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6～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年即胸怀大志。甲午战争后，提倡新政，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后入京，任四品衔军机章京，参加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捕入狱，与林旭、刘光第等人同时被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少怀大志，能文章，通剑术，为人慷慨任侠。
他5岁就开始苦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典籍。从10岁起，即拜笃好经世之学的欧阳中鹄为师，后又在当时名扬幽燕的侠客大刀王五(王正谊)门下学艺。从欧阳中鹄和大刀王五身上，谭嗣同学到了广博的知识、精湛的武艺。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询在各地做地方官，他随父亲到过甘肃、新疆和台湾，漫游了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走了八万多里的路程。这不仅使他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也使他亲眼看到了广大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情景，从而产生了挽救民族危亡、为祖国的进步事业献身的念头。后来，谭嗣同到北京找到梁启超，两人成了亲密朋友。梁启超对谭嗣同十分佩服，写信给康有为说：“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我见过的人很多，其中不乏有抱负的人物，但要数谭嗣同为第一。”不久，谭嗣同写成了有名的《仁学》这部书，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号召人们冲瘊封建伦常的罗网。
在谭嗣同看来，西方诸国所以富强，是因为他们在开工厂、用机器，在政治上设议会、行选举，而这些，中国统统没有，所以中国落后，导致贫弱。因此，他认为中国要强盛就不能再走老路，而必须学习西方那套新法，奋起直追。
谭嗣同的这种思想，同当时的康有为不谋而合。
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谭嗣同更进一步意识到接受西方先进技术的必要性，因而倾其全力研治西学。此时，他已阅读大量现有的自然科学译著，并在数学领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在家乡他发起创立了一个算学社。面对顽固守旧官绅的攻击压制，他不屈不挠、无所畏惧。
后来，谭嗣同应邀回湖南，协助巡抚陈宝箴举办新政。陈主湖南新政，朝气蓬勃，想以湖南开东南新政之先。同时，湖南省学政徐仁铸是谭嗣同故交，也在倡导新学。是年七月，黄遵宪署理湖南按察使，黄曾长期任驻美国、英国及日本的外交官，接受过许多新思想，因此也是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
与此同时，谭嗣同办起了宣传变法的《湘学新报》，这是湖南开办的第一份报纸。谭嗣同还任南学会会长，不仅主持会务，并且在该会举办的集会上，作过多次颇有影响的讲演。南学会的宗旨，在于团结南方一切重要维新人士，探讨如何使中国富强，如何把发源于湖南的新思潮发扬光大。经过各方面努力，湖南各界人士扩大了眼界，因而置轮船、兴实业、筹办铁路，风风火火的做起实事。
从此，谭嗣同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北京的维新派大臣徐致清向光绪皇帝推荐了他。光绪皇帝召见了谭嗣同，让他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人到军机处办事，主持变法。
变法是蓬勃的开展起来了，却触怒了掌权的慈禧太后，慈禧决定废掉光绪皇帝，自己垂帘听政，光绪皇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立即写了一封密诏给康有为。
上面写着：“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了。你们要快些想出妥善的办法搭救。我现在十分着急，就指望你们了。”
八月初一(公历9月16日)，慈禧的心腹荣禄手下的大将袁世凯到北京来了。在这以前，康有为曾经向皇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能把他拉过来，变法的力量就增强了。
光绪皇帝也觉得康有为他们不过是书生，无权无势。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支持不可，就命令袁世凯进京接受召见。这一天，他召见袁世凯以后，马上就给了他侍郎的官衔。
荣禄注意到皇帝在拉拢袁世凯，马上调动起自己的亲信部队进驻北京和天津，切断了住在天津小站的袁世凯进京的通道。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二(公历9月17日)又写了一封密诏交给林旭。林旭连忙把三天以前那份密诏也带着出宫交给了康有为他们。
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看了第一份密诏，立刻紧张起来，接着又看第二份，那上面写着：“形势已经大变，康有为等要立即出京。你们要爱惜身体，将来才能为国办大事，建立功业，也不负我的希望了！”康有为读完，已经泣不成声，其他人跟着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儿，康有为说：“要解救皇上，只要干掉荣禄。听说皇上已召见过袁世凯了，他现在还在北京。”谭嗣同立刻站起来说：“让我去见他！”
八月初三(公历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单独到袁世凯在北京的住处去找见了他。两个人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谈起了光绪皇帝召见的事。谭嗣同试探着问：“你对皇上的印象怎么样？”袁世凯感慨地说：“没说的，当今皇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贤明君主。”谭嗣同不再犹豫了，马上取出光绪皇帝的密令给袁世凯看，又诚恳地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有能力救他。你既然忠于皇上，就应该竭尽全力搭救。”接着。他抬起手摸了一下脖子，又说：“你如果贪图富贵，就请到颐和园去向太后告密。把我杀了，你就可以升官发财！”袁世凯站起来，正颜厉色地说：“你把我袁世凯当成什么人了，我一定会听从皇上调遣。”
谭嗣同听了袁世凯信誓旦旦的保证后就回去了，第二天袁世凯便回天津了。他一下火车就去见荣禄，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了他。荣禄听得变了脸色，当天就坐专车到北京去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马上动手，把光绪皇帝幽禁在瀛台(今中南海里)接着，他又命令逮捕那些维新派人士和官员。
事变发生的时候，谭嗣同正和梁启超在自己的住处商谈。有人进来报告说：“大事不好了！皇上已经被太后软禁起来。朝廷已经下令逮捕康先生，现在正派人四处搜查呢！听说没有抓住康先生，就把他的弟弟康广仁抓走了。”谭嗣同听了，心里像刀扎似地难受。他知道，变法已经失败了，可他毫无慌张的表情，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我是不怕死的，就让他们来捉拿吧！”梁启超说：“那怎么能行呢？还是逃吧。”谭嗣同回答说：“没有逃命的人，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没有流血牺牲的人，就不能报答皇上对我们的恩情，你快走吧。”
梁启超于是急忙离开了谭嗣同的住所，后来辗转去了日本。
梁启超走后，谭嗣同和他的老师大刀王五准备营救光绪皇帝，无奈宫禁森严，囚禁皇上的瀛台更是四处环水，无法接近。只好无功而返。谭嗣同看到无力挽救光绪皇帝，就决心以身殉国，整天在自己的书斋里看书，静候捉拿他的人。这时候，有的朋友劝他说：‘你赶快离开北京还来得及，还是避避风头，到日本或者南方再说吧！”他父亲谭继询也写信劝他快点逃命。谭嗣同毅然拒绝了这一切劝告，他对朋友们说：“各国变法，都是经过流血才成功的。中国还没有听说有因为变法而流血的人，这就是国家不能进步昌盛的原因。既然如此，为变法而流血的事，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
过了几天，荣禄派人逮捕了谭嗣同，押入了监牢。谭嗣同在牢房里从容自若。他看见地上有一个小煤块，就马上捡起来，在墙上题了一道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意思是说，虽然死亡等待着我，但能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死，我感到自豪。我和康有为先生肝胆相照，都是像昆仑山一样挺立的人。
八月十三日(公历9月28日)，清朝政府决定杀害谭嗣同和另外五个被捕的人：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在行刑以前，谭嗣同面带微笑，高声对围观的群众念了他的诗句：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的死，表现了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说明了想依靠朝廷本身改革社会不过是幻想。中国人民要想摆脱侵略，求得国家的富强，就只能有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