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许多人的说法，安阳殷墟最初为人所知，是由于这里出土了若干刻字甲骨。其实，知道这里是商代遗墟，地下有铜玉宝藏，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以前。据史书记载，秦末时人便知洹水南的一片地方是殷墟；据考古资料，盗掘安阳殷墟的商代墓葬，最早大约发生在周代。早在宋代，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即被载入《博古图》一书中。
1929年，中国的考古学家自己组织了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不料轰轰烈烈的发掘，竞引来了一些非法分子的大肆盗掘。那是1933年，安阳侯家庄农民侯老庆等人在西北岗盗掘得3件大型古铜器，以三万大洋之价售出，这3件铜器便流出海外，东运扶桑，为日本东京的根津嘉一郎所得，现藏东京根津美术馆。
侯老庆盗掘的3件铜器，乃是商代晚期的铜盉，鋬下腹壁上分别铸有“左”、“中”、“右”铭文，本是3件一套，其形制、尺寸大体相同。均顶盖隆凸，管状流从顶盖前部斜伸而出，顶盖后部有元宝状盂口，高颈微内束，腹瘦深，足瘦削，单攀。
专家认为，上述3件铜盉是极为难得的青铜瑰宝，它们有以下三大特点值称道：第一，形体硕大无朋。商代铜盂一般体高为20多厘米，少数可达30多厘米，而上述3件铜盂最矮者71.3厘米，最高者73厘米，其形体之庞大雄伟，令人瞠目！第二，造型独特。商代铜盉一般是圆体、三足，而这3件铜盂则独树一帜，为方体四足，而且连足的横切面也呈四边形，这种造型，可谓空前绝后。第三，装饰豪华，花纹繁缛。盉身通体花纹以纤细的云雷纹衬地，运用阴线浅刻、浅浮雕、高浮雕以及圆雕多种手法进行装饰，在流管的背、腹部及顶盖上流、口之间，盂身应裆处及四足背部，均饰扉棱。颈饰蕉叶纹，腰部除三侧面各有一浮雕牺首外，还有夔龙或凤鸟纹，四足饰饕餮纹，顶盖上的主题花纹也是饕餮纹。“左”盉之流管上雕一对方耳伏虎，用一圆雕蹲坐兽为鋬。“中”盂之流管上铸伏龙，槌状双角。鋬作单首双身虎状，鋬下附一小龙。“右”盉流管饰牛耳夔龙，以一勾喙鸱鸮为鋬，鸱鸮爪下抓一小龙。
“左”、“中”、“右”三盉造型独特，器体伟奇，装饰华丽，花纹繁复细腻，铸工精良，实属难得的青铜艺术上品。
侯老庆等人卖掉铜盂后，顿时成了暴发户，消息不胫而走，正在安阳筹备第十次殷墟发掘的考古队也获得不少所谓“幸运挖掘”的情况。考古队领导、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情况非同寻常，于是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于1934年10月开始了寻找商代大墓的工作，结果成功地在侯家庄西北的土岗上发现了商代王陵。后来终于弄明白，3件大方盉原属于一座商王陵墓中的随葬品，这座王陵就是颇有名气的侯家庄第一号商王陵墓。
侯家庄一号王陵，是安阳殷墟年代最早的一座王陵，它有四条墓道，规模宏大，墓内殉葬150多人，殉马若干。此墓多次被盗，仅近代盗坑即达23个之多，随葬品几乎丧失殆尽。据有的学者考证，该墓的主人，是商代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圣主”——武丁，据史书及甲骨文记载，武丁功绩卓著，国威大振，使商王朝走上了极盛的顶峰。这三件空前绝后的大型铜盉，与史书和甲骨文所记载的武丁事迹，相映成辉，它们是武丁盛世的纪功丰碑，记载着商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鸮形铜卣
鸮形铜卣，1980年11月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第539号商代墓中，通高19厘米，重2公斤，盛酒器。同时出土的青铜酒器还有爵、觚、解、罍、斗等9件商代晚期文物。
鸮卣取像于两骋相背而立状，盖面隆起，盖中央设有捉手。卣口呈椭圆形，有子母榫口承盖。肩部设二贯耳，安装有绚形提梁，鼓腹，圜底，四足。该卣形制奇特，线条圆润流畅，花纹精美华丽，卣盖上雕铸出相背向的两个鹗面，圆目凸睛，勾喙宽短，双角巨大且卷曲，宽扁耳。卣腹主题花纹是两对羽翅，翅肩雕作涡纹状，翅羽宽厚，力度感极强。翅后露出一截鸮尾，尾梢向下勾卷，尾下雕兽面纹。在翅膀上方，则雕刻两对神鸟，长勾喙，T字形冠，槌状角，凤凰尾。鸮爪为兽蹄状，上饰夔龙纹。在卣底四足之间，雕有一条卷龙和两个兽面。
该鸮卣可算是商代青铜艺术品的上乘之作，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把玩欣赏，都会感到雄健勇猛的鸮鸟活生生地就在我们面前。
商代鸮形铜卣并不仅此一件，类似的铜器在我国河南省罗山县、湖南省株洲市出土或征集过，后者高23.2厘米，形制、花纹均与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鸮卣酷似。
商代的艺术匠师们比较偏爱鸮鸟，玉雕艺术品中有鸮鸟，青铜器花纹中有鸮鸟，取形于鸮鸟的青铜礼器则有鸮尊、鹗盂、鸮卣，大约就是传说的所谓“鸟彝”日巴。
鸮首铜盉
据知，鸮首铜盂共两件，均流散在海外，一件为日本牧方市大门清造氏收藏品，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梅原末治1965年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披露。另一件现藏于美国洛杉矶美术博物馆，该器一直没有见于正式著录，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从该馆高级研究员乔治·库瓦亚玛先生那里得到两帧照片及说明材料。
这两件鸮盉的造型相同，盉顶制成鸮首状，尖喙微下勾，二目圆凸，有三角形小耳，益口开在鸮首头顶，呈元宝状。鋬首饰兽面纹，颈部饰一周饕餮纹。日本的一件高25厘米，美国的一件高23.8厘米。
铜盉是仿照陶盂制造的。最古老的铜盉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属商代早期文物。这种顶部封闭的铜盉，主要流行于商代中期，到商代后期武丁时代左右还可见到，但再晚者就没有了。这是一种比较稀罕的铜酒器，在宋代的《博古图》和《续博古图》中曾各著录过一件，已失传。现存国内的仅有12件，另有8件分别流传到了美国、日本、德国。封顶的古代铜盉原本就很少，而骋首盉更仅此两件，因而异常珍贵。根据它们的形制和花纹推断，其年代应为商代中期，即约公元前一千三四百年之间。
商代的青铜匠师把斟酒用的盂铸成鸱鸮形，这里面应该有其某种意义。扬雄《酒箴》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滑稽，是一种圆形注酒器，又称“阳燧樽”，晋孙绰《阳燧樽铭》中说：“详观此器，妙巧奇绝。酌焉则注，受满则闭。吐泻适会，未见其竭”；鸱夷，应即鸱彝，古时夷、彝二字相通，彝是礼器的通称。因此，所谓鸱夷也就是鸱鸮形或者以鸱骋为饰的注酒器。很显然，商代的鸱鸮盉正应是所谓鸱夷。
但汉代以来的鸱夷，是用皮革缝制的酒壶，故《史记·伍子胥列传》云“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集解》引应劭的话说：“鸱夷，榼形。”看来，汉代的鸱夷，已经距离鸱夷的原貌很远了。
“虎食人”铜卣
中国青铜文明时代的艺术家们，创造了无数不朽的艺术杰作，商代晚期的“虎食人”铜卣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的青铜瑰宝“虎食人”卣，高35.7厘米，重5.09公斤，相传出土于我国湖南省。该卣造型系一只猛虎与一个人相互拥抱，虎圆浑雄健，双耳竖直，巨口大张，利齿毕露，两眼圆瞪，上唇满布小麻点表示胡须，面目可怖。前爪搂在人的腰际，后肢屈曲呈蹲坐状，后爪与尾着地形成卣之三足，落地稳实。人浓眉大眼，丰鼻阔口，长发披颈。着方领衣衫。双臂搭在虎之前肢上，手抚虎肩，双腿屈膝，脚踏虎爪，脸朝左侧，头伸进大张着的虎口中，呈扑伏状与虎紧紧拥抱。看样子，老虎即将把人一口吞咽下去。卣口设在虎之后颈部，有盖，盖钮铸作立兽状。弓形提梁的两端各铸一鹿头，提梁可活动。虎背有一道扉棱，表示虎鬃，虎身及人体上均遍布花纹。顺着虎的前肢，是两条独角夔龙，顺着虎的下肢是两只小虎。虎的背部，则赫然雕饰双角兽面。人背上也是一个兽面，人腿及臀部则有两条蟒龙。其他部位，或是以小夔龙填空，或精心雕镂云雷纹为地衬，整个卣体几乎无一空白处。
该卣造型奇异神秘，装饰繁缛华丽，运用了圆雕、浮雕、线雕多种技法，使器体庄重肃穆，完美无瑕。就是那提梁之安装位置的选择，也并非易事，因为要掌握这件不规则形铜卣的重心，不知需花费匠师多少心机。
该卣之虎食人形象具有什么寓意呢？人们的说法很多。有人根据《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认为这应是饕餮食人；有人说，虎与人是神兽与巫师的形象，巫师通过神兽与鬼神沟通；有人说，这是虎神食鬼魅，义在避邪求吉；还有人说，虎是东夷某方国的图腾，虎食人表示把俘虏献给图腾神。或表示以虎神为图腾的人，受到虎神的保护；也有人说，人虎相拥表示哺乳或交媾，等等。
据罗振玉（俑庐日札）说，清代曾有人收藏过一卣，“形制奇伉，作一兽攫人欲啖状”，后来下落不明，有人认为就是日本泉屋博物馆的这一件。然而，在法国巴黎赛努施基博物馆中也收藏着相同的一件。这一对中国古代的艺术珍宝，一在东洋，一在西洋，这是我们目前所仅知的两件了。
象尊
提起象，人们便会联想到热带丛林，因为象是热带和亚热带动物。如今，在我国的绝大部分地方已不见野生象的踪迹了。但在远古时候，中国大地气候温暖湿润，林木茂盛，比较适合象的生存，人们也就比较熟悉象。传说帝舜曾经用大象耕地，帝舜的“典乐”官夔，能够“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已被驯化的百兽之中应该就有象。帝舜的同父异母弟弟的名字甚至也叫象。到了商代，象在长江、黄河流域均仍可常见，甲骨文中有象字，并有卜辞记载说捕获到了大象。古书说“商人服象”，即驯化、驾驭大象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妇好墓中出土有象牙酒杯，安阳殷墟多次发现商代象的遗骨，四川广汉的商代祭祀坑中一次就出土象牙几十根，证明象在商代人的生活中占重要位置。
1975年，在湖南省醴陵县仙霞乡狮子山出土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象尊，长26.5厘米，高22.8厘米。象体浑短，四肢粗壮，肥耳，短颈，垂尾，门齿外露，长鼻上扬，作静立状，活生生一个亚洲幼象的神态。
象背上有椭圆形尊口，盖已丢失。象腹中空，用以盛酒，酒从象背上的尊口注入，从象鼻斟出，象鼻为空腔，末端卷曲朝前，恰好成为流口，构造极为巧妙！象尊的纹饰也极其华美，通体遍布云雷纹，象鼻尖上饰一长喙猛禽，另有一虎伏于象鼻顶端拱曲处，虎尾搭在猛禽身上，虎口正咬住蟠伏在象鼻背侧的一条小龙，在象鼻的侧面另有龙垂附，象额有蟠龙一对，象耳正面饰云雷纹，背面雕风鸟，象耳下有小龙，象身各处装饰有兽面、虎、龙、凤、鸟等图像，布局紧凑，组织和谐，巧夺天工。
在湖南发现的商代青铜礼器，往往出土于山岭岗坡之地，且一般无其他伴随物，很值得注意。象尊的出土地点，即位于一座高约400米的山丘近顶部的地方，距地表仅15厘米，孤零零仅此一物。据考古专家推测，包括象尊在内，湖南出土的这类商代铜器，很可能是当初在用这些铜器祭祀山川、天地、日月之后，就地掩埋的。
目前所知海内外珍藏的中国古代青铜象尊共5件，其中的一件相传也是出自湖南，其形制、大小、花纹等都与醴陵象尊极近似，尊盖上铸有一头小象为盖钮，可惜该尊已流失国外。
《礼记·明堂位》说：“尊用牺、象”，《左传·定公十年》说“牺、象不出门”，杜预解释说：“牺、象，酒器。牺尊、象尊也。”牺尊原本是指牛形或以牛为装饰主题的铜酒尊，象尊则指象形或以象为装饰主题的酒尊，它们皆系我国古代最受推崇的礼器。
象尊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四羊铜方尊
四羊铜方尊，是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一件闻名遐迩的商代晚期青铜酒尊，尊高58.3厘米，重34.5公斤。比殷墟妇好墓中的大型铜方尊还要伟重，是现知我国商代最大的铜方尊，传说系1939年出土于湖南宁乡的一处山坡上。
此尊造型雄健洒脱，铸作工艺精湛惊人，装饰艺术炉火纯青。尊体呈方形，口部极度外侈，口沿边长52.4厘米。颈部修长，铸有八道扉棱，雕饰蕉叶、夔龙纹。腹部鼓凸，以立体雕塑手法铸出四只绵羊的前半身，羊角硕大弯曲，羊态安详而威武，羊体肥硕健美，仰首挺胸，凝视前方。羊背及羊胸饰有鳞状斑纹，羊腿上有鸟纹，又使四羊陡增几分神秘和威严。尊肩雕蟠龙四条，龙首在二羊之间，头生双角。四羊方尊以精细的云雷纹衬托，采用平面线雕、浮雕和圆雕多种手法，把这件铜尊装扮得庄重大方，光彩夺目，成为饮誉中外的古代文物珍品。
羊性情温顺，所求唯草而已，却能为人贡献奶、肉、皮、毛，因而羊被古人作为吉祥、美好的象征，把羊用于青铜礼器上，显然含有祈福、求得和顺美满之义。有趣的是，汉字的“美”字即从羊，您瞧，若从正面欣赏，四羊方尊上的羊面，那向两边弯卷的角，目、鼻、口俱见的羊头，不正是“美”字之上半体吗？铜尊铸羊朝向四方，大概还含有四方平安、四季和顺之寓意。
古代宗庙祭祀用“三牲”作祭祀牺牲品，《礼记·曲礼》说“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古文献还记载说古代祭祀用的礼器有牺尊、象尊，而现知文物中除了牺尊、象尊之外，还有豕尊、羊尊，四羊方尊应列入羊尊之属。作为礼器，羊尊的壮伟与精美并不在牺尊、象尊之下。
人面神龙铜益
在商代青铜酒器中，有一件十分奇异的珍品——人面神龙铜盉，其盖雕刻为人面状，浓眉大眼，宽鼻阔口，头生一对槌状角，双耳有圆孔。器身较矮，敛口，腹垂鼓，圈足，双贯耳，管状流。圈足上有三个穿孔，其中两孔与盉盖的人耳孔、盉身的贯耳对应，用绳索串连后便可成为铜盉的提梁。通高18.1厘米。
盉身上半部分以纤细的云雷纹为地衬，雕刻出龙的前肢相对而抱，另有一对小龙张开大嘴分列盉流两侧。盉身下半部分是鳞状纹和菱形纹，这是商代青铜器表现龙体的常用花纹。该盉运用圆雕、浮雕和线雕技法，向人们展现了一条幻化成人面的神龙，岿然盘踞、仰首望天的形象，既神秘，又威严，似乎一声霹雷，神龙便会腾空入云而去，充分体现了古代艺术家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其艺术构思，与我国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上人、兽（鸟）合一之神灵徽像，实一脉相承。
据传，该盉是1940年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系商代晚期作品。它出土不久，即流入市场，由北京“同益恒”古玩铺的萧延卿、陈鉴塘经手，以30万5千银元的价钱卖给了上海古董商人叶叔重，叶氏将其运往由其舅父吴启周与美籍华人卢芹斋合办的美国最大的古玩店“吴卢公司”，转手卖给了美国人，至今还留在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