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的文化传承是指畲族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上，畲族主要通过言传身教进行文化传承，讲古、祭祖、歌言、社会生产等都是常见的文化传承方式，承担着畲族民族文化延续的重任。近现代以来，随着民族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民族文学创作逐渐繁荣，民族艺术不断推陈出新，民族社团活动日渐活跃，畲族的文化传承也呈现出新的气象，并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第一节 民族教育发展
教育是人们知识和技能传承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各民族的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广义上，畲族的民族教育可以区分为民间教育和正规教育两部分。民间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私塾教育，正规教育即学堂教育、学校教育。传统上，畲族教育以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为主，而歌言教育则是畲族民间教育中最有特色的内容。私塾教育则是近代畲族乡村的新鲜事物，因是民间自筹自办，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家庭较宽裕的畲族子弟才能享受到私塾教育。因此，私塾教育带有较明显的民办贵族学校的色彩。但私塾教育毕竟使畲族乡村第一次有了较为正规的文化教育，对培养畲族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畲族的民间教育，我们已经在第三章第一节作了介绍，本节仅介绍畲族地区正规的学校教育发展情况。
一、民国时期的畲族乡村学校教育
畲族乡村的正规教育出现的很晚。直到民国时期，畲族乡村才开始兴办正规学校。1912年，浙江遂昌办起了后江明德小学。1917年，又先后兴办后垄万嵩小学和苔竹坑定观小学，这是在畲族聚居区兴办的第一批小学。1932年11月，在县长黄强“劝畲民子弟入学”的倡导下，景宁县拨款55块银圆借惠明寺办学，招收畲族学生27人，其中女生7人。这是最早招收畲族女子入学的学校。
在闽东，最早的是民国19年（1930年），英国教会在霞浦畲族聚居村茶岗的教堂办的“圣义小学”，招生30名，不收学费。1936~1948年，福鼎县先后在桥亭、才堡、佳阳、佳山、浮柳、梅溪、嵌窑、油坑等畲族聚居乡村办过国民学校。这些学校的寿命不一，时间长的几年，短的只有几个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桥亭、才堡的两所学校还在勉强继续办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他地方如闽北、闽西、闽南、赣南等地部分畲族乡村也开办了学校。特别是赣南、闽西，在中共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就将发展教育作为苏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明确规定：“革命政权以保证工农劳动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展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实行，并保证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闽西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就在1930年3月25日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里明确规定：“各区乡应普遍开办高级初级劳动学校，招收男女学生读书，除膳费外一律免费；六岁以上及十四岁以下之男女应入学校读书，父母不得阻止。”苏维埃政府的义务教育政策，开创了文化教育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先河，使赣南、闽西包括畲族乡村在内的广大地区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苏家坡畲族村协助村民创办的“平民小学”，就是当时苏区畲族教育的一个缩影。
但在整个民国时期，畲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还是相当十分落后。红军退出苏区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后，一度红火的苏区畲族教育也重新陷入停滞、倒退的状态。正如畲歌所唱“踏遍青山无学堂，村村不见读书郎”，畲族乡村所办的学校奇少量奇缺，常常方圆十数里乃至数十里才有一所学校，小孩上学十分不便。同时学校时办时停，加上畲族村民经济极为困难，无力供子女上学，因而畲族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文盲的比例非常高。
二、新中国的畲族乡村学校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畲族聚居区相继办起了学校，畲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受教育权利才真正得以实现。
在初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各畲族分布省区的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的民族政策，大力扶助少数民族经济，并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采取诸多优惠政策，如为畲族聚居乡村拨专款盖校舍，对畲族学生实行减免学杂费，调派汉族教师去民族小学任教等。同时，在畲族聚居区进行教育改革，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在畲族山村兴办小学。同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将畲族乡村原有的私塾、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小学，畲族地区的初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1952年，福安畲族乡村的初级小学就由1951年的1所增至13所，招收学生700多人，设立了17个班级，并规定畲族子女上公立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尽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畲族地区教育遭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仍呈现出发展的趋势。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如今闽、浙、赣、粤、皖等省的畲族乡村已经形成了普通小学、民族小学、中心小学民族班、民族教学点等多种不同形式的初等教育办学机构，建成了一批师资、校舍、设备等办学条件都较好的民族小学。据统计，目前以畲族为主的民族小学达1800多所，儿童入学率平均在95%以上。这些学校在提高畲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培养畲族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民族小学还根据畲族地区特点，采取为远离学校的学生提供食宿条件、推广畲语和普通话的双语教育、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等措施，积极减轻畲族人民负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中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畲族子弟很少有人能进中学读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畲族乡村普通小学、民族小学的兴办和发展，畲族子弟上中学成为可能。除了普通中学外，闽、浙两省还在畲族聚居区创办了一批民族中学或者在办学条件较好的中学设立民族初中班或民族高中班。1958年秋，在福安县城关创办了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也是全国第一所畲族聚居区的民族中学——宁德市民族中学（原名“福建省福安民族中学”，1969年更名为“福安专区民族中学”，1971年定名为“福建省宁德地区民族中学”，2001年因宁德撤地设市，改名为“宁德市民族中学”），隶属福安县教育局管理。当年就向闽东地区招生97名，其中各县保送的畲族学生78人，占80.41%。1960年该校改由省教育厅管理，招生范围扩大到福安、闽侯、南平和福州5个地市、县。1964年，民族中学又划归福安专署教育局管理，主要招收本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在50多年艰辛的办学历程和建设中，宁德市民族中学为畲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今的宁德市民族中学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全国20所重点民族中学之一。除宁德民族中学外，面向畲族的民族中学还有福建省的福安民族中学（成立于1999年，前身为坂中中学）、福鼎民族中学（创办于1987年）、福州民族中学（创办于1992年）等15所民族中学，浙江省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创建于1986年）、龙泉市民族中学（1994年由八都中学和竹洋畲族乡中学合并而成）、武义县金穗民族中学（创建于2001年）等近20所民族中学，江西省的8所和广东、安徽各1所民族中学或民族学校。这些民族中学或民族学校的创立和发展，为畲族地区的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职业教育方面。1952年，浙江省在云和县南郊瓦窑设立少数民族师范学校，后迁到畲族人口最多的丽水市，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目前已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一所民族中等师范学校，每年从丽水、温州、金华、衢州、杭州等5个地（市）的20多个县（市）招收畲、回、满等少数民族学生。50多年来，为全省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了2000多名教学、管理人才，为发展畲族地区基础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了积极作用。2000年，浙江少数民族师范学校与松阳师范学校一起并入丽水师范专科学校。此外，畲族地区还结合开发农村经济和脱贫致富的需要，兴办职业中学，设置各种专业，培养各种急需的技术人才。如福建福安民族职业中学设置农村家庭经营、服装缝纫与编织、木工制作、民用建筑等专业，上杭芦丰民族乡职业中学设置缝纫、电工、制茶等专业。各地民族职业中学，培养大批实用技术人员，为发展畲族农村经济，使畲族人民迅速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作出了贡献。
在高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每年都招收相当部分的畲族学生进入预科或本科学习外，福建省的农林大学、厦门大学、医科大学、师范大学、福州大学和浙江的部分高校，如温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都曾举办民族预科班，招收省内少数民族（主要是畲族）学生入学。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畲族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每年都有大批的畲族青年才俊走出校园，为祖国的繁荣和各族人民的幸福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三、新时期畲族乡村的成人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改变畲族乡村落后的文化面貌，各地依托当地中小学举办了大量的扫盲班，开展成人识字教育，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1987年，霞浦县有70个扫盲班，学员1283人，扫盲面积70%以上，全县30个畲族乡村有25个达到国家规定的扫盲标准，全县15~40岁的畲族人（11527人）有88．9%脱盲。在扫盲教育的基础上，各地畲族乡村纷纷开展科学技术教育，办起了一批文化技术班，对农民进行粮、茶、林、果的栽培和畜牧医等农业科学技术的培训。到1990年，仅福安3个畲族乡就有农民初等技术学校5所，学员1177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3所，学员495人。这些成人教育的开展，为提高畲族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和促进科技兴农，进而提高畲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民族文学创作
畲族文学可分为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作家文学两部分，它们都是畲族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民间文学创作
畲族的民间文学形式众多，有神话、传说、故事、歌言、谚语等，作品也十分丰富。在畲族民间文学中，有关民族始祖盘瓠的神话作品尤为引人注意，这一题材的作品既有韵文体的神话古歌《盘古歌》和《麟豹王歌》，也有散文体的神话《高辛与龙王》和《三公主》等，这些在内容上大同小异的作品，讲述了畲族祖公龙麟因在争战中建立奇功而娶高辛皇帝的三公主为妻，并繁衍出畲族后代的故事。畲族民间传说的代表性作品，有《阿郎和媛莲》《天眼重开》《黄藤镯和毛竹筒》等。而流传于畲族地区的民间故事《卖炭》《石牛》《拾元宝》等，则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道德观念。这些故事性极强的作品以及谚语、俗语、谜语等长期流传于畲族民间，其创作年代和作者大多已无从考证，可看做是畲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畲族人民耳熟能详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等，大多通过相关机构的学者、文人搜集整理，已经汇编成册或结集出版，成为祖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宝藏。
在畲族民间文学创作中，最典型的要数小说歌和民歌的创作。
1.小说歌创作
小说歌是畲族民间文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发源于福建省霞浦县侯南镇白露坑村。白露坑是畲族人口最为密集和文化积淀最为丰富的区域，最初村中一些能识字的畲族歌手将汉族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改编为本民族山歌口头唱本和手抄唱本，后逐渐在本民族流传的英雄人物事迹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生活、心理、语言特点创作了一些作品，如《高皇歌》《历期歌》《钟良弼》《白蛇传》《十贤歌》《钟景祺》《蓝佃玉》等，于是形成小说歌。小说歌作为长篇故事歌，是畲族民众创造的独特的文学样式和文化载体。
小说歌的出现，结束了畲族民间文学无文本的历史，在畲族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畲族文化发展中一个进步性的产物，成为中华民族又一朵鲜艳的文化奇葩。其中，白露坑小说歌在畲族文化中占有独特地位，是畲族歌谣中的精髓，成为整个畲族的文化遗产，因而它作为一个民族文化进步的标志性产物，具有不可替代性。
清末民国初是小说歌创作的全盛阶段，白露坑村的钟学吉、雷德朵、钟学算等杰出歌手，将小说歌的整理和创作推向高峰。其中，又以钟学吉最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