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活动的沉思肯定会受到这种沉思危害的其他人的误解。他们会认为这是缺乏爱，是缺乏关心和同情。这不仅会阻碍他们向着自我实现成长，而且可能使他们在成长的斜坡上往下滑，因为这会“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坏的，而且人也是坏的。结果，他们对人的爱、尊重和信任将会倒退。这也就意味着使世界变得更坏，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和意志薄弱的成人来说是如此。他们把“任其自然”理解为忽视和缺乏爱，甚至理解成蔑视。
纯沉思就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特例，包含不书写、不帮助、不教育的意思。佛教区分为佛陀和菩萨。佛陀只是为自己获得启蒙，而不管其他人；而已经达到了启蒙的菩萨，则仍然觉得只要其他人还没有得到启蒙，他自己的皈依就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可以说，为了自我实现，他必须离开存在认知的极乐世界，以便能帮助其他人并且教育他人。佛陀的启蒙是纯粹个人的、私人的占有物吗？还是它也必定属于其他人、属于世界呢？
的确，书写和教育他人经常是从极乐世界隐退，它意味着自己放弃天堂，而去帮助其他人达到天堂。当然，也并非永远是这样。禅宗和道教是正确的吗？他们说：“你一谈了它，它就不存在了，它就不再是真实的了。”这就是说，检验它的唯一方法是体验它，而且用什么话都永远不能描述它，因为它是不可言喻的。
当然，双方都有正确的一面，这也是存在主义永远不能解决的二难推理的原因。
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其他人可以分享的绿洲，我们将独自享受它呢？还是把别人也领到那里以便挽救他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发现了约斯米特幽谷，而它的美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寂静、无人、幽僻，那么，我们是保持它的原状好呢？还是使它成为千百万人观赏的国家公园好？因为人们是众多的，这会使它失去它的本来面目，甚至会使它遭到破坏。
我们要不要和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私人海滩，从而使它成为非私人的？尊重性命、憎恨主动杀生的印度人，让牛吃得很肥却任婴儿大量死亡，这究竟算不算正确呢？
在贫困的国家中，面对挨饿的儿童，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考虑才可以让自己享用食物？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一个好的、彻底的、理论上的先验答案。自我实现必然是利己的，然而它也必须是不利己的。因此，这里必定有抉择、冲突，以及遗憾产生的可能性。
也许分工的原理（与个人体质性差异的原理相联系）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较好的答案（尽管永远不可能找到尽善尽美的答案）。在各种宗教团体中，一些人受到“利己的自我实现”的感召，另一些人受到“成为善的自我实现”的感召。这可能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因为社会赞成一些人变成“利己的自我实现者”，变成纯沉思者。社会可能设想支持这种利己的自我实现者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可以给其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为别人提供纯粹的、世界之外的沉思（旁观）能够存在的启示和范例。我们为少数几个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做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免除他们进行教学、写作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不仅是由于“纯粹的”理性，而且是在进行一场冒险，认为这样可以抵偿我们的支出。
这个二难推理也使“真实的内疚”问题复杂化了（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的内疚”），我这样称呼它是为了把它同神经病的内疚区分开。真实的内疚来自没有达到对你自己的、对你自己一生命运的、对你自己固有本性的忠诚。
在这里，我们就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什么样的内疚出自对你自己的忠诚，而不是来自对他人的忠诚呢？”因为我们看到，对你自己的忠诚有时可能与对他人的忠诚存在着固有的、必然的冲突，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择才能同时满足二者。如果为了对你自己是忠诚的，你就必须对别人是不忠诚的，而社会兴趣又是心理健康的本质方面或规定方面，那么，这个世界必然是可悲的，因为自我实现的人为了挽救另一个人就要牺牲他自己的某些份额。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首先对自己是忠诚的，那么这个世界也必然是可悲的，因为纯粹的（而且是利己的）沉思者并没有帮助我们的想法。
存在认知可能导致无区别的认可、损害日常的价值、丧失鉴别能力以及过分容忍。的确如此，当每一个人只是从自己存在的观点来看自己时，就会把自己看成是完美的。这时，对于这种观点来说，一切评价、评定、判断、非难、批评、比较全都不适用而被抛在一边了。然而，请允许我说，无条件的认可对于治疗者、相爱者、教师和朋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显然，对于法官、警察和行政官员来说，无条件认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考察了包含其中的两种人际态度的不相容性。大多数心理治疗家都会拒绝对他的病人采取惩戒或惩罚活动。许多行政官员、管理人员或将军，则拒绝对他们指挥的人承担任何治疗的责任，对于他们指挥的人，他们的态度只有解雇和惩罚。
几乎对于所有的人，这种困难都由在不同场合既应该成为“治疗者”又成为“警察”的必要性造成。而且，我们可以推测，人性越完美的人担当这两种角色也就越认真。同通常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困境的普通人相比，这种完美人性越多的人，很可能被这种困境搞得更加烦恼。
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我们所研究过的自我实现的人，一般都能依靠同情和理解把两种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他们也比普通人更有正当义愤的能力。有些资料证明，自我实现的人和比较健康的大学生在表露正当义愤和非难的程度时，与普通人相比，前者显得更真诚和更少犹豫。
除非理解和同情有愤怒、非难和义愤作为补充，否则就有可能拉平一切感情，对人反应平淡，无义愤能力，丧失对真正能力的识别力，扼杀优越性和美德。对于专业的存在认知者来说，这就有可能导致职业上的危险。例如，如果我们可以从表面上评价这种普遍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许多心理治疗家在他们的社会交往中，看来就过分中立和无反应，太温和，太平稳，太没有火气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另一个人的存在认知就是把他看成“十全十美的”，这很可能使他产生误解。不仅受到无条件的认可、接受绝对的爱、得到完全的赞许，有奇妙的增强和促进成长的作用，还有高度治疗的作用，而且能促进心灵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态度也可能被曲解为一种不能容忍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以不实际的至善论的期望作为生活实践的目标。他觉得越不完善和越无价值，他对“完善”、“认可”这些词曲解得就越多，他也会越发觉到这种态度是一种包袱。
当然，“完善”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存在范畴内的，一是缺失、力求、形成范畴内的。在存在认知中，“完善”意味着完全现实主义地理解和承认这个人的一切实际情况，在这层意义上，说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缺失性认知中，“完善”包含不可避免的错误感知和幻觉的意思在内。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意义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第二种意义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善的，而且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存在性完善的，因而自然就可能弄得不自在、自卑和深感内疚，仿佛他在欺骗我们。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出，一个人越是能够存在地认知，他也就越能认可和享受存在认知。我们也可以预期，这种曲解的可能性通常可以在存在认知者、完全理解并认可另一个人的人身上，造成棘手的策略问题。
值得在这里分开来谈的最后一个棘手问题：可能有的过分唯美主义是存在认知保留下的。对生活的美感反应，在本质上往往同对生活的实践和道德反应相抵触（古老的形式和内容的冲突）。一种可能性是完美地描绘丑陋的东西，另一种可能性是不适当地、非审美地描绘真的、善的、甚至美的东西。我们真、善、美地描绘真、善、美，即没有问题的描绘，暂时撇开不谈。由于这个二难问题在历史上已经争论得太多了，所以，它也包括更成熟的人对不太成熟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即对可能混淆存在认知和缺失性赞成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对于生活在令人恐怖的和使人误入歧途的世界上的存在认知的人，这是一个要承担的附加责任。
以健康的心态等待时机
在任何高峰体验时，任何人都暂时具有了自我实现个体中发现的许多特征。换句话说，这时他们变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时的性格上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情绪与认知的表现状态。在这时，不仅是他最快乐和最激动的时刻，而且也是他最成熟、最个体化、最完美的时刻——简而言之，是他各个方面最健康的时刻。
这样，为了使它较少具有那种只有极少数人直到60岁才能进入的、有点全或无的神殿意味，我们就可能消除自我实现的静力学和类型学的缺点，来给它重新下定义。我们可以把自我实现定义为一种插曲或一种迸发，在这种迸发中，这人的能力以特别有效的和剧烈快乐的方式一起到来了，这时，便是更多整合而较少割裂的，对体验是更坦率的，更有特异性的，更完全表现或自发的，或充分运行的，更有创造性的，更幽默的，更超越自我的，更独立于他的低级需要的，等等。在这些插曲中，他更真正地成了他自己，更完善地实现了他的潜能，更接近他的存在核心，成了更完善的人。
从理论上说，在任何人一生的任何时刻，这样的状态和插曲都可以到来。因此，区分出我称之为自我实现的人的东西，是在他们身上这些插曲比普通人来得要频繁得多，而且强烈得多，完善得多。这样，就使得自我实现成了程度的问题、频率的问题，而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因而使它能够经受通用的研究程序的检验。我们不必再局限于研究那些在大多数场合实现了他们的自我的那些极端研究对象了。至少在理论上说，我们也可以研究任何人的生活史了，特别是那些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其他有特殊创造力的人的，虔诚信教的人的，以及在心理治疗或其他重要成长经历中体验过巨大顿悟的人的生活史了，以便更清楚地研究自我实现。
我们描述主观的体验几乎都是运用经验主义的方式。它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仅凭觉察者自己相信他更真实地、更完整地觉知了，并不是他确实达到这一步的证明。判断这个信念的效度的标准，存在于被察觉的对象或人身上，或者存在于所创造的产物上。因此，从原则上看，它们只是相关研究的简单问题。
可是，把艺术说成知识是在什么角度考虑的呢？审美知觉肯定有其内在的自我证实，它被认为是一种宝贵的和奇妙的体验。但是，一些幻想和幻觉也具有同样的情形。此外，你可以被人们不予理会的一幅画激发起美感体验。即使我们达到超越个人的境地，效度的客观标准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正如它在所有其他知觉问题方面也存在一样。
对于爱的知觉、神秘的体验、创造性的时刻以及顿悟的闪现，同样也可以这样说。
相爱者在他所爱的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其他人是没有看到的可能的，再者，对于他的内部体验的内在价值，对于他、他所爱的人以及世界上的人的许多良好后果，是勿庸置疑的。假如我们举一位母亲疼爱婴儿的例子，情况甚至就更明显了。爱不仅使她觉察到了潜在性，而且也使它们现实化。没有爱肯定会抑制潜力，甚至会扼杀潜力。个人的成长要求勇气、自信，甚至大胆；从双亲和伙伴那里没有得到爱，就会引起相反的后果，自我怀疑、焦虑、无价值感和怕受嘲笑等，所有这些都是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抑制因素。
人格学的和心理治疗的经验是这种事实的证明，爱能促使潜力实现，不爱则使潜力无效，不论是否值得，结果都是如此。
在这里，产生一个复杂而循环的问题：“在怎样的程度上，这个现象才是自我实现的预兆呢？”正如默顿所设想的，丈夫确信其妻子是漂亮的，妻子确信其丈夫是勇敢的，在一定程度上就创造出了美和勇气。这与其说是对于已存在的事物的觉知，倒不如说是由于信念而导致存在。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知觉到潜在性的例子。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为美丽的和勇敢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与觉察某人可以成为伟大的小提琴家这种真实的可能性有所不同，因为后一种可能并不是普遍的可能性。
然而，除了存在这种复杂性之外，对于那些希望最终把这些问题拖到公开的科学领域中来的人来说，还有潜伏的怀疑存在。出现最普遍的情况是，爱给另一个人带来幻觉，也就是说，爱可以使人感知到那种并不存在的品质和潜力，因此，这并不是真实的感知，而是持有者心中的创造。这种创造基于他一系列需要、压抑、克制、投射和文饰。如果说爱比不爱更有洞察力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它可能是更盲目的。不断困扰我们的研究的是哪些问题呢？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出更敏锐地知觉真实世界的事例呢？
我已经报告了我在人格学水平上的观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于察觉者心理健康的变量，心理越是健康，就越能敏锐深入地知觉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由于这个结论是无控制观察的产物，所以，它应该仅仅作为一个有待控制研究的假设提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