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人得失与民众安危的关系。从战场实情出发，违背君王命令随机决定战与不战，对于将帅来说要冒很大的风险。面对这种风险，是考虑个人得失，还是考虑民众与士卒的安危，这对将帅是一种严峻的品格考验。对此，孙子掷地有声地喊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的诤言。这种闪耀着人文主义光辉的诤言，出自两千四百多年前的一个军事家之口，实在难能可贵。更可贵的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身体力行这一诤言的忠臣良将。西汉的赵充国就是一个典范。公元前61年，汉宣帝派辛武贤、许延寿率军与赵充国会合，大举进攻羌人。这时羌人在赵充国的安抚下，已有一万多人归附朝廷。赵充国估计羌人肯定要失败，打算撤除骑兵，以步卒在当地屯垦戍卫。奏章已经写好，尚未上奏朝廷，就接到了出兵进击的诏令。赵充国之子害怕其父抗命不遵，让门客去劝赵充国，不要坚持自己的主张。赵充国叹息说：“你怎能说出这种不忠之言。若是朝廷及早采纳我的意见，羌人岂能发展到这一步？如今战事长期不能结束，假若四方蛮夷突然动摇，借机相继起兵造反，即使再高明的人也无法收拾，岂止是羌人值得忧虑！我誓死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皇上圣明，可以向他陈述我的忠言。”于是赵充国相继上奏汉宣帝，阐述屯田的方式、屯田的便利，以及防止羌人侵扰屯田吏卒的具体措施。每次上奏，汉宣帝都给公卿大臣讨论，起初认为赵充国意见正确的不过十分之二，后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增加到十分之八。于是，汉宣帝采纳了赵充国的主张。
第三，国家利益与君王利益的关系。孙子认为，“唯人是保”又“利合于主”，才可谓“国之宝也”。然而当君王作出的错误决定违背国家安危、民众利益时，又该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做到“唯人是保”，国家、民众利益至上，对忠臣良将来说就是一个更严峻的考验。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河西行猎，尚书古弼留守京城。拓跋焘命古弼选送一些肥壮的马匹作田猎之用，而古弼却不奉圣命，专门选一些瘦马送去。拓跋焘十分恼怒，说：“大胆的笔头奴，等我回京，一定先斩此奴。”消息传至京城，古弼的僚属无不惊恐，不知所措。古弼坦然说道：“如今柔然方强，刘宋未灭，我以肥壮马匹充作军用，弱马供主上游猎，这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如因此获罪，又有何妨？况且此事系我一人所为，与他人无涉，你们何必忧虑呢？”后来古弼的话传到拓跋焘那里，拓跋焘感慨说道：“这样的大臣才是国家之宝啊。”并赏赐古弼衣一领、马两匹、鹿十头。后来拓跋焘又到平城山中打猎，获麋鹿数千头，命古弼派五百辆车装运。诏使出发后，拓跋焘对左右的人说：“笔公（指古弼）是不会派车来的，你们还是用马运吧。”果然，古弼给拓跋焘送信说，时值秋收季节，时不待人，晚收一日，就有三倍之失，所以不可不速。运麋鹿的事可以缓行。拓跋焘赞叹说：“果如我言，笔公不愧社稷之臣。”
在封建社会中，中国历朝历代尚能出如此杰出的忠臣良将，在现代中国，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革命的志士仁人更是为国家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彭德怀就是这样的一个杰出代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揭竿而起，坚持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于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以后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一个时期，他都是挺枪跃马，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抗美援朝他又主动请缨，打垮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回国后，他致力于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面对1958年“大跃进”中的“左”的错误，他在农村调查中目睹了农民的贫穷生活，决心“要为百姓呼与鼓”。在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上书党的主席，直陈对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首领。但他坚持原则，耿直刚正，在“文革”时期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而死。在彭德怀元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始终坚持以“战道”实情为上，以民众安危为上，以国家利益为上的高贵品格与光辉形象。
恩格斯曾对什么样的人能担负社会主义领导者的职务作过深刻论述，他认为“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部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2页）这种“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弼性格”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唯人民的利益为重，唯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过去，我们党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他们在敌人的刑场上威武不能屈，高唱战歌，视死如归；他们在金钱面前富贵不能淫，视黑暗势力的高官厚禄为粪土；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贫贱不能移，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视廉洁奉公为革命者的无上光荣。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培养千百万新时代的具有“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的接班人，这将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把这个新时代的历史课题解决好，我们就一定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爱子与骄子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豁；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①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地形篇》）
【注释】
①厚：厚养、优待。
【译文】
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婴儿那样体贴，士卒就可以跟随他赴汤蹈火：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自己的“爱子”那样，士卒就会与他同生共死。但是，对士卒如果过分厚待而不能使用，一味溺爱而不能指挥，违犯了纪律也不能严肃处理，这样的军队，就好比“骄子”一样，是不能用来打仗的。
【解读】
官兵关系是治军的重要内容，这个关系处理好了，军队就能上下同心，士气大振，否则就会留下种种隐患。要处理好官兵关系，关键在将帅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士卒。在这个问题上，孙子倡导将帅应视士卒为“爱子”，反对纵容士卒如“骄子”。
孙子认为将帅“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豁；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据《史记》记载，战国时，吴起在魏国担任将领，他的饮食和衣着全都与最下级的士卒一样，晚上睡觉不另加铺盖，行军时不骑马乘车，粮食自己背，武器自己扛，与士卒同甘共苦。部下有患皮肤肿烂病的，他见到后会毫无顾忌地趴下来去吸出脓汁。其中一名战士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失声痛哭起来。旁人见状后劝慰她说：“你儿子只是一名战士，而吴起贵为上将，他亲自为你儿子吸出溃疮的脓汁，你应该感到光荣才对，为什么要哭呢？”那位母亲解释说：“这事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往年吴公曾为我孩子的父亲吸过脓疮，孩子的父亲为报答他的恩情，作战时非常卖力，结果没多久就战死在战场上。而今吴公又为我的孩子吸吮脓疮，我不知孩子在什么时候又会为他卖命而死呢？想到这一点，我就禁不住要哭起来了。”正是因为如此，吴起深受全军上下的爱戴，屡建奇功。
孙子在倡导将帅应视士卒如“爱子”的同时，严厉批评那种对士卒“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的错误做法，认为这样的军队是不能用来打仗的。要治好“骄子”，培养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就必须严肃法纪。1052年4月，南天国政权的建立者侬智高举兵反宋，攻陷邕州，屡挫官军。9月，枢密副使狄青奉旨率诸路大军南下讨伐。1053年元月，狄青于桂州同诸部讨伐大军会师，继而向宾州挺进。狄青告诫诸将：“没有我的号令，不得妄动。”广西钤辖陈曙曾为侬智高所败，进至宾州后，擅自率领步卒8000人进攻侬智高，结果惨败昆仑关。狄青得悉后大怒，随即将陈曙及其部将三十余人斩首，诸将愕然，军纪顿肃。狄青挥师疾趋昆仑关下，用巧计破了敌军。
孙子关于对待部下要像“爱子”，不能像“骄子”的论述，同样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企业领导者对待自己的员工既要爱，又要严，要做到爱中有严，严出于爱。美国《国家商业》杂志刊登了美国数百位企业家谈自己创业的21条经验，其中一条是每天与员工共进午餐，可加强创意地交流解决问题。另一条是要关心员工的成长，企业主管者应支持员工修习管理课程或参加研讨会，要与员工打成一片，并关心员工的愿望和需要。RMI是美国钢铁与国家蒸馏厂的子公司，生产钛产品，多年来生产率始终不高，利润很低。后来丹尼尔（大家都昵称他“老吉”）出任总经理，认为重视员工、关怀员工是振兴公司的根本。他推行一个《华尔街日报》称之为“道地的老式笑话”计划，四处张贴夸张的标语，强调沟通，要求大家保持微笑。车间的墙上贴着：“如果你看别人不笑，你对他笑”，“热爱工作才能成功”，每张标语的署名都是“老吉”。老吉大部分时间乘坐着高尔夫牌小车在厂区内巡回，跟工人们打招呼、开玩笑，听他们讲话，全厂两千多名工人的名字他几乎都叫得出。他还花费许多时间同工会交往。当地的工会负责人说：“他请我们参加他的会议，让我们知道工厂的状况，真是难得。”RMI公司的标志是一张微笑的脸，工厂的信纸、文具、厂房乃至工人的头盔上都有这个笑脸标志。RMI的总部在俄亥俄州奈尔市，到后来人们都叫这个城市为俄亥俄州微笑市。丹尼尔上任三年，未投资分文，却使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八十。这就是尊重员工、爱护员工的结果。
孙子关于“爱子”与“骄子”的论述，对搞好现代家庭教育也有启迪作用。实行计划生育后，现在绝大部分中国家庭都只生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成为家庭众多成员厚爱的“小太阳”。对独生子女的娇生惯养，只能使他们成为弱不禁风的“骄子”，于国家于家庭于孩子的未来成长都十分不利。与此相反，一些有眼光的父母则较好地处理了对孩子爱与严的辩证关系。辽宁省沈阳市的郎国任辞职领儿子郎朗赴京苦学，使郎朗获第四届国际青年钢琴大赛第一名的事迹，就十分感人。郎朗8岁时曾在沈阳市举办的东北三省少儿钢琴大赛上获得了第一名，为培养儿子成才，其父郎国任辞职后于1991年春带着郎朗到北京求学。为了让郎朗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郎国任为其请了老师，不论刮风下雨，每天接送孩子。他们住在临时租来的破旧的小屋里，郎朗的母亲成了沈京列车上的常客。生活的困境常使郎朗的父母在家庭与孩子的未来之间发生争吵，但每次都被郎朗的“我长大了要当钢琴家，报答爸妈”的话语所化解。1993年，11岁的郎朗如愿以偿地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12岁时，自费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第四届钢琴大赛，并获得一等奖。1996年，郎朗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克蒂斯音乐学院，师从世界十大着名钢琴大师之一的格拉夫曼，父亲郎国任作为监护人也一同前往陪读。到1998年，当郎国任回到沈阳时，却静静地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他的甲状腺肿瘤竞整整长了14年，14年挺着未做手术，连大夫都无比惊讶。
“严是爱，松是害”，从郎国任训子成才的事迹中，我们能再次体验到中国这句古训的正确性。愿年轻的父母都能从《孙子兵法》中获得爱子成才的启迪，而不能“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把孩子纵容成无用的“骄子”。
九地第十一
兵之情主速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①，贵贱不相救②，上下不相收③，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苦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④。”
兵之情主速⑤，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⑥，攻其所不戒⑦也。
（《九地篇》）
【注释】
①众寡不相恃：大部队与小部队之间不能互相依靠和协同。②贵贱不相救：指传统军队中官兵不能互相救应。③上下不相收：上下隔断，无法收拢。④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先攻取敌人所必救的要害之处，敌人就会被迫听任我方的摆布。⑤兵之情主速：用兵的原则，贵在神速。情：同“理”，指原则。⑥由不虞之道：要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虞：预料。⑦攻其所不戒：用兵作战，要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
【译文】
所谓古时善于用兵的人，能使敌人前锋与后卫无法相顾及，大部队与小部队无法相依靠，官兵无法相救应，上下隔断而无法收拢，士卒溃散而无法聚集，部队编成也很不整齐。合于私利就行动，不合于私利就停止。请问：“如果敌军众多而且阵势齐整地向我进攻，该如何对待呢？”回答是：“先攻取敌人必然要救的要害之处，这样敌人就会被迫听任我方的摆布了。”
用兵的原则，贵在神速，趁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
【解读】
速战是《孙子兵法》反复强调的一条作战方略。“兵之情主速”，“故其疾如风，侵掠如火”，“兵闻拙速，未闻攻之久也”，这些话都强调用兵要抢速度，争时间。为什么孙子一再强调速战速决呢？一是从支撑战争的全局看，速战能减少国力的损耗，“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就会拖垮国家经济，耗尽民众资财，招来内忧与外患。二是从战争本身来讲，只有快速推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攻目标，就容易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制胜权。在《九地篇》中，孙子正是从实战出发，具体讨论了“兵之情主速”是一条合于战争规律的有效原则。
第一，速则能抓住战机。
战机是作战双方的各种条件在特定的时空中有利于我方的组合。时空一变，组合即变，有利于我方的机遇就将不复存在。因而，在战争中难得的是时间，易失的是机遇，发现战机而不能迅速实施，就会错失机遇，遗憾终身。现代着名无产阶级军事家刘伯承说过“五行（指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句话可谓深得《孙子兵法》的精髓，是实战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在战争史上，许多成功的战例都证明了快速运动对于抓住战机，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制胜权的重要性。1401年2月，朱棣率50万大军北征鞑靼。5月初到达胸朐河上游南岸，所经各地，均未见鞑靼军。于是又沿胪朐河南岸东进，俘获鞑靼散骑，得知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已西逃至兀古儿扎河，遂命部队乘夜渡河，以一部兵力筑城于河边，控制渡口，自率轻骑携20天粮秣急进。十余日后，到达兀古儿扎河，知本雅失里又已北逃，遂不作休整，昼夜急进，到斡难河南岸，追及本雅失里，抓住战机，将其部队击败，本雅失里仅率七骑渡河北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