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是一种境界，是一种伤痛过后的经验。当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变得更加沉着。成熟似乎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它代表了青春的流失和梦想的褪色。可是人生走向成熟是人生方向，一种平和幸福的人生属于成熟人生。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一天，我正在学步的小女儿达娜想将一把小椅子搬到厨房里去，因为她想站在上面，去拿冰箱里的东西。一看到这种情形，我急忙冲过去想扶住她，但还是迟了一步，在我还没来得及奔过去的时候，她已经从椅子上结实地摔了下来。就在我扶起小女儿，想要看一下她摔伤了没有时，只见她用自己尚没站稳的小腿，朝那把结实的椅子狠狠地踢了一脚，嘴里还十分生气地骂道：“就是你这个坏家伙，害得我都摔倒了！”随即做了一个鬼脸。
如果你留心一下幼儿的生活，你一定会发现生活中很多类似的情形。对小孩子而言，他们的这种行为是极其自然的，他们喜欢责怪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或者毫不相干的人物，以此在心理上减轻自己跌倒的痛苦。
孩子的这种表现，实属正常。但是，如果这种反应行为模式和习惯一直持续到成年，那可就麻烦了。自古以来，人们就普遍存在着一种诿过于人的不良倾向。亚当偷吃了禁果，最后却把过错全都推诿于夏娃：“就是那个妇人引诱了我，我才吃的。”
一个人迈向成熟的第一步，应该是敢于承担责任。我们生活在世上，难免要面对生命中的许多责任，当你长大以后，你绝对不可以在受难或跌倒的时候，像孩子一样去踢椅子出气。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喜欢诿过于人呢？仔细想一下，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责怪别人肯定比自己担负责任要容易得多。你回想一下，你是否经常喜欢责怪父母、老板、师长、丈夫、妻子或儿女。我们甚至喜欢责怪祖先、政府以及整个社会，责怪自己不应该来到世上。
对于那些不成熟的人来说，他们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些理由——当然都是一些外部环境的理由——来解脱他们自身的某些缺点或不幸。比如，他们的童年极为穷困、父母过于贫苦或过于富有、教导方式过于严格或过于松懈、没有受过教育或健康情况恶劣等等。
很多人埋怨丈夫或妻子不了解自己，或者抱怨命运与自己作对。很多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禁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整个世界要联合起来欺负这些人呢？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去克服困难，通常的办法就是先去找一只替罪羔羊。
我还记得一天下课后，我的一名学员突然跑来找我。那天，我们的课程是训练学员记忆别人的姓名。那位学员这样向我说道：“希望你不要指望我能记住别人的名字，这恰巧是我的弱点，我一向记不住别人的名字。”
“为什么呢？”我问道。
“这是我们家族的遗传。”她回答道，“我们家族的人一向记忆力不好，所以，我也不指望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改善……”
“小姐，”我诚恳地说道，“你的问题并不在于遗传因素，而是一种惰性，因为你觉得责怪家族的遗传要比努力提高自己的记忆力要容易得多。请你坐下，我来证明给你看。”
我帮助她做了几个简单的记忆训练，由于她十分专心，因此效果良好。当然，要她改变原有观念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基于她愿意接受我的建议，所以最终克服了困难，记忆力大有改善。
如今的为人父母者，除了记忆力衰退之外，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会遭到儿女的抱怨，范围从头发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涵盖。
举例来说，我认识一名年轻的女子，她常常抱怨自己的母亲影响了她的一生。原来在这个女孩还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守寡的母亲无奈之下只好外出工作，以维持生活并养育年幼的女儿。由于这位母亲既能干又肯努力，后来成为一位极有成就的女实业家。她细心照顾女儿，让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女儿把母亲的成功视为自己最大的障碍！
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宣称：自己的童年被彻底毁了，因为她随时都处在一种“与母亲竞争”的生活状况里。她的母亲也迷惑不解地说道：“我太不了解这个孩子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工作，为的就是想给她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将来能够得到比我更好的机会，可是实际上，我只是给她增添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而已。”
这个女孩的想法实在是很奇怪，她对母亲辛苦为她创造的优越条件并不以为然，反而视作一种沉重的压力，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比起乔治·华盛顿的童年，她应该觉得幸福多了。乔治·华盛顿虽然没有高贵的出身或功绩显赫的父母，然而他一样能推动历史的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亚伯拉罕·林肯幼年时家境贫寒，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生活中的一切都必须靠辛勤的劳动获得，但是这些都没有对他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而且林肯也从没想过去责怪任何人。在1864年，他曾这样说过：“我对美国人民、基督教世界、历史以及上帝的最后的审判，均负有责任。”
可以说这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勇敢的宣言，除非我们也能在其他人面前以同样的勇气承担下自己的责任，否则我们就还不算成熟。
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在面对责任的时候，一般都采取逃避的态度。而最简单、也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逃避责任的方法就是去找一位心理医生，然后躺到他的诊疗椅上，花一整天时间谈论我们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目前这个模样。这也是极奢侈的一种现代享受。
假如有人告诉你，你的一切麻烦都来自于幼年时期所受到的不正常待遇，比如占有欲超强的母亲，或过度专治的父亲，假如这种说法听起来能让你觉得舒服，并且价钱又不是太贵的话，我倒不反对你一辈子就这么依靠心理医生的支持。
威廉·戈夫曼医师曾写过一篇题为《幼儿精神病学》的极精彩的论文，文中提到目前日益增多的“心理密医”是如何把大家宠坏的。戈夫曼医师指出，许多向心理医生求助的人通常喜欢“为自己的弱点及与世俗格格不入的行为找到一个心理学上的借口”，这样他们就似乎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安慰。当心理学一直为那些不能面对成人世界的人寻找托辞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继续把他们的诸多困难归咎于外在的各种因素。
早些时期，星相学一直是人们热衷的对象。16世纪时，人们就常用“我的生辰八字不好”或“我没有一颗幸运星护佑”等借口来逃避生活中的诸多困难或不幸。但是，莎士比亚在《凯撒大帝》一剧中，却让罗马名将凯撒说出如下的话：“亲爱的布鲁塔斯，过错并非是由于我们所属的星辰，而是我们有一种认命的习惯。”
假如你相信《圣经》中对耶稣事迹的描述，你便会明白耶稣最引人注意的品质之一，便是他择善固执、毫不妥协的性格。当有人找他帮忙或医病的时候，他不会浪费时间去细查对方的潜意识，或者找出何人该对此人目前的困境负责任。而是说：“拿起你的被褥回家去吧！不要再犯罪，你的罪已被赦免……”
耶稣的态度很显然是在表示：最重要的事情是把生活改造得更美好，而不是整日沉溺在自怜的深渊里。
英国的都铎王朝有一个奇怪的习俗，那就是王室的小孩都会请一名所谓“挨鞭子的男孩”。由于冒犯皇族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王室的小孩也不可随便侵犯。但小孩子难免都有顽皮不守规矩的时候，所以为了让属下谨守不冒犯皇族的规定，便请来一个“替罪羔羊”，以承受王室小孩应受的责罚。据说这种职位还相当热门，许多人都抢着去做。这不仅是因为可以领到丰厚薪水，而且还为以后能进一步进入王室工作打下基础，因此许多人都竞相角逐。
当然，这种行业目前已经消失了，但对许多幼稚或不成熟的人来说，这种“替罪羔羊”的形式仍然存在。假如他们找不到责怪的对象，就去责怪多变的时代、现代生活的不安全感、国际形势的混乱及其他耸人听闻的情况等等。
前不久，我和一位时常自诩对现代艺术知识十分丰富的朋友，一起参观书展。我当时看到一幅画，作风十分草率，便无意中说出了自己的感觉。我对那位朋友说：“我家的3岁小孩，搞不好都画得比这好。如果这也算艺术的话，我便是米开朗基罗了。”
这位朋友却回答道：“你对人类精神的痛苦，难道就没有丝毫感觉吗？这位艺术家所要表现的，是原子时代人类所承受的压力与迷惑。”不错，就连一位画得不知所云的艺术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原子时代！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肯定的，假如原子时代能给人类带来任何希望或满足，而不是破坏或死亡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坚强而成熟的个人，也就是那些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人。
对于那些希望自己具有成熟人格魅力的人来说，他们迈向成熟的第一步应该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勇于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而不是像三岁小孩一样，犯错误时只知道踢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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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世上，总是要面对生命中的许多责任。不成熟的人，永远都会找一些借口来推卸责任，而对于一个迈向成熟的人来说，第一步应该是敢于承担责任。
视挫折为恩赐
我十分欣赏一位名叫爱德华·道喜的人，他在我家附近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专门出租高级客车。他很善于听人讲话，心胸开阔，又喜欢接受新事物，因此具备多项才能。一天，我和他谈到一个话题，我们一致认为，那些伟人和成功者通常也都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人。
爱德华问我：“你听说过一位名叫纳达尼·包德齐的人吗？”
我问他是不是一位对航海术相当精通的人。
“不错，就是他！”爱德华说道，“纳达尼·包德齐生于1773年，65岁去世。他10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自修各门学科，如拉丁文等，因此他能阅读牛顿的《数学原理》。在他21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数学家了。由于他十分喜欢航海，所以就开始学习航海术。据说，在一次航程中，他教导全体船员（包括船上的厨子）如何用观察月亮与星座的关系来计算船舶的位置。后来，他写了一本有关航海术的书，被人们奉为经典。这对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人来说，实在不简单，难道不是吗？”
我十分赞同爱德华的观点，那就是包德齐的确是个勤奋上进、不畏艰险的人。或许是没有人给他们压力，告诉他：“要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大学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训练。”因此，他能毫无顾忌地向前冲，并且以自学的方式获得了各种必备的知识。对纳达尼·包德齐或爱德华·道喜这类人来说，困难只不过是一句无聊的话而已。
对喜欢逃避责任的人来说，困难则成了最好的挡箭牌。你也许听过许多人把失败原因归咎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实际上，对这些人来说，即使他们真的上了大学，他们仍能为自己的失败找出诸多理由。而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则不会如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去克服困难，而不是找一大堆的借口来逃避问题。
约瑟·亨利是华盛顿区一所工学院的院长。一次，他的朋友亚历山大·贝尔向他抱怨工作不顺利，认为那完全是由于缺乏有关电机方面的知识。约瑟虽然同意贝尔的说法，却没有对他说：“太不幸了，亚历山大，你没有机会学习电机课程真是太遗憾了！”他也没有告诉贝尔该如何去申请奖学金，或如何向父母请求帮助。他只是简短地告诉他：“去读吧！”
亚历山大·贝尔听从了他的建议，就去攻读有关电机方面的课程，终于成为历史上一位对传播科学贡献巨大的人。
那么，贫穷与疾病会不会是失败最有力的理由呢？当然不是。
例如，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就是爱达荷州一位铁匠的儿子，后来又成了孤儿；IBM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森年轻时曾做过簿记员，每星期只赚2美元。但是这些著名的成功人士，都没有将贫穷视为他们的障碍，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工作上面，因此根本没有时间去自怨自艾。
罗伯·路易·史蒂文森一生体弱多病，却从不愿意让疾病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所有与他交往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开朗、有活力的人。由于他不愿意向身体的缺陷屈服，所以他写的每一行文字都流露出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因此能使他的文学作品广为流传。
历史上很多举世闻名的人物，都有身体上的缺陷。譬如，拜伦爵士长有畸形足，朱利亚斯·恺撒患有癫痫症，贝多芬后来因病成了聋子，拿破仑则是有名的矮子，莫扎特患有肝病，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是小儿麻痹症的患者，而海伦·凯勒更是从小就双目失明。
谈到女演员，我们不能不提到“女神莎拉”。莎拉是个私生女，而且长相一般，因此她在童年时代饱受折磨，似乎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但她鼓起勇气，克服重重的困难，后来终于成为舞台上不朽的人物。
我一位好朋友的儿子长得十分英俊潇洒，就是从小患有口吃的毛病。他在学校里成绩优秀，在同学中间也很受欢迎。为了纠正他的口吃，从他上小学开始，父母就为他请过许多心理专家和口吃治疗专家来帮忙，但总是不见成效。
一天，男孩回家后告诉父母，他将代表全体毕业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大家听后都很高兴。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男孩兴致勃勃地准备讲稿，父母也对他的讲稿提了不少意见，但一直都没有提到如何在演讲时避免口吃这个毛病。
毕业典礼终于来临了。当天晚上，男孩起立开始发表演讲，他站得挺直、端正。会场内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因为许多人都知道他患有口吃的毛病。男孩一开始讲得很慢，但很有信心，接着便很顺利地把15分钟的演讲说完，中间没有丝毫凌乱或停顿的地方。等他讲完之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为了克服自己的缺陷和困难一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理当得到热烈的赞赏。
住在新泽西的卡尔顿·葛立夫是一个生意人。一天，当他开车经过莫里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恰巧看见一个盲人少妇牵着一条狗正要穿过街道，于是，卡尔顿急忙踩住煞车，停了下来。
不一会儿，一名男士来到卡尔顿的车旁，并介绍说自己是少妇那只导盲犬的训练师。他对卡尔顿说：“以后请不要像刚才那样紧急煞车，因为这只狗是训练来防止发生交通事故的，如果每部车子都像刚才那样停下来，它会以为这是一种应有的状况，而不会特别警惕。这样一来，一旦有车子没有及时刹车停下来，事故便发生了。”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仅是因为那位训练师言之有理，而且因为得知那名少妇能采用这样的训练来克服自身的缺陷，继续自己常人般的生活。
这些人都是具有成熟个性的人，他们不会让自己陷入困难当中难以自拔，而是勇敢地去面对它、接受它，然后再想办法加以克服、解决。他们不会乞怜、绝望，更不会去找借口逃避。
洛埃·史密斯曾写过一本极具励志色彩的传记《一个完整的生命》，那是一个关于艾莫·赫姆的故事。
艾莫·赫姆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亨特维，当时他的医师这样说道：“这个婴儿存活下来的几率不大。”但是赫姆还是顽强地活下来了。90年来，尽管他因右半身严重受伤而时常痛楚万分，但他丝毫没有向死神屈服。由于身体条件不允许他从事体力劳动，所以他便转而努力学习阅读。1891年，当他28岁的时候，他成了卫理公会的传道士。
虽然他历经了两次病魔致命的摧残，但是他依旧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念。他的坚强意志感动了赫赫有名的巧克力制造商约翰·惠勒，于是经济上得到了约翰的援助。几个月之后，这位一度徘徊在死神门口的传道士，终于康复出院。
艾莫·赫姆出院后开始募集传道基金、兴建教堂，并时常帮助当地的学校和医院。这名“单肺传教士”募集到将近300万美元的资金，随后便从事他认为有意义的慈善活动。在他69岁的时候，他宣布退休，但还是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作。他又举办了上千次的讲道，写了两本书，为教会和其他慈善机构募集了50万美元，并担任20余所专业学校的董事，他个人曾捐助5万美元兴建加州大学附近的一所教会。
艾莫·赫姆从不知“缺陷”二字何意，他只知道自己还活着，还有希望。他充分利用生命中90多年的时光，使自己的名字成为“勇气”的代名词。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到处都在强调年轻与活力，这使得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不免要感叹自己的无用。有时，他们会感到自己过时了，马上就要被扔进废物堆里了。
我至今记得几年前，在纽约卡耐基训练班里，有个身材瘦小、年纪已经74岁的女学员，她坦然承认不知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余生。
这名女学员曾当过教员，一直到强制退休才停止。她的储蓄并不多，因此必须时时保持忙碌，才能在经济上维持稳定。由于她有很多的教学经验，因此便到各个幼稚园去讲故事。她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用幻灯片来加强效果。
听了她的话之后，我鼓励她把这项工作当成事业来做。
也许是受了我的鼓舞，这名女学员开始了她晚年的事业。她知道年龄并不是一种障碍或缺陷，相反，由于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她现在更有能力把故事讲得更加婉转动听。
她先去找致力于文化推广工作的“福特基金会”，然后把计划写下来，内容包括许多个专为幼稚园学童设计的故事节目。她不仅用口讲，而且举实物例子给大家看，这样一来，她的故事就很容易被接受。她充满温馨和富有戏剧性的讲述方式，使她大受欢迎。
如今，这名女学员已经把自己的热忱和信心带到了美国各地，并把欢乐传递给成千上万个儿童。她不愿意让年龄成为创业的障碍或偷懒的借口，从来不说：“我太老了，实在没有办法工作谋生。”相反，她重新评估了自己的能力和经验，然后把构想付诸行动，因此做得非常成功。对于这样一位74岁的人来说，成长并没有使她衰老，而是让她变得更加成熟。年纪对她不但不是缺陷，反而大有助益。
萧伯纳对那些时常抱怨环境不顺的人感到厌烦，他曾经说过：“人们时常抱怨因为环境太差而使他们没有什么成就，对此，我很不以为然，假如你得不到所要的环境，那么你可以试图创造一个出来啊！”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整天都在抱怨环境不好，当然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过失诿诸“缺陷”或其他原因。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因为自己的个子长得比一般人高而气馁不已。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逐渐明白，身高跟其他许多与生俱来的条件一样，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完全看个人的态度而定。
不成熟的人随时可以把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看成是缺陷、障碍，然后期望自己能受到特别的待遇。如果别人都有两条腿，而我只有一条；假如别人都很富有，而我则十分清贫；假如我长得胖、瘦、美、丑、金发、黑发、害羞等等，无论是哪一点使我与众不同，都很有可能成为我的缺陷，只要你自己也这么认为的话！
成熟的人则不同，他会首先认清自己的不同之处，然后试着接受它们并加以改进。因此，如果你想使自己变得成熟起来，你就应该做到：不要害怕困难，不要拿自己的缺陷当借口，也许它正是一种幸运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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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不要指责环境的恶劣，每一个挫折都是上帝为检验你的意志而设下的考题，只要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跨过这道坎，生命终将呈现另一番生机盎然的景象。
清醒地认识自我
我一向热衷于园艺，并亲手料理过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玫瑰园，这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一天，当我正陶醉在盛开的玫瑰丛中时，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玫瑰，乍看起来都十分相像，对吗？”其实不然。只要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朵，甚至就是同一个品种，开出来的花都彼此不同。只要仔细分辨，会发现它们在生长的速度、花瓣卷曲的程度、颜色的均匀与否等方面，都有各自独特的风姿。
不仅自然界这样，人类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亚瑟·吉始博士对古代的生活及民俗很有研究，他曾说过：“没有两个人的生活遭遇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均有他与众不同的生活遭遇。”不错，每个人的生活遭遇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构成人体的基本因素相同，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奇妙地自成一格，绝不与他人雷同。
要想迈向成熟，我们首先得了解并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便是我们与他人沟通的基础。除非我们真正把他人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正如我们本身的情形一样，否则，我们很难与他们建立起真正意义的关系来。
这听起来很容易，难道不是吗？但做起来却困难重重。例如：我们常认为美国是个没有阶级歧视的国家，实际上，却到处充斥着阶级歧视。我们常常把别人定位在某个阶层，如普通百姓、中上阶层、中下阶层、大众市场、低收入群、街头浪民、白领阶层、蓝领阶层、上流社会，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我们不愿或不能把别人视为独立的个体，而只能把大家看成没有特色、没有个性、没有姓名的群体之一。
我们自身的遭遇也是如此，也是被别人归类的对象。许多社会研究或调查人员，几乎对我们无所不知：每天喝多少杯咖啡、有几辆车子、用什么品牌、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收听什么电台等等。
这一种归类通常强调“定位”、“无藩篱”、“社会流动性”等，以顺应我们评定某族群的需要，而完全忽视个人的独特性。个性主义现在已经遭到破坏，甚至已濒于灭亡。无怪乎我们现在对自己的独特性已越来越没有概念，甚至不敢去思考或采取与他人不同的行动。
当然，现代人对如何使自己变得“独特而有个性”这方面的知识，的确充满了渴求。姑且不论社会对我们的评定归类、对我们顺应群体的要求带来什么压力，在内心深处，我们仍希望自己能与他人有所不同。为了表达这种渴求，解除种种束缚，许多人被送到心理分析家的诊所或精神治疗师的病院里。甚至有许多人用酒精、药物来麻醉自己，使自己的个性完全丧失。
什么方法可以治疗这些疾病呢？如何才能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呢？要如何才能以更成熟的态度去认识自己？这里有三点建议：
1.每天抽出一段时间独处，以进一步认识自己。
由于现代生活的忙碌紧张，我们给自己深思的机会和时间越来越少。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抽时间来面对自己、认识自己。
但是，通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处方法。一位朋友告诉我，他通常在人群拥挤的街道上，一边散步，一边冥思。“这种方法，可以使我达到忘我的境界，而想出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来。”他这么解释道。
我喜欢到附近的教堂去，以寻求片刻的宁静。这种方法可以安定神经，恢复精神，并使自己的心灵变得清澈起来。
我也喜欢接触大自然。对我来说，我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散步或从事户外活动，但我可以独自到花园里走走，既便只是坐在窗旁偶尔眺望窗外的蓝天或树木，都可以让心灵得到很好的休憩。每次看到季节变迁，无论是面对一望无垠的风景，或只是一片小小的土地，都可以使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使我也融入其中，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很多人也许比较喜欢静室独处，或用其他自我隔离的方式。总而言之，每天抽出一小段时间来，避免外界的干扰，如此才能好好反思自己，体验生活、信仰和种种行为。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或思想家，便时时独处静修，也都从中获益匪浅。如耶稣、佛陀、施洗约翰、笛卡尔、蒙田、拜扬等。
2.要勇于打破习惯的束缚。
我们时常把自己深裹在习惯或习以为常的无聊事件里，在里面窒息而不自知，得用火药或极大的毅力才能将之破除。想想看，我们有多少人每天都不断重复相同的行为，生命因此变得迟钝、无精打采并且毫无创新的能力。
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年轻妇女，是我训练班上的一名学员，她把自己如何突破习惯束缚的经过告诉我们：
我和先生都是电视迷，每天下班一回到家里，便立刻打开电视，然后一面吃速食食品，一边看电视，直到就寝时间到了为止。我们很少去拜访亲朋好友或阅读书报，更是很少到外面去参加各种活动。因为只要一想到会因此而错过某某电视节目，活动便自然取消了。如果有人来登门拜访，我们也常常心不在焉，只盼望能赶快回到电视机前面。
一天，我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吃午餐，我发现自己很难和他们打成一片，因为他们所谈的话题我都不清楚。我很少到别的地方去，也很少阅读什么报刊杂志，每天除了看电视之外，我几乎很少做其他事，或者说我根本没有其他嗜好。
我回家后把这个情形告诉了丈夫，并说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个习惯改掉。他深表赞同，于是我们便开始计划如何去做。我们先报名参加了一些成人教育的晚间课程，也开始偶尔去打打保龄球；我们到朋友家拜访，或到图书馆借书回来，并大声地念给对方听。终于摆脱了坏习惯，我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同时也发现，这无论是对工作或婚姻都大有裨益。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起来，与他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这两个原本深陷在习惯泥沼里不能自拔的人，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把自己拯救了出来。
3.寻找生活中最能让我们感到满足的东西。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1878年写给妻子的一封信里，最能表现出这种思想：
……我经常在想，为一个人的品格下注脚的最好方法，应该是去找出他的精神或态度来，尤其是在发生某些特别事件的时候，使他能感觉到自己最深刻、最活跃的生命来。在这种重要时刻，通常会有一种声音在他内心的深处呐喊：“这才是真正的我”……
换句话说，兴奋时刻会把我们的真正面目呈现出来。因为，感觉到“最深刻、最活跃的生命”，正是最令人兴奋的事！
这种兴奋也许与观念、性格或某种客观情况有关。但无论如何，兴奋本身能让我们摆脱掉坏习惯、厌烦和压抑，然后把我们整个人生动地表现出来。
兴奋的品质是判断我们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情绪的动力是促成我们前进的力量。伟大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爱德华·维克多·亚伯顿爵士曾说过：“在科学研究领域，我认为热忱要比专业技术重要得多。”
显然，亚伯顿爵士并非表示专业技术在研究工作上不重要，而是认为：热忱——也就是一种兴奋，能使一个人把专业技术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在我44年的演讲教育生涯中，我发现，人们的演讲效果往往视演讲人对其所讲题目热心的程度而定。不论此人讲的是氢弹、岳母大人或是非洲的热带丛林，他对听众所发挥的影响力，完全与自己对题目倾注感情的强度成正比。
人的个性虽不能改变，但是可以借助某些行为呈现出来。要想发掘真正的自我，也就是我们与众不同、真正具有价值的地方，必须先去除掉许多人性的束缚，如恐惧、畏缩、自我疑虑、迷惑及僵化人性思想的种种积习，等等。这时，兴奋便犹如火把，能把捆绑住自我面貌的层层束缚统统烧掉，使真正的自我解放出来。
兴奋有许多表现方式，爱便是其中之一。有一部名叫《玛蒂》的电影，叙述的便是两个单调寂寞的人如何因爱而彼此敞开心扉，迈向一个崭新的世界。
对另一些人来说，兴奋也可以说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工作、活动或创作行为。耶鲁大学的威廉·林恩·菲尔普教授曾写过一本名叫《教学的乐趣》的书，书中详细描述了教学生涯如何使他活得既兴奋又快乐的体验。
危险或紧要时刻也会让人感到兴奋，因为它能把人的某些性格凸显出来。有些灾难，像战争、洪水或地震等，通常会造就出不少英雄人物。因为人在这种极具刺激和挑战性的时刻，会把真正的自我和潜藏能力激发出来。还有一些告老退休、与儿女同住的老年人，虽然平常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若家庭突然出现了危机或遭受到意外打击，他们便能发挥出无比的力量和效率，而变得犹如巨塔般令人仰之弥高了。
因此，这便是能使我们发现自我、发现我们与众不同的三种方法：
1.每天为自己留出独处的时间；
2.努力破除束缚自我的种种积习；
3.用热忱及兴奋去追求人生理想。
心灵的成熟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探寻自我、发现自我的过程。除非我们先了解自己，否则我们很难去了解别人。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了解你自己”是智慧的开端。那么，“你是独一无二”的说法，便是现代人对古老智慧的新诠释了。
如果你想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你必须做到的是：相信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并清醒地认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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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先认清自我，否则就很难去了解别人，为此，我们应该做到的是，每天给心灵安排独处的时间，破除不良积习的束缚，并用饱满的热忱和十足的兴奋去追求人生的理想。
有个性，不随波逐流
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你必须首先是个不盲从因袭的人。你心灵的完整性是不可侵犯的……当你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完全用别人的观点去看一件事的时候，错误便酿成了……
这是最不盲从的拉尔夫·瓦多·爱默生所讲的名言。这对喜欢强调用别人的观点来看问题，以增进人际关系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大震撼。
或许，我们可以把爱默生的话作如下解释：“要尽可能地由他人的观点来看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失去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成熟能带给你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都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具有实现这些信念的勇气。
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无论是在穿着、行动、言谈或思考模式等方面，经常会害怕自己与众不同，所以都尽量与自己所属的圈子保持一致，以取得大家的认同。
身为青少年的父母，他们很害怕听到的话是“莎莉的妈妈都允许她涂口红”、“别的女孩像我这样的年纪，都和男孩出去约会了”或者“上帝呀，难道你们要让我当个老怪物吗？没有人会在11点钟以前赶回家的”，如此等等。
孩子喜欢与同年龄的人做相同的事，他们很在乎朋友或玩伴对自己的看法。他们需要被自己的同伴所接受——这是他存在的最重要的证据。当同伴的标准与父母的标准发生冲突时，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困扰。这也是为人父母者，最头痛的地方。
一般人的标准是，当我们身处陌生的环境，又没有经验可以参考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便是顺应。直到我们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经验、信心以及力量，然后才能按照自己的信念和标准去做。如果在还没有弄清楚自己反对的对象或理由时，便贸然从事改革，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无论如何，时间会让我们归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来。举例来说，我们会发现诚实是最好的行事方针。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人这么教导我们，也是经由我们自己的观察、经历和思索得来的结论。幸运的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大部分人对某些生活上的重要原则都深表赞同，否则，我们就要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了。
但是，既便是基本原则也有受到考验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不随波逐流的人会大胆地提出改革，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比如：人们一向对存在已久的奴隶制度不敢贸然地表示反对，直到有少部分前卫人士站起来大声疾呼，最后才逐渐得到响应，直至废除。此外，像酷刑逼供、剥削童工、不人道的刑罚等不合理的现象，曾一度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不曾提出过质疑，直到有人站出来反对，并坚持到底，事情才有了转机。
要想不随波逐流其实并不容易，至少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有时，甚至还存在危险性。大部分的人宁愿顺应环境，躲在人群中接受保护，而不敢对统治者的领导提出丝毫的质疑或反对，因为我们不敢做与众不同的事。但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安全其实非常虚伪。大众心理其实很脆弱，最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像追求安全感一样，人们顺应环境，最后往往变成了环境的奴隶。人的真正自由，在接受生活的各种挑战、不断奋斗和经历各种争议中实现。著名的战地特派员爱特加·莫勒曾说过：“一般男女并不因追求消极性的德行，如顺应环境、安全或一般人所谓的幸福，而达到人格的完整性，而是凭借承受重担以达到卓越的境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人格健全的人从不逃避困难，而我们的祖先一直就懂得这一点。”
我们在前面曾讨论过接受责任的必要性，并认为这是迈向成熟的第一步。从这个观点来看，成长应解释为：在父母的保护荫庇之下，逐渐走向自我发展的广阔世界。
如果我们真的成熟起来，便不再需要后退，躲进怯懦者的避难所；不必躲在人群当中，去顺应环境，而不敢把自己的独特性显现出来；我们也就不必盲从别人的思想，而凡事都有自己的主张。
一些认为自己负有某种特殊使命的人，并不需要你向他们发表什么有关人性价值的长篇大论。这种人通常为热诚的使命感所驱使，因此会变得义无反顾，在一种强烈的内在力量的驱使下，他们能不顾一切地去面对各种困难。
但一般人却很难做到坚持自己的观点，义无反顾，而是经常摇摆于各种团体的压力之间。因为我们都有趋同心理——如果那么多人都反对，想必是我自己错了。我们的信念常常被绝对多数的意见所左右。当大多数人都来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判断丧失信心。
也有人认为，那些不随波逐流的人，通常是一些性格古怪、喜欢哗众取宠或喜欢标榜“与众不同”的人。我们不会以为一个蓄着胡子的人，或一个在大街上打赤脚的人，或穿着T恤参加正式宴会的人，或在剧院内抽雪茄的女士，是一些喜好自由的独立人士，反而会以为他们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般滑稽可笑。
成熟的性格能增进我们的信念，驱使我们去遵守这些信仰。每个人对自己、对全人类、对神都负有一种责任，那就是妥善运用自身所具备的种种能力，以增进全人类的福祉。
在这方面，爱默生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一向赢得我的敬重。他在世的时候，很多从事反奴隶或其他种种改革运动的人，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爱默生当然赞同这些运动，也希望他们能做得很好，但是他认为不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放到这些运动上面，因为那并非他的专长。他非常坚持这个原则，既便因此遭人误解，也在所不惜。
坚持一项并不获人支持的原则，或不随便迁就一项普遍为人支持的原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当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在受到攻击的时候还能将信念坚持到底，那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
一次，我参加某个社交聚会，话题正转入最近发生的某个议题。当时，在场的人都赞成某个观点，只有一位男士表示异议。他先是谦逊地不发表意见，后来因为有人单刀直入地询问他的看法，他才微笑着说道：“我本不希望你们来问我，因为我与各位的意见并不一致，况且这又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社交聚会。但既然你们问我，我就不妨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接着，他便把自己的看法简明扼要地说了一下，结果立即遭到大家的围攻。可是他坚定不移地固守着自己的立场，毫不退让。
最终的结果是，尽管他没有说服别人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却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因为他坚守自己的信仰，没有做别人思想的应声虫。
不久前，美国人还必须靠个人的决断以求取生存。那些驾着马车向西部进军的拓荒者，碰到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机会请专家来帮忙解决。无论遇到任何紧急状况，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生病的时候，没有医生，他们便依靠常识或家庭秘方来自我诊治；印第安人来攻击的时候，没有警察，他们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与之妥善周旋；要想安顿家庭，那时还没有什么建筑公司，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家园；想要食物，更是得靠自己去耕种或猎捕。这些人，每次遇到生活上的任何问题，他们都得立刻进行判断并作出决定。事实证明，他们一直都做得很好。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专家的时代。由于我们已习惯于依赖这些专家权威性的看法，因此便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以致不能对许多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付诸行动。这些专家之所以会取代我们的地位，那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惰性和依赖。
现今的教育方式，是针对一种既定的性格模式来设计的，因此这种教育方式很难培养出真正的领导人才。由于大部分人都是跟从者而不是领导者，所以，尽管我们很需要领袖人才的训练，但同时更需要训练一般的人，使他们具备理智地服从领导的能力。这样一来，才不会像被送上屠宰场的牲口一样，盲目地跟着大家走。
根据教育家华德·巴比的说法，我们的孩童是依照国家所需要的人格特性来实施训练的，因此养成的性格都大同小异，能社交、平易近人、能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群体生活等，很少有人例外。性格畏缩被认为是不能适应环境的表现，每个小孩都必须参与游戏，必须轮流扮演领导人的角色；每个小孩都必须针对题目发表意见，都必须学会讨别人的欢喜。
但是，假如要使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下愉快地接受训练，我们必须让那些有独立个性的小孩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如果小孩喜欢阅读，不喜欢玩棒球；或是喜欢音乐，而不喜欢踢足球，都应该允许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不应把他们看成是与群体格格不入的人。
在一般的公立学校，那些敢于提高声音为子女的教育方式提出看法或意见的父母，的确需要勇气。因为通常别人会告诉他们，最好把这些教育上的问题留给那些具有资质的专家去处理。但是，我认识一位住在城郊的年轻人，他却敢于站出来为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说话。他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并对自己的信念充满了信心。他不断地提出问题，而且敢于与公众的意见相抗衡。一年后，很多人受他的影响，选举他当社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如今，不但他自己的子女从中受益，更有数百名学生因为他所提出的意见而得到好处。
抚养小孩的时候，会有许多小儿科医生告诉我们，要如何喂养、抚育和照顾子女，也有许多幼儿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该如何教导子女；做生意的时候，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要如何使生意成交；在政治上，我们的投票也很少是出于个人的选择，大部分是跟从某些特定团体的意见；甚至我们的私生活，也常常受某些专家意见的影响。这些专家观察、制作图表，然后把意见推广给大众，让大众去消化、吸收，并奉之为救世的福音。
无论男女，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才是最伟大的专家。然而，在他们自己的家庭或事业上，他们做某些事只是因为某些“专家”这么说，或因为那是一种流行，而跟着凑个热闹，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主见。
不可否认，我们今日最难要求自己达到的目标便是：“保持自己的真面目。”在今天这个充满了大众产品、大众传播及流水线教育的社会，了解自己很难，要维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更难。譬如，我们常以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或社会阶层来区分他们的属性，如“他是工会的人”、“她是上班的已婚妇女”、“他是自由派”、“他是反动分子”等等。几乎每个人都标有标签，我们也毫不留情地给别人贴上标签，这很像小孩玩的“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哈洛·达斯，对顺应群体与否的问题十分关切。他在1955年的学生毕业典礼上，以《成为独立个体的重要性》为题发表了一篇演说，他指出：
无论你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使你不得不改变自己去顺应环境，但只要你是个具有独立个性的人，便会发现，不管你如何尽力想用理性的方法向环境投降，你仍会失去自己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资产，那就是自尊。想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可以说是人类具有的神圣需求，是不愿当别人橡皮图章的尊严表现。随波逐流虽然可以一时得到某种情绪上一时的满足，但却时时会干扰你心灵的平静。
达斯校长最后做了一个很深刻的结论。他指出：“人们只有在找到自我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到这个世界上、要做些什么事、以后又要到什么地方去等等这类的问题。”
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波西·史班德爵士，在1955年6月受任纽约联合大学的名誉校长时，发表了如下演讲：
生命对我们的意义，是要把我们所具有的各种才能发挥出来。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社会、家庭，都负有责任，这是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理由，也是使我们活得更有价值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去履行这些义务，社会便不会有秩序，我们的天赋和独立性也得不到发挥。我们有权利、也应有一个神圣的机会去培养自己的独特性，并以此来追求自己、家人、朋友，甚至全人类的快乐幸福。
如果你想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你必须做到的是：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的个性，摒弃趋同心理，拒绝盲从因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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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有个性鲜明的气质，是我们区别于他人的最大标签。向环境投降，在人群中随波逐流，会使我们的个性丧失殆尽。因此，要想走向成熟并有所作为，你必须摒弃盲目因袭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