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说，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重复的、熟悉的、相对静止不变的。因此，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往往就会以那个样子出现。一个从事所谓比较高级的活动、思想、发明和创造的人会发现，这些活动首先需要无数精细的习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以便创造者能够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谓更高的问题中去。但这里却又涉及到一个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实际上，世界并不是静止的、熟悉的和重复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在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是常新的，总是要发展成某一别的东西，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我们无须讨论这一点是否合理地概括了世界所有方面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认为世界的某些方面是恒常不变的，而另一些方面则不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无谓的、形而上学的辩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习惯对于世界的那些恒常不变的方面不管是多么有用，当有机体必须处理世界那些变幻莫测、起伏不定的方面时，当有机体必须解决那些独一无二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时，习惯肯定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
我们面前是这样一幅人的图景，他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用日益精细的反应来适应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他必须找到从直接环境的完全控制下摆脱出来的方法，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成为世界的主人。
我们的自由如果不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更新自己的话，那么就在它被肯定的那一刻，它就会制造出不断发展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将会窒息自由，它会被自动性所毁坏。即使是最活跃的思想在表达它的公式中也会变得干燥、僵硬。词语与思想格格不入，字母会毁灭精神。
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取得进步，但却不是通向进步的唯一途径，必须从那一观点对它加以节制。它只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能帮助我们取得进步，即它能够节省时间，保存精力，但是如果这样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保存下来的精力不是用于改造其他行为的思想活动的话，就根本没有进步可言。刮胡子对你来说越是变成习惯性的，那么，在刮胡子的时候，你就越是能够自由地去考虑那些对你有某种重要性的问题。在这里面总有大量的方便之处——除非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你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悖论：习惯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既有益处同时又有害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想，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却又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到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相违背，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毫无作用的。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着我们的发明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鲜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想。
还有一点是，复制性记忆在我们得不到参照时将是最重要的阻碍。关于这一结论的实验方面的证明，大家可以参见巴特莱特的书，夏赫特尔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卓越的见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结论科学家们曾对一个印第安部落进行了一个夏天的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他们发现自己很难记住那些他们十分喜爱的印第安歌曲，不管试上多少遍。他们可以跟着一位印第安歌手把一首歌唱上十多遍，但是过不了5分钟，他们就不能独自地把这首歌重复出来了。对任何一个具有良好音乐记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都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他意识到印第安音乐在基本结构和性质方面非常独特，因而人们不能对照着一个参照系来把它记住的时候，他才能够理解这种经验。此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更容易体会。这就是说，一个讲英语的人在学习譬如西班牙语时所碰到的困难与在学习像俄语这样的斯拉夫语时所碰到的困难是不大相同的。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中的多数词汇在英语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同源词，一个讲英语的人可以把这些同源词用作参照系。但是由于这些同源词在俄语中几乎完全不存在，这样，学习俄语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语言的魅力
语言是一种标签化的手段，主要是体验和传达命名性信息。当然语言也企图界定和传达那些特殊具体的东西，但却常常由于其最终的理论目标而宣告失败，比如可以参见詹姆斯·乔伊斯的著作或者关于诗歌理论的各种讨论。
诗歌旨在传达、或者至少是表达一种大多数人“无法说出”的特殊体验，它要把那些本质上无名的情感体验用语言表达出来，它企图用那些起着组织安排作用的标签来描绘一种新鲜的和独一无二的体验，而那些标签本身却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一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个诗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这些词语来造成一系列类似关系、比喻或新的词型。通过这些手段，虽然他还是不能描述出一种体验本身，但他却希望借此在读者身上触发起类似的体验。他有时居然能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如果他想把各种词汇变成独一无二的话，那么交流传达就会受到损害，例如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以及在各种非表现艺术中就是如此。
V·林肯在1946年9月28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上曾登载过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前言就成功地表达了上面这些观点。这篇前言如下：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作好准备？为什么我们朋友的所有书和所有充满智慧的思想归根到到底都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关于人临死前的情景、关于年青恋人的故事、关于丈夫不忠的故事、关于雄心勃勃的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我们读得何其多也！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无一没有反复发生过，没有任何东西我们没有详尽、仔细地读过上千遍，并且还精确地作过记录。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开始生活，就被那些关于人心的故事淹没了，人们不厌其烦、无所不用其极地向我们灌输这些故事。但是当某一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它一点也不像这些人描绘的那样。这一事件是陌生的，而且是异常地陌生、异常地新奇。面对着这一事件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才意识到，别人向我们说的话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还是不相信，个人生活在本质上是不可传达的。我们在度过某一时刻之后就被驱使着要把它传达出来，把那些在意图上是诚实的而在最终效果上是虚假的话说出来。
因此，语言在处理某一事物时最多就是赋予它一个名称，但名称毕竟不能描述或传达出这一事物，不过是给它贴上一个标签罢了。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而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经验命名，也只会给它罩上一层屏幕，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
例如，有一天，一位教授与他的艺术家妻子漫步在一条小道上。当他看见一朵可爱的花时，他就问他的妻子这朵花的名称是什么，谁知刚一出口，就遭到他妻子的一顿斥责：“知道这朵花的名称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称就别无所求了，就不会再去欣赏这朵花了。”
我们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根据我们给各种个体和情景所标的名称来对这些个体和情景进行评价。这种说法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某物进行归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它进行反应的方式。我们主要是通过命名来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当我们给某物命名之后，我们就倾向于根据这一名称来评价它或对它作出反应。处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我们学会了对那些名称、标签或字词进行独立的评价，完全不顾及这些名称、标签或字词对之能够适用的那些现实情况。
像空中小姐和火车站的挑夫这两类侍者，做的都是佣人的杂役，但请考虑一下这两类人在社会地位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吧。
语言有时可以看作是横梗在现实与人之间的一道障碍，因此它会将经验强行塞入标题中。一句话，语言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虽然我们都不可避免要使用语言，但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却必须时刻意识到它的缺点，力求避开这些缺点。
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科学家应该学着尊敬诗人，至少是那些大诗人。科学家通常都认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精确的，而所有其他语言则都是不精确的。但是诗人的语言如果说不是更精确一些的话，起码也是更真实一些，虽然看上去不是这样。有时候这种语言甚至比科学家的语言还更精确一些。例如，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才能的话，他就能够在很短的篇幅内说出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需要10页纸的篇幅才能说出的东西。
即使语言对人的理论思维很有好处，它也仍然有各种显而易见、不可忽视的缺点。如果人们完全放弃了语言所能勉强达到的那一点特殊性，而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种令人生厌的老套、平凡、陈腐的话语、箴言、标语、口号和形容词的话，那么情况可能更糟糕。如果是这样的话，语言就彻底变成了一种消除思想的手段，就会使人感觉迟钝，阻碍人的精神的发展，把人弄成一无是处的废物。这样，语言的功用实际上与其说是传达思想，不如说是蒙弊思想。
语言的另外一个特征也容易制造混乱，那就是，语言中至少有些特殊词汇超越了时空范畴。“英格兰”一词逾经千年而未见任何发展、变化、开拓和衰老，但它所指示的那个民族却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是无奈我们手中掌握的都是这样的词汇，因而只能用它们去描述处于时空变化中的事件。如果我们说，永远都有一个英格兰，人们会怎样理解？正如约翰逊所说：“在现实的手指之间，但见笔走如飞，从无片刻停歇，非区区口舌所能企及。以流动性而言，语言结构远逊于现实结构。正如晴空中陡然响起一声霹雳，转瞬之间却又化为乌有，我们所高谈阔论的现实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恢复真正的“自我”
你的自我感要通过你一生的努力才能得到强化。要培养你稳定和综合的自我感，除了做到移情以外，形成个人的独立感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做一个成熟的批判思考者，移情和独立这两种品质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儿童以及成人处于强大的从众压力的环境之中，这种压力有时明显，有时隐蔽，但却始终存在。如果你不从众，我行我素，你就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你是一名儿童，你面临着被社会排斥、失去爱、非难、惩罚的危险。如果你是一个成人，不从众则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使你与他人的关系出现紧张，受到社会的谴责。
然而，从众行为付出的代价不会比不从众少，特别是在从众意味着按照与你的“真实自我”相冲突的方式行动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你在世人面前不得不创造一个“虚假的自我”，就像一位演员扮演了一个与他的自然人格不一致的角色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这是由于生活中不同的人要求你扮演不同的“角色”而造成的。有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说“违心话”，以避免对他人不必要的冒犯；穿我们并不喜欢和欣赏的流行服装；承担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去做的工作。在与此类似的例子中，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强大的，你就会作出符合自己愿望和思想的真正选择，而不使你真实的自我受到损害。但是，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软弱的，在外部要求和压力下感到畏缩，那么，你就极有可能失去你真正的自我。
对个人来说，这种现象所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你总是从外部寻求怎样思考、怎样感觉以及怎样行动的提示，因此，逐渐地你就会变得没有安全感，没有正确的自我观作行动的指导，你就会事事依靠他人，没有他人的指点和同意你就不知所措，感到内心很脆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展示给世界的自我是经过精心伪装后的自我，而不是你真正的自我、你的“灵运动”。没有真正的内心自我来指导你的选择，并把它建立在真正被爱的基础上，那么，你就不可能与他人建立在感情上很成熟、能够互相移情的关系。建立在虚假自我基础上的关系只能是虚假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流于表面，而且极不稳定。
当然，我们每个人在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问题上，并不是非此即彼。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处于两个极端——软弱的、没有安全感的、分裂的、完全“虚假的”自我和强大的、有活力的、有安全感的“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某一点。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你可能发现你自己会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你处于哪个地方，你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即你怎么才能远离虚假的自我而走向真实的自我？换言之，你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安全感、乐观、有爱心、尊重他人、乐善好施、慷慨、灵活、移情、有创造性和成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