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因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全部修习，故称“禅宗”。又因为它自称是传佛心所认可的内容，以觉悟众生本有的佛性为目的，所以也称“佛心宗”。该宗最初在中国只表现为禅学，中唐之后始成一宗。其初祖一般认为是南北朝时来华的印度僧人菩提达摩（？～528年）。从初祖到四祖，皆依师例，不说法，不著书，传至五祖弘忍（601～674年），始开山授传，弟子千余。弘忍之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
北宗以神秀（606～706年）为首，强调“拂尘音净”，力主渐修，要求打坐“息想”，起坐拘束其心，被称为“渐悟派”。曾得到武则天、中宗、睿宗三代帝王宠信。不久渐趋凋落。
南宗以慧能（638～713年）为首，主张摆脱教纲，不国名相，不滞言句，只要有坚定的信仰，一念顿悟，即可解脱而成佛，被称为“顿悟派”。中唐以后，该派受到唐皇室重视，被封为禅宗正统，尊慧能为六祖。
禅宗一经产生，影响遍及汉地社会所有阶层，而且经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延绵至今，其影响之深、之广，没有一个宗派能出其右。禅宗，几乎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代名词。事实上，它也完成了佛教彻底中国化的最后工作。
禅宗教旨的基本要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净性自悟”、“顿悟成佛”。认为真如佛性是恒常清净而不是污染的，是性善而不是性恶的。这种净性属于每个人的本心，是人的内在的真实的本质。这种人心等同的观点，使其从客观唯心论转向了主观唯心论，这是它与其他宗派不同的地方。在认识论上，它也不同于其他宗派，而是强调佛性本有，不劳外求读经、礼佛，只要以“无念为宗”，内求于心，自在解脱，就可以去迷顿悟，见性成佛。而且迷与悟仅在一念之间，若在刹那间去掉幻念浮云，就可立地成佛。因该宗以“顿门”自我标榜，故提倡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看话参禅，简易法门，故对各阶级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禅宗的出现，可以说是从理论上、教义上革了旧有佛教的命，完成了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宣告了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佛教理论教义中国化过程在唐宋以后突出的表现就是汇入到“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中。所谓“三教合一”就是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互相影响日益加深，形成一种合一的趋势。其基础就是唐宋以后，三教都具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即将外在的修养转向内在的修养，以至在“修心”问题上达到大体一致的认识，从而改变了唐代三教鼎立的局面，也扭转了人们“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看法。在这个“合一”过程中，最早、最积极的就是佛教。北宋时，佛教理论就转向了“内在修养”，强调“以如来之行修心”，并以儒教最可靠的盟友自居，承担起对社会的“活心”大任，正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道教同样走上了“修心”的道路，突出表现就是其丹鼎系，由唐代盛极一时的炼金丹转向宋代的修“内丹”，提出了“以心为法，以神为符，以气为水”，即完全脱离客观的物质基础，以主观精神作为所谓“道法”或“符水”的“收心”、“合道”的理论依据。儒教向内在修养的转变相对晚一些，但它很快从佛、道两家吸取了养料。从周敦颐开始，儒教加强了哲学理论方面的力度，在修养方面提出了“纯心”、“养心”，乃至达到“心泰”。周敦颐于儒学最大的功劳就是把佛、道两家的休养方式、修养对象和修养目的移植到了儒教中，糅合韩愈的道学，将儒学发展成儒教，真正走向“三教合一”，彻底完成了外来哲学民族化的进程，所以他被称为“后世儒者鼻祖”。于佛教来说，“三教合一”不但进一步加深了其中国化的转变，更进而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2）宗教艺术形象的中国化
为强化宗教的感染力，首先得从感观上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视觉冲击。于是在荒漠野外，一个个硕大无比的佛教形象被雕刻塑造起来，诸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等等。一幅幅佛教内容的经变故事宣传画也被创作出来，如克孜尔石窟、敦煌石窟中的壁画。这些佛教艺术形象发展，也体现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从艺术特征来看，印度佛教艺术是佛教思想与希腊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传入中国以后，一方面促进了中西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它自己也在不断中国化，最终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
先看看佛教雕塑艺术在中国的变化。佛教雕塑艺术的宝库就是遍布中国大地的石窟寺。石窟寺的开凿在中国大约始于3世纪，直至16世纪都不曾断过。其鼎盛时期则是5～8世纪。现在发现的石窟遗址约为100多处，其中著名的有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浙江杭州飞来峰造像，等等。在这些石窟雕像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以南北朝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的塑像往往被雕塑得神圣高大而不可亲近，在造型上，体现的是印度佛教美术中那种与世疏远的高洁肃穆的格调和西域那种神秘渺远的圣洁气度。如云冈石窟中昙曜五窟的主像形体塑造就充满了窟内空间，异常高大，给礼拜者一种无比威严的气氛压力。佛像往往粗壮雄伟，面型方圆，鼻梁直挺高隆，眉眼细长，头发呈波浪状，袒露上身，衣纹简洁质朴，一眼就可看出是西域人。但至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以后，佛教造像艺术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受南北朝中原文化的影响，佛和菩萨逐渐换上了褒衣博带式的汉装，体形也变得“秀骨清像”了。面貌清癯，眉目开朗，神采飘逸，这是其基本特征，在龙门石窟中可以看到。它标志着具有汉地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艺术已经出现。到了隋唐时期，佛和菩萨们更是从高入云端的莲座上，从荒山大野中，进入到世俗社会的千家万户。他们不但“大慈大悲”，“有求必应”，而且相貌也都丰满圆润，鼻梁降低，耳朵加大，一句话，亲切而可人意，是一副慈祥的中国人相貌了，这种形象可以在莫高窟唐代的佛和菩萨像上看到。他们完全摆脱了模仿的痕迹，塑像面容温和、慈祥，神情庄严，气度娴雅，眉眼修长，唇含微笑，那飘飘欲动的衣裙，似乎有快乐的音乐节奏感。
武则天是个佛教造像的积极倡导者，有皇家的支持，佛教造像在此时达到了一个高潮，连同佛教理论教义的中国化进程，艺术上的中国化加快了步伐，特别是将社会现象投影到创作中。据说，当时很多地方卢舍那的雕像就是武则天的本人像。这也许不真实，但当时名僧道宣说菩萨如宫娃，却是真实地反映，说明生活中的模特被塑进作品中是常有的事了。看这个时代的佛像，面容非常贴近人；菩萨则雍容华丽，细腰斜软，楚楚动人。如莫高窟第384窟中的菩萨，整个彩塑除了身上的装束外，很难找出菩萨的味道来，看到的只是一个高高发髻、眉长颐丰的少女，其娇柔的身姿，含笑的樱唇，凝情的眸子，都是一个现实中少女的自然表情。至尊至贵的佛像逐渐失去神秘和威严。
到了宋元时期，佛教造像艺术更是直接进入市井勾栏瓦舍，融入群众生活中了。其最大特点就是神佛塑像中理想化的成分明显减弱，现实性生活气息则大大增强。如延安清凉山万佛寺石窟中的菩萨像，形象质朴自然，健康饱满，就像一个民间少妇，从中既可看出唐代艺术的影响，又有宋代写实风格及地方特色。这时期的观音菩萨像，更是极力从女性柔美的体态中吸取着形象表现的特点，如重庆大足石窟的“心神东窟”里的观音菩萨雕像，就显得端庄秀丽、神情沉静、心地高洁、形态自然优美。大足石窟中最动人处要算“父母恩重经变相”的雕塑。它直接将现实人物形象和生活情节引入宗教宣传雕塑艺术中，如给小孩喂奶的妇女、养鸡的农妇、放牛的牧童等等。宗教雕塑艺术的世俗化到此地步，已经是无以复加了。
再看绘画艺术。佛教绘画艺术最早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壁画，在寺庙和名窟等宗教公共场所依壁作画，宣传佛教思想故事，能起到最大的效果。据记载，东汉明帝派人到西域求得佛法回来后，在洛阳建白马寺，在寺中壁上就绘有千乘万骑群像绕塔图，应该说这是佛教在中国进行壁画艺术的肇始。其画面群像绕塔乃典型的印度景象，遗憾的是只有文字记载，而没有留下实物可证。现在在中国能见到的最早的佛教绘画，可能是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中的壁画。该窟开凿于3世纪，其中壁画主要描绘了佛本生（前生）、佛传（佛一生事迹）故事、因缘譬喻故事和佛涅槃的故事等。从所绘人物形象看，都是面相半圆，身躯茁壮，其中包括丰乳细腰肥臀的菩萨、伎乐和飞天，表现出鲜明的西域佛教艺术造型和传神的基本特征。在技巧上，则以朱色层层晕染，再以白粉画眉目、鼻梁，是为“凹凸法”，以表现人物立体感。但随着佛教东传到中原，绘画艺术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原的艺术影响逐步增大，石窟壁画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以敦煌石窟的壁画为例，在这东西文化的交汇处，西域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轨迹很明显。其北魏早期的壁画，无论在人物形象、衣着服装，还是画法技巧上都显示出西域特色。但到了北魏晚期的作品中，“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出现了。他们眉目舒朗，着装也换上了中原汉服，清癯潇洒的精神面貌与原有的西域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标志着原有的佛教艺术向中国式的佛教艺术的转轨，在这个转轨过程中有几个关键人物值得注意，他们是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
唐代是佛教绘画艺术完成中国化，向世俗化发展的时期。其中吴道子和周昉是典型的代表。吴道子被称为“画圣”，他生逢盛世，宗教壁画艺术也正值发展高潮。他一生创作了400多幅壁画，并首创“白画”法，把以线条造型的中国画推向了顶峰，也标志着中国佛教画体系的最终完成。吴道子画风的影响特别大，“吴带当风”成为中唐后佛教壁画的楷模。莫高窟103窟的维摩诘像，就是着意刻画人物动态和心理特征，通过紧锁的双眉和炯炯生辉的双眸以及手持塵尾、微倾上身的坐姿，透出深沉的睿智。整个画的风格无不反映出吴道子的影响。周昉是晚唐时的佛画大家，其创作特点是写实，以人间体态为模特，追求的是现实性的美感。所以，他笔下的菩萨都是肥硕丰满的妇女形象，实际上是唐朝仕女的影像。如长安宝应寺壁画中的释梵天女，就是当时富贵妻妾“妓小小等写真”。菩萨的威严与尊贵地位被弱化，人们看到的是盛唐气象及画家的审美标准与美的理想。难怪连佛教徒也感叹“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释氏要览》）。佛教绘画艺术已经完全世俗化了。
（3）宗教行为的世俗化
佛教进入中国，采取了入乡随俗的明智之举。然而，在融入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与在其祖籍的生存方式越来越背离了，最终成为汉地世俗生活中的一道风景。其社会行为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庙宇功能的世俗化。佛教进入中国后，史载第一个庙宇是白马寺。白马寺当时的功能除了接待几个外来僧，作为其住所外，还兼作国家译经场。所以它的功能一开始就是涉外宾馆和翻译场。此后的寺庙，虽然主要功能还是信仰中心，是僧侣居住和信徒拜佛的场所，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社会活动的增多，寺庙更作为一种公共场所，承担起诸多世俗功能。在唐代，三教鼎立，为了竞争，佛教寺庙于是面向群众，迎合民俗，制造一些新异景象，如培植奇花异草，逢节日向民众开放，以聚集人气，进而将民间草市聚集为定期的庙会。到宋代，寺庙的商贸集市地位更是突出。如汴梁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供万民贸易”。此外寺庙还具有旅馆的功能。除了接待云游四方的游僧外，还有进京赶考的学子，逐利天下的行商，游山访古的文人，宦游的朝廷命官，乃至巡幸的天子也有选择名寺古刹驻足的。寺庙的旅馆功能并不完全市场化、唯钱是图，但无论何等人，旅居寺庙，都能给寺庙带来一些经济效益，也将寺庙更拉近世俗。寺庙还与教育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大家族或村社出资建庙，也常常将寺庙作为蒙童教育的场所。寺庙还是官府的临时办公场所，下乡查案，过境官吏为民断讼，大多借寺庙办公。俗话说，“头上三尺有神明”，在寺庙办公，既有政府的杀气，又有神灵的震慑力。寺庙也是救济院和收容所。凡天旱水灾，为显皇恩浩荡，政府也往往借佛家一块宝地，开粥赈灾，也体现了菩萨的大慈大悲。寺庙还是村社的殡仪馆。民间丧事设奠开吊常在寺庙举行，既方便又神秘。此外，寺庙还是旅游文学重要的创作基地。因为寺庙大多占据着自然美景，寺庙中能孕育出有闲的文化僧，如诗僧、画僧、茶僧等等；寺庙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人墨客创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很多传世名诗词、美术作品就是在寺庙的墙壁上、石刻中保存下来的。
第二，寺庙经济的世俗化。这是佛教世俗化一切根源的终极所在。从魏晋时期，中国的佛教在经济上就开始严重地为世俗所蚀。动乱的社会将感到朝不保夕的达官贵人也吸引到了佛的面前，或布施财物，或建造庙宇。钱财如水般来得容易，从而腐蚀了教徒的经济行为，他们开始以聚敛钱财为己任，形成追逐豪华奢侈之风，以致印度来的昙柯伽罗挖苦洛阳的僧人说：“你们传播佛教一点不真诚，不过是希求浮华富足的供养吧！”到南北朝时，寺庙经济得到统治阶级扶助，飞速发展。不仅是豪华的寺庙遍布大江南北，更重要的是寺庙开始拥有了地产，逐渐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寺院经济。如北魏熙平元年（516年）所造的洛阳永宁寺，有僧房楼观1000余间，寺中有佛塔一座，高90丈，上挂金铎120个，金铃5400枚，风动铃响，蔚为壮观。当时江北地区有寺院3万余所，僧民200万人。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并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也只有这样，才能养活庞大的僧侣集团。到隋唐时期，寺院经济已发展成规模壮观的寺院庄园。和尚们或出租土地，或役使依附农民，蓄养奴婢，俨然成了地主。他们还采取了世俗地主宗法制度的传承方式，将寺产传给嗣法弟子，因之而形成独立的佛教宗派。宗派之间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斗。也因为庄园经济的膨胀，时时与皇家争利，造成激烈冲突，唐武宗会昌灭佛，一口气毁寺庙4600所，没收寺院土地达“数千万顷”（应为十万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