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李宗仁派程思远赴汉口，向白崇禧汇报南京方面的情况。
原来蒋介石于今夏曾派CC头子陈立夫赴美，支持纽约州长杜威于一九四八年大选时竞选美国总统，陈立夫与杜威的秘书长是留美期间的同学，此时就派到用场了。陈立夫从美国回到上海时，曾在《新闻天地》发表谈话。他说：“如果杜威当选，将以军事援助中国，并在进行反共战争时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陈立夫此言，看来是有根据的，因为旧金山华侨社会对杜威与杜鲁门竞选孰胜孰败，进行打赌，几以二比一估计前者必胜。
十分不幸，十一月七日美国大选结果，还是现任总统杜鲁门胜利。蒋介石投错了注，十分尴尬。十一月九日，蒋氏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贺他当选总统，并要求杜鲁门发表一篇宣言“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杜鲁门于十二日复函蒋氏，拒其所请。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决定派宋美龄赴美求援，行前给司徒雷登通了电话。司徒雷登知宋此行，必无结果，曾通过傅泾波告知李宗仁。
还有一事就是孙科继翁文灏当行政院长时，傅泾波曾往访孙科，明白告诉孙科，南京政府今后唯一的出路是与共产党和谈，而蒋介石下野又为进行和谈所必需。孙科向蒋报告后，蒋十分紧张，要孙前往摸清底细。后来孙科当面问司徒雷登：“傅泾波的关于蒋下野的建议是否出自大使本人的意见？”司徒雷登说：“作为美国大使，他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但就个人来说，确实衷心赞助和议运动。”这也是傅泾波告诉李宗仁的。
十二月五日，李宗仁打长途电话给白崇禧，要程思远赶回南京。程氏返京后，问李宗仁有什么事。据李宗仁说，吴礼卿（吴忠信）曾于四日来访，说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要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接替吴鼎昌的职位。吴礼卿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干秘书长的材料。”这时，蒋介石才说明真意：“看来我干不下去了，要由李德邻来过渡，你是扮红娘一类的角色，把李德邻请上轿后，去留由你决定。”吴唯唯，把这讯息告诉了李宗仁，所以李氏便把程思远叫回来。
十二月十七日，张群、吴忠信、张治中受蒋介石之托，到傅厚岗三十八号访问李宗仁，说明蒋氏有下野意向。李宗仁对将来做法提出了下列的意见：
一、德邻为倡导和谈主持大政；
二、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即行政院）主持和谈，其人选另行考虑；
三、和谈应请国内进步人士赞助，共策进行。
这些意见由张群等带回来向蒋反映，同时李宗仁嘱程思远用长途电话通知白崇禧。
自此以后，白崇禧每日用长途电话与程思远联系，询问南京政情有无发展，并一再叮嘱程思远，蒋去李来，应援用《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而不要用下半段的条文，因为上半段是“继任”总统；下半段是“代理”总统职务。白崇禧强调指出：“只有名至，才有实归，而名不正则令不行，将来难于有所作为。”白崇禧来长途电话时，汉口长途台接线生总说是王先生打来的。白崇禧在电话中说的是不大正确的广东白话，只有程思远勉强懂得他的意思。这表明白十分谨慎，提防窃听。
延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为他的下野做准备，但对于何时去职，李宗仁迄未预闻。白崇禧等得不耐烦了，突于二十四日从汉口发出“亥敬”电致蒋介石，经由张群、张治中转交，其文曰：
（衔略）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过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委二十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志，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涤胆，上渎钧听，并贡萏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上述献议是否可行，仍候钧裁示遵。
另外，白崇禧还将上电另发一份给程思远，嘱转送行政院长孙科。李宗仁阅电，不禁拍腿大呼：“糟了！糟了！老蒋已把他的下野意图告诉我们，而今健生发了这份电报，他将误会我们里应外合，逼他早日下台，这真是帮倒忙也！”
白崇禧的电报不知为何走漏消息，上海盛传国府将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合众社驻沪特派员且发出蒋介石即将下野的专讯。原来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程潜也于二十四日去电蒋介石，建议和谈，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以促和平实现。
这样一来，蒋介石不能不作一些政治上的部署。二十八日，蒋氏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及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到京。二十九日，蒋介石接见他们，并出示白崇禧的来电，征求意见。同日，蒋介石令行政院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并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发表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是蒋介石积极经营台湾的人事部署。意味着蒋氏一旦在大陆站不住脚，就会溜到台湾去。蒋经国插手台湾亦以此为契机。
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以蒋介石对“亥敬”电没有答复，又发“亥全”电促蒋氏表态，电云：
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为祷！
蒋介石至此，不能默尔而息了，他在追述此事时提出了下列的看法（见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第三卷，第三十四章。） ：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底，政府中显已结集了一个人数不太少的主和派。该派的真正领袖是副总统李宗仁，虽然初时还没有明白露面。主和派的最初行动便是驻汉口的华中国军总司令白崇禧。圣诞节之日，蒋总统接白崇禧来电，劝政府即与中共言和，而邀请美苏两国调停。
……美国大使馆对于广西派的主张，亦曾有幕后的影响，司徒雷登主持下的大使馆现已转移其立场，认蒋总统退职为必要之举。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当蒋总统在北伐中，广西派曾压迫蒋总统暂时下野，而宣称彼等更能应付危机。凑巧得很，历史的事实真个重演。
蒋介石认为，党内既有人主和，“他不能以个人作梗”，遂决定发表一个文告以明示他对于和议的立场。
一九四八年除夕，蒋介石柬请副总统李宗仁、五院院长及国民党在京中央常委约四十人到黄埔路官邸晚餐。笔者也参加了这晚的宴会。是晚，官邸大餐厅灯火通明，圣诞装饰依然犹在。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最后的一次盛会。
晚饭后，蒋介石说：“我有一个文告，准备在明天元旦发表，现请岳军（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希望各位对它发表意见。”张群念完后，蒋介石先向李宗仁征求意见。李宗仁说：“我赞赏总统的原则立场，没有其他的意见。”
席上，CC分子发炮了，尤以谷正纲的态度最为慷慨激昂。他说，总裁不能为谋和而下野，而下野必导致人心涣散，士气消沉，后果不可收拾。谷正鼎、张道藩均支持此一主张。黄埔派一声不吭，仅萧同兹、范予遂赞成发表此一文告。蒋介石对谷正纲的发言，深感愤慨，他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所以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内的某一派系。”言外之意，即指蒋传中所说的广西派。其对白崇禧来电误会之深，于此已可概见。
次日，即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的文告在报端发表了。他在文告中明白表示 ：“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一切取决于国民之公意。”这是蒋介石在众目睽睽下首次提出愿意下野的态度。
蒋介石对白崇禧两电主和，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以“冬”电复白氏曰：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涤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顾念民生之涂炭，对当前国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唯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党所算，则幸矣！
蒋介石要白崇禧“持以宁静”，“少安毋躁”，但白氏一点也不宁静，继续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此时，白崇禧邀请华中五省参议会议长到汉口，要他们发出通电主和，其中以河南省议长刘积学的通电提及请蒋氏立即下野，以谢国人等措辞最为激烈。至于对白崇禧不肯就范，蒋介石深感头痛。一月三日，蒋氏不惜纡尊降贵地亲往傅厚岗访问李宗仁，望他能劝劝白崇禧，不要做得太过分。蒋介石说：“我会走开的，但退职，需要进行必要的部署，否则你上台后不好负责；深望健生亦喻此旨，共体时艰。”
此后，蒋介石不断接到情报，说白崇禧在武汉扣留运往广东和长江下游的武器和金银储备，各省民意代表仍集中在武汉，有所酝酿。蒋介石不得已决定派张群去汉口，对白崇禧进行缓冲。一月九日，张群偕黄绍竑飞抵汉口，随即对白崇禧传达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
一、我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
二、我如果“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确实，白崇禧对于和平也没有把握。因此他听到张群于九日飞汉的消息后，立刻通知程思远电话告知在上海闲住的黄绍竑赶回南京，依期搭张群专机抵汉。及张群由汉赴湘晤程潜，白崇禧即向陈纳德的航空公司包一专机，于一月十二日送黄绍竑去广州转往香港。黄氏此行目的，是找李济深出来斡旋和平。可是十分不巧，身为“民革”主席的李济深，已在圣诞节的次日让中共中央用专轮接到大连去了。后来，经过黄琪翔的穿针引线，黄绍竑终于同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见了面，并向潘氏面达白崇禧渴望实现和平之意。潘汉年当将此事转报，不久得到答复，要白崇禧派刘仲容经平汉路到石家庄一谈。但此一讯息辗转传递到汉口时，蒋介石已经宣布下野了。白崇禧认为李宗仁既经上台，武汉局部和平已无必要，转而倾向于全面和平。所以就不急于派刘仲容北上，只要他去香港买钓鱼用具。直到三月中，刘仲容才衔命首途北上石家庄。
事后经了解，蒋介石定一月二十一日下野，与黄绍竑去香港有其密切的关系。蒋介石派在香港特务那么多，黄绍竑蓦地从汉口到香港，自然引起他们的注意。蒋经国在《负重致远》一书中对黄绍竑此行作了下面的推断：
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宗仁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看来，蒋介石对黄绍竑香港之行极其敏感。他一接到此项情报，就积极进行下野的部署。董显光在《蒋总统传》里提到蒋介石所以决定下野的原因，是鉴于“蒋总统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的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从此可知，蒋介石害怕白崇禧搞局部和平，才毅然决然地退居幕后，事逼处此，非得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