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读初一。
已经记不清我是怎样离开了村小学那孔简陋的窑洞、土坯搭成的课桌的，总之，现在是站在这所乡镇中学的校园里了。
学校依山而建，一排整齐的窑洞前面，有几排破旧的砖瓦房。其中一排是学校的会议室、图书室、老师办公室，剩下的就是教室了。校园呈方形，四面有土墙环绕。院子里零星地点缀着几棵老榆树，都长得高大顽健，在秋阳下婆娑弄碧。有一块据说是大炼钢铁年代留下的毫无规则、形状丑陋的黑鸟乌的铁块，挂在老榆树上，是钟。校工用一根铁棍敲响它，“咚——嗡嗡……咚——嗡嗡……”声音却柔和、悠远，令人心头涌起一种邈远的隔世的哀感。
我在一间门口贴着“初一②班报到处”红纸条的房子前，手足无措地站了一会，怯怯地喊了一声“报告”，屋子里就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进来！”
我还没有看清这位姓闵的老师的面孔，就感到了那目光中的严肃和审视，便把头低了下去。他告诉我学校有关新生入学的规定，作业本的规格大小……末了，他说，你可以走了。这时，我才抬头扫视了一下这屋里的情景：办公桌底下堆积着一些沾满泥土的土豆和已经发蔫的白菜，显得凌乱不堪，角落里有土坯砌成的灶台，男人的汗酸味与霉味充斥其间，有几只苍蝇在空间盘旋，优哉游哉。
当我退出这间屋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走进了这个人的生活。
这人显得木讷，或者说是迟钝。他经常穿一身蓝布中山装，有些陈旧、短小了。裤子提得很高，露出了脚踝骨。夏天光脚穿一双手工做的布鞋，冬天穿一双军用旧皮鞋（他当兵的弟弟送的）。走路两腿一撇一撇的，像企鹅。说话用本地方言，一板一眼。讲课时不看学生，随着语言的抑扬顿挫，不停地摇头。板书极多，且都是正规的楷书。讲得满头大汗了，就顺手用沾满粉笔灰的手抹一把脸，这时，形象就如京剧里的小丑，在教室里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讲得很苦很累，但一丝不苟。
他似乎不喜欢当时使用的语文课本，自己又选编了三本补充教材。它们是《字形音义辨》、《成语运用》、《作品选》。《作品选》这本资料选了从先秦到“五四”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一百多篇，每篇后面都有作者简介和对作品的简要分析。这些资料都是闵老师亲自刻写、油印、装订的，只向每个学生收一元钱，价格也便宜，学生都很珍视。
不久，就传来消息，有人给公社写了材料，指责闵老师：“不依规矩，扰乱教学，企图摆脱教育的无产阶级方向。”公社党委责成校方迅速调查处理这件事。
校长姓刘，原来是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因为在一次民兵实弹演习中，有效地排除了一次事故，被提升为公社党委委员，还兼了中学校长。他当校长，但办公室在公社，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学校巡视一次。
这一天，他就骑着一辆烧火棍似的自行车，来到了校园。一进门就喊：“老闵，老闵——来一趟！”声音嘶哑、干涩，充满了酒气和被窝味。
闵老师随他来到会议室。
他坐下来，点上一支“墨菊”，一连连的烟圈吐出来，最大得到了屋顶，最小的刚从嘴里诞生，顷刻间，能坐二十多人的会议室就变得缥缥缈缈了，给人一种虚幻感。
闵老师有些胆怯地站在他对面。
“听说你闹了啥鸡巴材料？”
“嗯。”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懂吗？”
“懂的，不过……”
“去，拿来我看看！”
闵老师把那些资料双手递给他。他胡乱抓起一本，翻开，艰难地瞅了几眼，就用烟头在上面烧了几个洞。“我看，也没鸡巴大问题。嗯？”他自言自语似的说。沉思片刻。“这样吧，老闵，你把这些烂收起来，一把火烧了，这事就算完”。
然后他笑眯眯地站起来，拍拍闵老师的肩膀：“晚上你可要请客，啊。”“当然了，当然了！”闵老师慌忙点头。
烧书的时候，我和一些同学在场。闵老师从办公室里搬来一张椅子坐下，手里握着铁丝拧成的教鞭。当火苗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就闭了眼睛，用教鞭不停地拨弄着火堆，俨然一个盲人握着一把探路的手杖。后来，就有一滴浑浊的泪从睫毛滴到鼻尖上，凝住了。
许多年后，我都记得那情景，心里因而也常常萌生出好些不平静的想法。
那天课后，闵老师去商店买了白干、猪肉、“三门峡”烟。他用土豆和白菜分别与猪肉烩炒，就有了两个菜，又撬了两瓶水果罐头，一齐摆在办公桌上。刘校长领着几个人，大呼小叫地拥进来，直喝得山摇地动。到了晚上，闵老师也醉了，眼睛像注满了猪血，红得吓人。他扶住门口的老榆树，哇哇地吐，身体不停地摇晃抽搐，背影孤独极了。那一顿，喝掉了他半个月的工资。
村镇的夜晚寂静得可怕。用《阿Q正传》上的话讲，就是“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偶尔的几声犬吠，煤油灯昏黄的光，就都夸张着这种寂静和荒旷。
刚吃过晚饭，“砍牛腿”的队伍就拥进了闵老师办公室。汗酸味，劣等纸烟的气味，乡村的幽默，连荤带素的笑话，唾液，烟蒂，把整个房间搞得污浊不堪。
闵老师“砍牛腿”就像上课一样，认真极了。揭一张牌，嘴唇轻轻地张一下，目光由于聚精会神，也变得纯净热情。牌揭完了，便把眼睛凑到跟前，认真地分析、判断……而对手们在私下里早已做了手脚，任凭他神机妙算，结果总是输，脸上密密麻麻画满了“胡子”，被等候的人替换下来。他就用拳头敲敲脑袋：“老了，老了，脑子不中用了！”极其诚恳地叹息着。
第二天，脸膛上还残存着墨汁的痕迹，就走进了教室，转身在黑板上写上“七律二首——毛泽东”。
我们班上当时有一位名叫李敬的学生，十分顽劣。老家在陇东，前些日子随其改嫁的母亲来到这个村镇上。
闵老师庄严地站在讲台上，摇头而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李敬就在下面学着他的样，摇着头喊道：“春风杨柳没一条，六亿神州顺着摇……”教室里顿时乱哄哄的。闵老师气得腮帮子都在发抖，一挥教鞭，命令李敬站起来重念一遍，李敬就又阴阳怪气地念了一遍。他扔了教鞭，一步从讲台上跨下来揪住李敬的衣领，“啪”一记耳光打上去。
“哇——”他哭了，背起书包冲出教室，丢下一串串粗俗的咒骂。
闵老师讲不下去了，布置我们预习。
大约二十分钟后，就有一位衣衫不整的中年妇女从教室外闯进来。脸上血丝状的潮红，因为极度愤怒差不多变成深紫色了。
“你是闵教员吧，你凭啥打我娃？”
大家都怔住了。
“他在课堂上捣乱！”
“捣乱啥了，都好好坐着吗！”
“呜呜——”她哭了起来，“你糟践我孤儿寡母，我说啥也要还上一巴掌！”说完猛扑过去。闵老师笨拙地后退，那女人就在闵老师脸上抓了一把。顷刻间一串鲜红的血珠从脸上渗出来。
她转过身来，住了哭声：“驴日地听着，我娃不念了！”摔门走了。
闵老师捂了脸站在讲台上，目光里流淌着羞愧和难堪。教室里很静，门外秋风携着落叶沙沙地吹过这个世界。
清醒过来后，同学们都很愤怒。闵老师就摆摆手：“算了，算了。”语气里有沉重的伤感。
冬日的一天早晨，闵老师给我们讲《木兰辞》，他先把课文念了一遍，只是没有摇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好听极了，就像唱歌。已经念完了，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便喊：“再唱一遍好吗？”他突然严肃了表情，厉声说：“这是唱吗？这叫吟！”
“哄——”大家都笑了，笑得开心极了。他果然又“吟”了一遍。
教室里冷得厉害，坐在前面的同学就悄声说：“闵老师，脚都冻麻了，跺跺脚行吗？”
他便举起三个指头，大声宣布：“三分钟！”
于是，教室里便轰隆隆地响了起来，仿佛花木兰的千军万马从课堂上滚滚掠过。校园里老榆树上蜷成黑点的麻雀，也似听到了春天的雷声，抖擞一下精神，飞向远处。
我们跺脚，闵老师把双手爽在灰布棉袄的袖筒里，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一不小心从台阶上跌下来，打一个趔趄。
这时，教室里就又爆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
然后，他说：“冬天了，宿舍里要生炉子，大家要注意煤烟，最好在窗户上留开一个小洞。”他不厌其烦地强调着。
夜里，他就来到学生宿舍，看看炉子，聊聊学校里的事情，有时也吃我们做的小锅饭。最后再嘱咐一遍：“注意煤烟。”就一撇一撇地走了。
廖森是我们班长，与我同桌，长我七岁。他有个伯父是县里的公安局长，因为没有子嗣，他父亲就把廖森过继给他伯父。廖森已经定亲，但没有结婚。他说，读完初中，有了毕业证，就去县里工作。
他对人讲我是他的秘书。他常常双手搭在屁股上，在教室的走道上踱来踱去，口授一些班上的规定、章程，由我起草后，即成为本班的“法律”。
他从来不做作业，都是由我代笔。但他喜欢向女同学请教问题。请教之先，一定要跑到宿舍里，对着一块小镜子，把头发捋得整整齐齐，再用手沾了唾沫，认真地抹一抹，便显得明光水滑了，然后再在脸上仔细地涂上一层凡士林，就带着一个很幼稚的问题，把头凑到了女生的脸旁。
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教室背后的老榆树底下，从怀里掏出一本揉皱的书，说：“看过吗？”我看见书脊上写着三个漂亮的黑体字“红楼梦”，就摇摇头：“哪来的？”“从闵老师枕头底下偷的。”他缩缩脖子，笑出了声，“这本书好看得很，我给你读一读。”
说着，他就翻到了第六回，指一段给我念：“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黏湿，唬得忙退出手来！”读到此处，他停下来问：“这冰凉一片的东西是什么？”“是尿吧！”我答。他就合上书上气不接下气地笑了起来，直笑得没了声音，就软软地拍我一掌，“操，混蛋！”
我和此君后来曾使闵老师大伤脑筋，至今想来犹有隐隐的内疚。
那是夏天的一个黄昏。闵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作文题目：“我们的校园里有些什么？”讲明要求，他就坐在讲台上开始改作业。廖森抓耳挠腮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捣我：“山后面有一片豌豆地，豆子结上了，咱们去偷点煮了吃，好吗？”然后，他就轻轻地拉开教室的后门，猫了腰，先溜出去，在外面做鬼脸，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溜出了教室。
第二天早上，生产队的人沿着我们留下的脚踪，找到了学校，一切都昭然若揭了。
中午饭后，闵老师传令我和廖森去见他。
记得那天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的腿肚子就有些发抖。闵老师坐在桌前手里举着半杯水，脸膛肃穆，眉头微蹙。待我们站定后，他就开始严厉地训斥：“吃点豌豆倒不打紧，可你们把二亩地给踩了，混蛋，二亩地，懂吗？”哗啦一声，他砸了水杯，霍然站了起来，眼球血红，鼻翼剧烈地哆嗦着：“你们还是农民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