水、静试对尝的儿女情怀。但冒氏撰写《茶汇钞》（1683年前后），仅仅1500多字，却有一半是抄来的。
陆廷灿撰有《续茶经》（1734年）一书。据自述，他曾在福建崇安任知县，县内有武夷山，出产举世闻名的武夷花，“值制府满公，郑重进献。究悉源流，每以茶事下询。查阅诸书，于武夷之外，每多见闻，因思采集为《续花经》之举。曩以簿书鞍掌，有志未遑。及蒙量移，奉文赴部，以多病家居，翻阅旧稿，不忍委弃，爰为序次。”全书长达7万字，此书将陆羽《茶经》另列卷目，其体例均按照《茶经》分上、中、下三卷共十目；又因陆羽《茶经》未列“茶法”之目，另以历代茶法作为附录。自唐至清，茶的产地、采制、烹饮方法及用具，均有发展，情况大不相同，《续茶经》则把多种古书资料摘要分录。此书虽百非自撰的系统著作，却因征引繁富，便于聚观，颇切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