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手段价值转为目的价值
高峰体验一词是对人的最佳时刻的概括，是对生活最愉快时、对入迷、狂喜、幸福、最大欢乐体验的概括。这样的体验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如创造时的入迷，爱情成熟的时刻，完美的性体验，父母的爱，自然分娩的体验，以及许多其他体验。我们用高峰体验作为一种泛指的和抽象的概念，因为所有这些欣喜若狂的体验都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的确，我们已发现有可能构成一种概括的和抽象的图式或模式描绘它们的共同特征。这个词能够在同一时刻谈论所有或任何这一类体验。在这里，之所以解释高峰体验这一概念，因为只有这种体验才能最容易和最充分地证明事实与价值的整合的问题。
我们把来自百十来人在高峰体验时刻和以后对世界的描绘所用的大量词汇熔铸和浓缩为：真，美，完整，超越，生机勃勃，独一无二，完善，必然，完成，正义，秩序，简单，丰富，不费力，娱乐，自足。
虽然这完全是个人的浓缩和熔铸，但却毫无疑问，任何别人也会得到同样的特征表。那不会有很大不同，至少不会超过同义词选用或个别描述词的差异。
这些词都是很抽象的。不抽象又能怎样呢？因为每一个词都有任务在一个标题或一个项目下包容许多种直接的体验。这必然意味着这样的标题是广泛概括的，换句话说，是非常抽象的。
这便是描绘高峰体验中所见世界的各个方面。这里可能有着重点或程度上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说，在高峰体验中，世界看来更纯正、裸露，更真实，比在其他时刻看来更美丽。
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在被试报告中，这些被认为是描述性的特征是有关世界的事实的描述。它们是关于世界外观或世界看来像什么的描述，他们甚至声称，这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描述。它们和新闻记者或科学观察家在目睹某一事件以后所做的描述类似，属于同一的范畴。它们不是“必须”或“应该”陈述，也不仅仅是研究者愿望的投射。它们不是幻觉，它们不只是情感状态，缺乏认知的参照。它们被报告为一些启示，一些关于现实的真正的和确实的特征，那是他们过去视而不见的。
然而，人类在3000年前有记载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学会一件事：知道这一主观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部的证实，必须有某种办法核实宣称的真理，对成果的某种测试、某种实用的测试；我们必须以某种保留、某种审慎、某种清醒态度研究这一引进说法。有太多的思想家、先知、预言家在绝对肯定的感受以后已最终证明是不正确的。
这种幻灭的体验是科学的历史根源之一：对个人启示录的不信任。正式的、经典的科学长期以来曾拒绝私人的启示录，认为这些资料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可是，我们（心理学者和精神病学者）正处在一个科学新时代的开始阶段。在我们的心理治疗体验中，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患者中和我们自身中见到偶尔的启示、高峰体验、孤寂体验、顿悟和欣喜若狂的时刻，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也已意识到，虽然它们令人难以意料，但它们有一部分肯定是非常真实的。
只有化学家、生物学家或工程专家才会继续怀疑这一又老又新的看法，即真理可能以这种又老又新的方式出现：在一阵冲撞中，在一种情感的启示中，在一种迸发中，通过破裂的围墙，通过抗拒，通过畏惧的克服出现。我们是一些专门同危险的真理、同威胁自尊的真理打交道的人。
即使在非人格领域，这种非人格的科学怀疑主义也是无根据的。科学的历史，至少是伟大科学家的历史，是突然而狂喜地洞察真理的故事，这一真理随后才由更多缺乏想象力的工作者缓缓地、小心翼翼地、谨慎地给予证明，他们的作用更象珊瑚的昆虫而不是雄鹰。例如，克库雷关于苯环的梦就是源于想象的。
大部分的人的想象力是很狭隘的，他们把科学的本质定义为对假说的审慎核实，弄清他人的思想是否正确。但是，只要科学也是一种发现的方法，就不能不学习如何培养高峰体验的洞察力的想象力，然后像如何运用资料那样运用它们。其他存在知识的例子——对迄今尚未觉察的、高峰体验中的真理的真切感知——来自那种由存在爱而获得的清晰性，来自某些宗教体验，来自某些团体治疗的亲密关系体验，来自理智的启示，或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
一种证实存在知识的崭新可能性展现出来。在三所不同的大学中，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能治愈大约50％的酒精中毒症。我们得知这一巨大福音、这一意料不到的奇迹都非常高兴，但当我们冷静下来时，由于我们都是不知足的人，我们不免要问：“那些没有治好的人怎样了？”何弗医生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封信的日期是1963年2月8日：
“我们曾有意地利用高峰体验作为治疗手段。我们给服用LSD和墨斯卡灵的酒精中毒者提供高峰体验的条件，利用音乐、视觉刺激、言语、暗示，以及任何我们能对高峰体验起作用的东西。我们治疗过500个酒精中毒者，取得了一些一般规律。其中之一是：治疗后有节制反应的酒精中毒者大多数都曾得到过高峰体验，相反的，几乎任何未曾得到高峰体验的都没有这样的反应。”
“我们也取得了有力的论据说明感情是高峰体验的主要成分。当LSD被试首先服用两天的青毒胺时，他们有一种体验和通常从LSD得到的相同，但有明显的感情衰减。他们观察所有看得见的变化，能引起思想中的各种变化，但在情感上是平淡的，他们是非参与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些被试没有得到高峰体验。此外，只有10％在治疗后效果较好，而在几项较大规模的追踪研究中，我们期待的治愈率是60％。”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主题：这同一张描述现实、描述世界的特征表单，虽然是在某些时刻所见的但也恰好和那些被称为永恒价值、永恒真实的特征相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老相识，也就是说，这一描述的特征表单同时也是一张价值的表单。这些特征正是那些伟大宗教家和哲学家所珍视的价值，它几乎也和人类最严肃的思想家们一致同意的生活的终极或最高价值完全相同。
然而，正是这同一的关于世界看来如何的陈述也是一个价值陈述。这是最鼓舞人心的生活价值；这是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这是人们愿意用努力、痛苦和折磨为代价去换取的价值。这也是一些“最高的”价值，因为它们最经常地光临最优秀的人物，在他们的最佳时刻、在最佳情况下来临。它们是高级生活、美好生活、精神生活的限定词，而且我还可以附加一句，它们是心理治疗的长远目标，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教育的长远目标。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品性，所以受到我们的崇敬；这些品性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圣贤、甚至我们的上帝的特性。
因此，这一认识的陈述和这一评价的陈述应该等同了。事实和价值等同了。作为一种情况被描述、被感知的世界变得和那个被珍视、被希冀的世界等同了。应该成为的世界被是的世界所取代，应该成为的东西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事实在这里已和价值相整合。几乎任何手段价值都能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聪明就要这样做。一件工作起初为生计的缘故不得不干，最终却为了它自身的缘故为人所喜爱。即使最沉闷、最单调的工作，只要在原理上是有价值的，就能受到尊崇并成为神圣的。也就是说，从一个简单的手段变成一个目的、一种价值自身，即实体化了。有一个日本电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癌症死亡临近时，原本最沉闷的办公室工作也变得实体化了。生命必须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不论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也是另一种整合事实与价值的方式：一个人能使事实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把它看成那样的，并因而使它成为那样的。但我认为，神圣化或统一的观察和实体化有所不同，尽管两者有交迭。
自我实现的人既是对现实和真理很有认识的人，也是一般不会混淆是非的人，他们能比一般人较快并较有把握地做出伦理决断。前者从那时以来经常得到支持；我也认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然而，后者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当然，我们能够更安于这一发现，并更倾向于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肯定它是事实，因为我们今天关于心理健康的心理动力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这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那就是说，对于价值的明确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事实的明确认识的一种结果，或者说，它们甚至可能是一回事。
存在的认识的东西，或对他、对人或物的内在本性的认识，更经常地出现在更健康的人中，并似乎不仅是对深层确实性的一种认识，而且同时也是对有关对象的应该性的一种认识。概括来说，应该性是深刻认识的事实性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它自身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事实。
而且，这一应该性、要求的品格或需求性或固有的行动需求似乎只对这样的人有影响，他们能清楚地看到所得印象的内在本性。因此，存在认知能引导到道德的肯定和决断，正如高智商能引导到对一套复杂事实的明确认识，或也如一位体质敏感的美术鉴赏者往往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色盲不能看到或其他人视而不见的东西。100万色盲不能看到地毯的绿色，那也没有什么要紧，他们可能认为那地毯本来就是灰色的，而且这对于那位清晰、生动而无误地看到事实真相的美术家毫无影响。
因为更健康的、更有认识的人很少是“盲目的”。因为他们能让自己认识什么是事实所希望的，什么是事实所要求的，什么是事实的暗示、需要或恳求；因为他们能让自己像道家那样任由事实引导。因此，他们在一切价值决断方面较少踌躇，这些决断取决于现实的性质，或者说其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性质。
分开谈论“是认识”和“是盲目”以及“应该认识”和“应该盲目”可能是有益的，除非一个对象的事实面和同一对象的应该面不可以分开。一般人因而可以被说成是“是认识”而“应该盲目”。健康人是更能认识“应该”的人。心理治疗导致更高的“应该认识”。自我实现被试者更坚定的道德决断可能直接来自更明确的“是认识”、更明确的“应该认识”，或同时来自两者。
应该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一种对潜能、对理想可能性的盲目性，尽管这可能使问题复杂化。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引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奴役的论述。当他审查奴隶时，他发现奴隶确实在性格上是奴性的。这一描述性事实那时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奴隶的真正的、最内在的、本能的性质。因此，奴隶的本性如此，他们应该成为奴隶。金西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把简单的、表面的描述和“正常状态”混淆了。他不能看到本来“可能”成为怎样的。弗洛伊德和他关于女性软弱心理的学说也是如此。女性在他的时代确实不怎么样，但不能忽略她们机体内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潜能，正如不能看到一个孩子有机会就能长大成人一样。对未来可能、变化、发展或潜能的盲目必然导致一种现状哲学，把全部现有和可能有的“现在的是”当作标准。正如西利说到描述的社会科学家时所说的，纯描述仅仅是一张应邀加入保守党的请帖。脱离价值的“纯”描述，除了其他问题以外，仅仅是草率的描述。
从原则上讲，我们可以有描述性的、自然主义的价值科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间的古老对立是排斥的，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种对立是虚假的，像我们可以研究蚂蚁、马、橡树的价值一样，我们也能够研究人的最高价值和目标。我们可以发现（而不是创造或发明），人在健康成长的时候，倾向、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价值是什么，而在染上心理疾病的时候，失去的价值又是什么。
不过，我们也意识到，只有当我们把真正健康的人和其余公众区分开时，我们才能有成效地研究人的最高价值；至少是在历史的这个时代和供我们使用的技术还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如此。我们不可能把神经病态的向往和健康的向往加以平均，并由此提出有益的成果。
这些价值是创造或构建的，也是揭示的；它们是人性自身结构中固有的；它们来自生物上的和基因上的发展，但也有文化上的发展；我们是在描述它们，而不是在发明它们、设计它们，或渴望得到它们。这种看法与萨特尔等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在这里，为把这种观点以更加清楚明白的方式提出来，我们可以研究各种环境中的人、各种健康程度的人、各种年龄段的人的选择或偏爱。作为研究者，我们当然有这样做的权利，正如我们有研究白鼠、猿猴、神经病患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样。我们通过这种研究，可以避免价值观上许多不相干的和令人迷惑的争论，而且这样的研究还有一种优点，强调了计划的科学性，完全消除了先验性。不管怎么说，“价值”概念不久就会被废弃掉，因为它包含的意义太多，意味着形形色色的东西，而且历史也太长。另外，这些各式各样的用法并不经常意识到，因而造成了混乱。我经常想，干脆把这个词抛弃，选用一个更特定的、因而较少混淆的同义词，一般情况下这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