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如果大顺朝能笼络包括吴三桂在内的故明官僚，局势有可能是另一番景况。李自成非但不以十万大军讨伐吴三桂，而以此军力协助其北防满清。在稳定局势后挥戈统一江南。以南明弘光政权的腐朽来裁量，这应在情理之中。或由于北疆吃紧，大顺朝在相当时间内无力南伐，那以李自成与吴三桂以及大量明庭降将如大同总兵姜镶的兵力总和是也足以抵御满清入关。从前明庭如此艰难，系因须对满清、农民军两面作战，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而若情况简单化为大顺对满清，那清骑纵横华北、中原之况将不复见。在经过一个时期的稳定生息后，新兴的大顺亦必将统一南华夏。至于统一的大顺是否有力量复故明在关外的疆域，这确有疑问。统一的大顺会不会是弱宋的翻版？会不会导致今日中国之疆域竟在长城以南？
钟文秀没有回答李强的任何问题，因为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只听见李强笑了笑继续说道：“吴三桂与石达开，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两个人物，一般对他们的评价都是反面的，这是站在现今的立场上，我们无法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只能跟据他的形为判定他的忠奸，既便如此，也不能说是全对了，抛开研究历史所必须摈弃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色彩，在真象没有浮出水面之前，对吴三桂和石达开这样的人物，还是不要盖棺定论，真理与谬误往往就在一线之间，一念之差，足以把人变成鬼或把人变为神，还他们以人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
吴三桂，祖籍高邮，生于辽东，武举出生，袭父职，官至辽东总兵，封平西伯明末时驻防三海关。在崇祯年间，面对满族的强大压力，吴三桂对于明王朝而言可谓安危系于一身。实际上他在降清之前，也一直兢兢业业，力保北京的北大门不失。他旗下的辽东兵团，是明王朝最精锐的部队，面对比李自成更加凶悍的满洲铁骑，崇祯始终也不敢调动吴三桂的一兵一卒来保卫北京。
吴三桂本人参加过明王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大战松山之战，那次战役几乎使明朝的全部精锐丧失殆尽，吴三桂也是在那次大败饶幸脱逃后地位大增的。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吴三桂面临三条路，一是投降李自成，二是降清，三是做明朝的忠烈之士，既不降李，也不降清，打着明朝的旗号继续固守山海关。很显然第三条是一条必死之路，而且除了会给吴留下一个忠臣的名声外，对于驻守山海关的十几万辽东将士将会是一个灾难，对抗清与剿李的大局毫无作用。
吴是行伍出身，他基本不会考虑这条路，假如换成袁崇焕或史可法，也许就会以一种书呆子气甘心做崇祯的殉葬品，吴决不会做如此选择。那么剩下来吴就只有两条路可走，降李或降清，这对吴三桂而言无疑是一个难题。一边是异族鞑子，一边是乱臣贼子，这种两难无疑使他无论选择那一边都注定要留下千古骂名，当然他不是圣人，无法预料他以后北年的历史，只能在两者之中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是很难判断的。李自成进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使吴三桂看到了降李之后的某种下场，北京城明朝遗臣的遭遇无疑使他产生了恐惧心理，当一个人无法判定好坏时，个人的利益也就成了唯一的价值取向，这应是吴最终选择降清的理由。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只不过是文人附会的书生之见。
实际上吴三桂的选择是对的，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冷静地看，从吴自身的命运来说，降李后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忠诚如李岩尚不能幸免，何况是一个亡明的降将？而从国家的命运来说，李自成真成了正统，不过是继承了明王朝的衣钵，继续抱残守缺，难免不腐化堕落，这在当时是无法和充满活力和野性的满族抗衡的，最多不过推迟清军入关的时间表而已，假如李政权果真抗拒了满清，则更是中华的一大悲哀，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超过一半以上是满清挣来的。
吴三桂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最大的不幸是身为汉人，这是最不可饶恕的。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他只能在当时做出他所理解的最好的选择，从他手下将士的反应来看，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逃亡和反抗，也可以证明他的决定的合理性。
石达开则是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他是决定太平天国兴衰的关键人物。天京事变时石达开是拥兵二十万的栋梁式人物。洪秀全和杨秀清的恩怨本来不关他的事，但在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后，洪秀全感到了韦对他的严重威胁，于是派人招他进天京以清君侧，不料进京后韦反制住他，石达开在感到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后在一天半夜越墙而去，石达开进天京本是为了平息事端，韦昌辉的做法不能不使他连带对洪秀全也产生了疑虑。
应该说作为最初起事的伙伴，他对洪秀全之流是相当了解的，杀杨秀清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他看到了未来的下场，险些命丧天京更让他进一步坚定了这一想法。后来洪秀全很轻易地解决了韦昌辉，说明韦的力量并不大，洪秀全借刀杀人的嘴脸也就无遗。此时的石达开由于战局的不利，更由于天京事变的影响，恐怕已对太平天国这一政权完全失望，并且已失去洪的信任，作出决定已是迫在眉睫。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洪既然有了杀石之心，他留下来就过不了这一关。此时的石达开面临和吴三桂同样的选择，他也无外三条路。一是降清，二是留下，三是自立门护。
这对石而言同样是难以决策。但显然他不会留下，可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选择了出走。石达开的出走客观上宣告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他带走了最精锐的二十万大军，但这决不是天朝失败的决定因素，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看来他的出走并非最佳选择，降清可能是最好的。如果他不出走，天朝还可支持几年，这将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太平天国十几年，最后灭亡时江南一带几成废墟，六朝古都毁于一旦，石如果降清，将大大缩短这一进程，减少无数的灾难。吴三桂与石达开的悲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在历史课本上，选择理智的人远没有选择感情的人吃得开，历史是有阶段性的，除了一些主动投怀送抱，以求苟且偷生的懦夫，我们还是少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好。
再谈善恶与吴三桂善的标准之一是真，假如是假的东西，那无论他有多么崇高或多么看上去真实，那他必然是丑的，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历史，现实到目前为止我看还是虚假的东西居多，既便是对丑恶的东西也不敢他真实的一面，对于公认的所谓善的东西，就更加讳莫如深，一定要使它变成善之善者，恶之恶者，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看有很多观点还是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太大，所谓善者自善，恶者自恶，这是中国传统的整齐划一律，这样的传统是否就是善，其本身也是值得怀疑。
正因为要摈弃一些形而上学的影响，才有善恶要有一定的转化和与时代挂钩的说法，这个时代有多长，没有一定的限制。很多事是要靠一定的需要和固有想法来确定的，这就难免会带上一些功利和神圣的色彩，这样一来，善恶自明，也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把吴三桂，李陵等人说成是卖国贼，那是站在汉本位立场上的一种看法，确切地说是深受几千年中国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后形成的惯性思维。另一个问题是何为汉奸？所谓汉奸泛指汉族的败类，现也特指出卖国家利益，投靠外国的人。这就很清楚了，按第一种解释，可以说吴是汉奸，但汉族的败类很多，岂独吴为然？就明时来看，搞得民不聊生，亡国灭种的朱家是不是败类？杀人如麻，腐化堕落的张献忠，李自成之流是不是败类？何以不称其为汉奸？
是了，前者有正统之名，所谓率天之下，莫非王土，我朱家自己的天下，我爱怎么糟蹋就怎么糟蹋，后者有英雄之誉，揭竿而起，敢笑黄巢，农民起义英雄的光环早已挥之不去。原来如此！按后一种解释，吴三桂是汉奸无疑。看似在劫难逃，实则漏洞多多，概念混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国家等于汉族耶？非也，等于中华民族是也，中华民族者，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是也。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汪精卫，陈公博之流是汉奸，因为他们出卖的是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族是在满清以后形成的，在此之前，是一个叫明朝的朱某人做主子的小朝廷，自然满清也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可他毕竟是留下了中华民族的现实，说吴三桂是明奸，朱奸则可，说汉奸就大谬。如说他是汉族的败类，出卖汉族的利益，是为汉奸，那好，朱由检，李自成之流为何不见称奸？
有一种说法，吴三桂是引满入关的罪魁，没有他就没有满清。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大家忘了是谁在松山大败，丧师十三万，朱明就此一撅不震？是谁杀了袁崇焕，自毁长城？是谁啸聚山林，功城掠地内耗不止？又是谁横征暴敛，贪婪无度，以致民怨沸腾？又是谁任人唯亲，畏敌如虎？还是谁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到底谁应负更大的责任？
钟文秀听完李强为吴三桂的辩驳也只是笑了笑，因为对于钟文秀来说，为了这些历史上已经死去的人再辩驳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毕竟不管他是汉奸还是一个英雄，反正都已经是死去的人，再怎么辩驳他都不会跳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