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时候的数学老师，名叫许广大。
许老师长得高大伟岸，脸膛上棱角分明，有种挺拔的英俊。不像许多国人那样，小鼻子小眼，脸膛上一马平川，给人落入俗套的平淡之感。许老师常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夏天时里面套件洁白的衬衫，显得松松垮垮；冬天时，里面套件黑布棉袄，又显得紧紧巴巴。这一套中山装，真是劳苦功高，尽管洗得有些发白，屁股上还有一个小小的补丁，但它忠实地陪伴着我们许老师在讲台上挥汗如雨。他走起路来，腰杆挺直，一副气宇轩昂的军人派头。在我们眼里，他显得有些孤傲，有些落落寡合。
许老师是宁夏银川人，“文革”后期被迁赶到盐池县，又被分配到边远闭塞的乡村中学，任数学教师。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也没有入党。我始终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原因，让他有上述遭遇。他从来都是谨言慎行，不与人谈论任何政治议题。上课时，课本上有什么内容，他就讲什么内容，从不做引申、发挥。他对学生也很少有学习上的具体要求。因为，那时候提倡反潮流，提倡白卷英雄。他或许觉得，讲多了，只会自讨苦吃。但他的课仍讲得十分认真，从不省略任何一个环节，总是津津有味地在演算、推倒，陶醉在数学的精密和严谨之中。讲完了，用沾满粉笔灰的大手抹一下额头，随即额头上出现了汗渍与粉笔灰混合构成的一幅图案，引来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他也笑了，笑声里充满了男性的浑厚和苍劲。他布置了作业，拿上木制的圆规、三角板和教案本，气宇轩昂地走出了教室。
许老师有两大嗜好：烹调和下象棋。
他的夫人，名叫陈月儿，浙江金华人，在公社的拖拉机站当会计，好像是临时工。许夫人长得小巧玲珑，眉清目秀，朴素的衣着上，总是显得一尘不染。她对人讲，她不会做饭。所以做饭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到了许老师肩上。长期的实践锻炼，造就了他高超的厨艺。他摊的荞面摊馍馍，薄厚均匀，色泽透明，筋道柔韧，在羊肉汤里浸泡着吃，曾使多少人啧啧称赏；他炒的酸辣土豆丝，滑、爽、脆、嫩，再加上刀工细腻，油汪汪地端上桌，直让你垂涎三尺。许老师还有一样绝活，他会做榆钱饭。春天里，课余时，他约上几位同学，捋几篮榆钱回来，清洗干净，同白面和了，加上佐料，在蒸笼里蒸至恰到好处时，再用油炸辣子拌了，其味无比。在饥饿的年代里，这就是上等的美食，其香也汪洋，其美也恣肆。
那时候，许老师这样的国家干部，月工资也就是42元左右，国家每月供应粮食23斤（米和面）、香油1斤。每逢国庆、春节这样的节日，才能领到三四斤肉票。平日的生活就十分拮据寡淡。但许老师很会调理饮食，夫妻二人的日子过得还算有滋有味。有时，我们路过他家的厨房，一股浓烈的香味钻入鼻孔，在空气中漂浮着，久久不散。人们嗅到了，咂吧一下嘴，咽一口唾沫，在心里感叹说，许老师今天又炖肉了。
许老师在生活方面，有点“灰色”收入。这缘于他的爱好。他会下象棋，而且棋艺很高。他有一位棋友，是公社食品收购站的站长。此人姓田，长得高大壮实，脸膛上平滑光亮，闪烁着健康的色泽。我们经常看见他，像企鹅一样挺着便便大腹，来学校找许老师对弈。这两个人下起棋来，不是一盘两盘，也不是一小时两小时，而是下一整天，下一通宵，直厮杀得昏天黑地，难解难分。陈月儿常在旁边观战，有时摇摇许老师的肩膀：“收场吧，我饿了！”许老师就笑一笑，温柔地对她说：“厨房里有点剩饭，你先弄热了吃点，啊？！”陈娇嗔一笑，但有些悻悻地走了。
每当他家的玻璃罩煤油灯被放置在窗台上，映红了窗格，照亮了一片天地，人们就知道：许老师又要挑灯夜战了。夜里上厕所的学生、老师，懵懵懂懂地走出宿舍，来到冷寂的校园，看到这一片光亮，心里就觉得暖和，觉得亮堂。要是校园里一团漆黑，大家一定又是另一番心境。多少年来，我都在心里守望着这一片光亮。这人类生活的场景，一直在我心里无声地激越地嘹亮着，让我暂时忘却心怀里的忧愁和黑暗，而把目光投向远方，投向未来。
许老师和田站长的关系非常之好，隔两日不见，互相就有些想念。那时候，公社食品收购站的站长，用今天的话讲，是个“肥差”。每年农民都有交售商品猪的任务。他们把养肥了的猪用毛驴车拉上，交到收购站，换回几十元钱，好购置一些生活用品。看上去，农民还是有交售的热情。到了收购的季节，装有肥猪的毛驴车在收购站门口排成了长队。田站长显得很忙碌。这时，许老师就去帮忙。田站长看秤，许老师算账。他是数学老师，两只手同时拨打得算盘珠子噼啪乱响，目光里、脸膛上流淌着劳动的愉悦。收购完毕，站里就雇来屠户、帮工把猪宰了，用大卡车将猪肉装上，交到县里，田站长就完成了他一年的使命。许老师常常能从站上免费得到一些猪油、猪下水，甚至猪头、猪蹄。这些收入，极大地改善了他家的生活。我们去交作业本，或者去请教一道难题时，常常见他在炭火盆里烧烤猪蹄，或者在很大的一只水桶里清洗他的猪大肠。除了给我们讲勾股定理，讲一元二次方程，讲三角函数，与田站长对弈之外，这似乎成了他唯一的生活的激情。
我当时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因为“工作”的关系，和许老师多有接触。我语文学得不错，作文在学校里小有名气。有一天，他笑着对我说：“校长让每位老师写一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你替我弄一篇吧！”我找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东抄西抄，凑成一篇，交给他。他翻一翻，嘿嘿地笑着，签上自己的名字，就交了。过几天，又让我替他写篇评论《水浒》的文章，我如法炮制。他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还留我在他家吃了荞面摊馍馍。天长日久，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很融洽了。有一天，我斗胆问起他的身世，他竟鼻子酸酸的，眼圈有些泛红，我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冒昧。
但过了几天，数学课后，他又主动邀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他父母都是铁路工人，退休前在银川火车站工作。他的两个孩子都寄养在年迈的父母家里。他说这里太艰苦，他做梦都想调回银川去。他还告诉我，他的真正爱好是文学，但是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却做了数学老师。……他说着说着就有些激动，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找出一本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说是他的读书笔记。他郑重地赠给我，说你可以看看，但要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了。我如获至宝，把笔记本拿到宿舍，塞在被子里。晚自习下了，打上手电筒，在被窝里读起来。原来笔记里都是一些文学名著的阅读摘抄。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标题下，他摘抄了保尔·柯察金那段关于人生的尽人皆知的名言。还有一段描写风景的文字：“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的皱纹藏在黑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子站在那里……”这美丽而苍茫的句子，抚慰着我孤独的心。许多年后，我曾在课堂上无数次面对我的学生，背诵过这一段话，并加上我初读这段话时的心境和当时的时代氛围的渲染，我的学生被深深地感动了，报之以热烈的掌声。笔记里还摘抄了许多高尔基的话、鲁迅的话、巴金的话、茅盾的话、冰心的话，都很美，都让我感到新奇，感到陶醉，感到来自天国的声音的启迪。枯寂、荒寒的乡校生活，出现了淡淡的玫瑰色。记得在巴金小说《憩园》的标题下，他抄录了书中人物姚太太的一句话：“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净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他还在这句话下面加上了红色的着重号。看得出来，他喜欢这句话。厚厚的一本读书笔记，伴我度过了中学四年的学习生活。
我发现，许老师在表面的冷峻威严下，其实隐藏着一颗火热而敏感的心。他并不是只会下棋、吃猪大肠的庸人。或者说，他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极其有限，所以他在人们的眼中就显得冷漠、麻木。他每天都在读报，听收音机，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那时候，我们班里的同学退学成风。在学校里也确实学不到什么真正有用的知识，主要任务是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此下去，还不如回家务农了事，挣点工分，给艰难中的父母分担忧愁。有一天，许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郑重地告诫我，学要坚持上下去，他已预感到社会的大变革就要到来。记得他当时讲了许多深奥的话。他说，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他说历史的发展，虽然有时是以世纪、年代为步幅的，冬天有时显得有些漫长，但春天的到来，或许就像喝水杯掉在地上，咣的一声，春色就降临了。他边说边把一只水杯，就真的扔在了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许多年以后，我才完全明白了这些话的含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学校里一切活动、所有的课都停了。许老师和我们一起戴黑纱、默哀、做花圈，直到9月18日追悼会开完。10月“四人帮”被粉碎，许老师和我们一起走上村街，高呼口号，欢庆胜利。他显得从未有过的振奋，气色也好了许多。他在课堂上，要求我们订购即将出版的全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把过去耽误的知识补上，在新的起点上开始冲刺。我们吃惊地发现，他很少下棋了，和田站长的来往也少了。有一天，他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他回城有望。
1977年，我们升入高中，那年中秋节刚过，就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时，我们的数学老师换了别人，和许老师见面少了。高中毕业，我们一班学生或考上了大学，或考上了中专。生活在我们眼前展现了美丽的前景，但许老师却在我们心里有些淡漠了。少年嘛，就是那样，一有了美丽多情，就容易淡忘过去。听人说，1980年许老师调回银川，仍到铁路中学教数学，几年后退休。
直到1988年，我在经历了许多生活的挫折与困顿后，才又想起了他。但是，我得到了许老师已经离世的消息。
许老师退休后，积习难改，仍旧是下棋。有一天夜晚，他在小区路灯下的棋摊上与一位退休的法官对弈，激战正酣，有一个小伙子骑着一辆摩托车，手提一只黑色提包，前来观战。后来，他就把提包“忘”在棋摊上，骑车离开了。死的阴影一步步侵入生命的领地，许老师却浑然不觉。那只装满炸药的提包就爆炸了，一声巨响，结束了棋摊上几个人的生命，许老师也在其中。
后来，警方破了案，凶手是几年前法官办理的一起强奸案的当事人。他从监狱里出来，寻机报复，就找到了已退休的法官。
安葬许老师的遗体的时候，他的手、耳朵还有一些器官已经找不齐全了。陈月儿和两个孩子哭得昏死过去。
许老师有何罪过，竟遭此厄运。他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他热爱生活，循规蹈矩。用这个社会人们公认的尺度去衡量他，他是一个合格的人。那么死神为何还要跟他过不去？他爱好文学，却做了数学老师；他留恋城市的繁华，却被赶到了偏远的山区；他热爱生命，却走向死亡。这一切都不是他自己决定的。这人间公理何在？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让我反复进行着痛苦的思考。
那天，我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前半夜听见潇潇冷雨，后半夜听见呜呜风鸣，头脑中反复出现许老师的身影。我想起他做的榆钱饭，想起他浑厚的笑声，想起他送我的红色笔记本……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他还说：“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如此说来，我们活着的人该怎么办呢？我又一次想起许老师喜欢的巴金小说《憩园》中姚太太的那句话，这或许是他的理想。有这样的理想在，就让这世界聊以自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