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的乞丐
1942年5月，雨季，滇缅公路上一片忙乱——逃难的百姓、运输司机、刚刚败退的军队挤在了一起。
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后，沿着滇缅公路直逼中国云南。十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建立的出国作战部队。]，但没能阻止日军。远征军在缅甸失败以后，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紧追而来。5月2日，日军三千多人从畹町进入中国境内，一直打到怒江边的惠通桥西岸。惠通桥是怒江上唯一的一座大桥，也是滇缅公路的咽喉。为了防备日军的到来，守桥的中国部队事先就在大桥上安放了炸药，并且派了一队宪兵在大桥上维持混乱的秩序。日军派便衣队化妆成中国的难民，混在难民队伍里，也赶到了离惠通桥不远的地方。这时，从桥东来了一辆大卡车，它要逆行过桥。守桥的宪兵当然不许这样，命令它退回去。但是车主据说很有来头，他不服从宪兵的指挥。宪兵命令马上将卡车推下江去，车主又不同意，还大哭大闹。宪兵一时着急，以“防碍执行军务罪”，把车主拉到河边，一通乱枪把他打死了。这时，身着便衣的日军已经来到了桥头，他们听到枪声，以为中国士兵发现了他们，于是，日军从衣服里抽出枪来就打。中国士兵这才发现日本人已经冲到了桥上，他们二话没说，点燃了导火索。日本人不顾一切地往桥头冲，但晚了一步，大桥“轰”的一声炸断了。从此，日军再也没有越过怒江一步，中日两国军队在怒江两岸形成对峙局面，直到两年后大反攻开始。
惠通桥被炸毁，日军疯狂的脚步终于在怒江西岸停下。但中国唯一的一条国际运输线也因此被切断。
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运输队司机们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了着落，十分痛苦。白天他们只能在昆明南前街、金沙坡等地方流浪，晚上没有旅馆睡，就睡在防空洞里。在王亚六眼里“那种生活，跟乞丐差不多”。
随着滇缅公路的切断，国内的战略物资也变得更加匮乏。龙启明当时是驼峰飞行员[战争年代是创造奇迹的年代。驼峰空运创下了战争史的纪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险的大空运；也创造了人类航空史上的奇迹。
“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从1942年5月开始，至1945年8月结束，历时3年多时间，是“二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空中运输工作。
？？？？当时的新闻报道披露：我国云南省的昆明、陆良、呈贡、云南驿、沾益和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新津、彭山、广汉、泸州及重庆等机场，都承担了驼峰空运任务，在驼峰空运最繁忙的时候，每75秒就有一架飞机从印度或我国某一机场起飞。]，据他回忆说：当时的公共汽车都是烧钢炭、烧木炭，一般的私家车都是烧酒精，根本没有汽油。龙启明当时开吉普车，装了一点汽油，他有时候就帮忙放一点点给别人。在那个战略物资极度匮乏紧张的年代，这样的事情就是贪污汽油，一旦被抓到就要处以枪毙。
据蒋纬国回忆说：长这么大，目睹父亲脾气最坏的时候，就是缅甸战败那段时期，中国最后一条通道彻底被截断后，父亲明显憔悴，整个人一下子老了许多，那些天，身边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
忧心忡忡的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他很清楚，如果中国军队因失去物资支援而战败，中国战场上的一百多万日军就可以抽身投入太平洋战场，到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俯瞰“铝谷”里的尸骸
1942年4月29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表示美国一定要打破日军的封锁，重新找到一条把飞机和军火送到中国的有效途径。1942年5月，中美两国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开辟了从印度的加尔各答、汀江通往中国昆明的空中航线。执行运输任务的是美国陆军航空运输总队和中美合资经营的中国航空公司。这条空中航线从印度汀江起飞，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怒江，直至中国昆明的航线。飞跃高耸云端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由于绵亘起伏的高山陡谷很像骆驼的背峰，故称为“驼峰航线”[“驼峰航线”分为北线和南线。北线：汀江（印度）—葡萄（缅甸）—云龙（大理云龙）—云南驿（大理祥云）—昆明。有时受天气影响，也从汀江经葡萄、丽江到昆明。南线：汀江（印度）—新背洋（缅甸）—密支那（缅甸）—保山（云南保山）—楚雄（云南楚雄）—昆明。由于日军发动进攻占领密支那，南线被迫停止使用，继续空运战略物资的重担全部落在北线。]。那时候，所有人要想进入中国，飞跃驼峰是唯一的路。
很多人认为飞行驼峰航线不是疯了就是做梦，因为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经常有暴风雨出现，高层强风和机身结冰现象也威胁着来往的飞机。
刚刚飞行驼峰航线不久的吉福德·布尔便遇到了汽化器结冰的问题。一次飞行中，布尔发现他的两个引擎都失灵了，于是他试着把燃料加到最大，然后打开汽化器，但却没有任何反应。他又尝试用了所有可以用的仪器，希望能够让飞机飞过山脉。而此时，飞机却开始向下滑落，飞向白雪皑皑的雪山……
当年布尔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四五岁，但他已经是一个老飞行员了，也开过很多飞机，那些飞机也都没有汽化机加热器。最后的关头，布尔没有放弃，他再试了一次，突然，啪的一声，引擎回火了，然后开始运转了，于是他又拉动引擎，试着爬升，引擎逐渐运转正常，他成功了。
除了恶劣的天气，喜马拉雅山南麓平均海拔接近七千米的山峰也是当时的飞机不可能逾越的一个高度，飞机只能在山峰之间低凹处穿行。骆驼和它高耸的峰背，对于沙漠戈壁的旅行者是安全的象征，但在这条航线上，那高达七千多米的一个个“峰背”对于飞行员来说，就是死亡的陷阱。“你以为能过去，结果没有过去，就撞山了。从中国飞到印度，最少一天摔两三架。”龙启明说。
由于飞机失事率太高，援华空军把这条航线称为“死亡航线”。在天气好的时候，飞行员们完全可以沿着山谷里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他们给这条撒落着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冷冰冰的名字“铝谷”。
虽然飞行难度极大，但飞机照飞不误，“驼峰飞行员”们谁都不知道明天是生是死。龙启明用右手从额上到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他说：“洋人一上飞机就画十字，关了飞机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所以有时候你看见飞行员，一下飞机就在亲吻地面，就是这么个心态。”
飞行员们永远摆脱不掉的是亲眼见到伙伴们在自己的面前牺牲，这是很痛苦的经历，所以他们都会很小心自己的安危。
那时候，平均每天有一百多架次飞机飞行在驼峰航线上，“驼峰”成了抗战中最顽强的一条生命线，但也因此成为日本空军最重要的攻击对象。
一天，刚执行完运输任务返航的龙启明突然发现两架日军战斗机正向他们飞来。当时，龙启明他们的飞机没什么护航，都是各飞各的，甚至连枪都没有一支，怎么办？危急时刻，龙启明觉得自己是命不该死，当时有点云层，他就赶快躲到云层里面去。在云层里转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终于摆脱了日军战机。但当飞机飞到机场附近时，龙启明又收到消息：日军飞机正在对机场进行轰炸，而此时他的飞机所剩的油量已经不多了，于是，龙启明决定冒险迫降。
六十多年以后，龙启明回忆起这段冒险经历依然心有余悸。他一边用右手模仿跑道、左手模仿飞机，一边说：“一点油都没有了，发动机动都不动了，一接近飞机跑道的时候，飞机‘啪’地掉下，就像个死鸭子一样，一动都不动。”老人觉得自己很幸运。
同样幸运的还有驼峰飞行员乔治·塞勒，他遭遇两架日军战机时，也是躲在云层里才避过一劫，大难不死的。乔治·塞勒还用照相机拍下了那片云柱，并且把这张照片命名为“救命庇护所”。
杰伊·文雅德的家乡在美国气候宜人的迈阿密。从航校毕业时，他正计划跟女友结婚，当得知自己被分配到中国飞“驼峰”时，文雅德立即取消了婚礼。因为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一旦去了“驼峰”，就可能将永远长眠在那里。文雅德说：“有很多大学生很快结了婚，然后分开了就再也见不到了，我不想让她经历这些。于是我说我非常想结婚，但我不能这么做，你还太年轻，不能承受丈夫走了，丢下自己一个人的事实。”
从飞“驼峰”的第一天起，二十岁的文雅德就一直都在祈祷，祈祷自己能安全地飞完规定的650个小时，然后回到家乡迈阿密。那时候，文雅德有时一天要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
文雅德的运气也不错，在之前的八十六次飞行任务全都圆满完成。1945年1月6日，这一天的下午7点，文雅德将开始他的第八十七次飞行，路线是从印度苏克雷汀基地往东南飞行，穿越缅甸和横断山脉，绕过大理苍山后再往东飞到昆明。
起飞前，气象分析员告诉文雅德：今晚驼峰航线上空会有时速达到七十五英里的强风，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飞机起飞不久后便进入了云层，文雅德明显能感觉到飞机在强烈的气流中上下颠簸，而周围频繁的闪电则预示着前方的天气会更糟糕。果不其然，文雅德和同行的飞行员们遇到了风切变，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前面的一百英里都是雷雨区。他当时在一万八千英尺的高度，而飞机下面的山大约是一万五英尺高。气流太猛烈，文雅德很难保持飞机的平衡。文雅德想联系地面导航台了解更详细的天气情况，但风暴造成的闪电干扰了导航信号，他与地面失去了联系。此时，他们的耳机中只剩下从其他飞机传来的断断续续的求援声。
回忆起当时的情节，文雅德说：“不管怎样，我听见他们有人在呼叫，要求引导。我说，我们在这里迷失方向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有些人可能知道，但部分人是不知道的，通过呼叫，希望有人帮助我们出去。”
此时，副驾驶建议左转，向东方的昆明机场飞行，但文雅德担心此时转向会因飞行距离不够而撞上大理苍山。为了确保安全，文雅德决定再往东南继续飞行10分钟，如果再没有信号，便左转向东飞行。
飞机和气流把文雅德带到了二万三千英尺的高空，并开始下降，就像乘坐电梯那样，一直下到一万五千英尺，而那里的山的高度就是一万五千英尺。10分钟过去了，他们依然没有收到任何信号。文雅德感到自己不能继续向东南飞，因为下面就是日军的占领区了。这时，他转向左九十度方向，飞往昆明机场。
文雅德多么希望，他正前方是闪着导航灯的昆明，而不是大理苍山。往东飞行一段时间后，信号终于来了。文雅德得到了来自云南驿机场的强大信号，这个信号回转指向他们的后方——这就是说他们刚刚飞过了云南驿。
文雅德依然惊魂不定，因为他的预计目标是昆明，但现在却到了云南驿。这意味着他们是从大理苍山南面的群峰附近穿行而过，差一点就撞上了苍山——是那多飞的10分钟路程救了他们的命。
此时的云南驿机场上燃放着引导降落的火堆，死里逃生的文雅德第一次发现：曾经那些不起眼的火堆，今夜竟是如此美丽。成功降落后不久，文雅德收到消息：由于天气过于恶劣，机场关闭，所有飞行任务被迫取消。而那天夜晚，至少有九架飞机没能安全回到机场，所有机组人员全部失踪，其中包括文雅德的几名室友。
文雅德说：“和其他人相比，我的经历真的好很多，但是你会很难受，因为你失去了室友，你回到宿舍的时候，发现和你一起生活的室友再也回不来了……”
那是文雅德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夜。第二天，当他从云南驿机场起飞的时候，看到跑道旁边的许多中国人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文雅德突然意识到：这是他们表达好感的方式，他竟然一直都没有在意过。
世界上最曲折的两条生命线
文雅德说：“‘二战’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因为每个人从不同的方面，都被卷入了战争。这是百分之百的努力，许多的牺牲和奉献。”
在战争中逐渐成长的还有十三岁时便参加修筑滇缅公路的何开枝。1944年，他看到中国军队从滇缅公路反攻，将入侵的日军赶出了云南。他说：“过去在思想上不明确的东西，到这个时候才晓得，滇缅公路是重要的，出点力是应该的。反攻作战的时候，一切都是靠这一条公路来运输。所以，这个路是一股生命线。”
日军投降了，何开枝开始新的生活。文雅德也终于迎娶了自己深爱的女友。六十多年过去了，层峦叠嶂的“驼峰”依然让文雅德刻骨铭心。他说：“我一直强调一点，我们遗失的飞机还有很多都没有找到，有许多还在那里，在山上。有的男孩长眠在缅甸或中国，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所以，当我有幸在台湾向一大群人作演讲时，我最后说道，‘我们今晚在这里享受着深厚的兄弟情义和友谊，但当我在这里讲话时，我们要记得那些遗失了的138架飞机和长眠在驼峰上的345位工作人员’。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仍旧在那里，长眠在中国的土壤中。”
1993年，为了纪念“驼峰”航线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中国政府在云南昆明市修建了一座“驼峰飞行纪念碑”。2005年8月15日，“滇缅公路‘零’公里纪念碑”也在昆明正式落成。它们纪念着世界上曾经最曲折的两条生命线。
1938年8月～1942年5月间，国际社会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输物资49万多吨，运进汽车1万余辆，运送部队约9万余人。
1942年4月～1945年11月，在3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中美两国通过驼峰航线，运送战略物资80余万吨，人员3万余名，其中有赴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两个师，另有千余架作战飞机经此线投入中国战场。
但运输过程中，中美坠毁和失踪飞机共有609架，1500多名飞行员牺牲和失踪。驼峰航线至今是世界航空史上最危险、最悲壮和飞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国际空运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