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凫氏来源有众多的文献记载。如《山海经?大荒经》载：“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同书《海内南经》载：“氐国人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郝懿行书曾曰：“互人，即《海内南经》氐国人也。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误，以俗氐正作互也。”文中所说建木应为都广，都广之野即为成都平原。建木之西谓岷江上游之地。如段渝师所述，鱼凫兴起于湔山，湔山正是氐人居所，汉初在其地置湔氐道，即因氐族聚居的缘故，可见鱼凫氏为氐族一支。而这里可以看出，鱼凫氏为氐族的一个支系，鱼凫氏在各种古籍中相传为人面鱼身，虽这个带有很浓的神话色彩，但是据此可推测鱼凫氏这样一个氏族从始至终都与鱼这样一种动物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郭璞注引《淮南子》曰：“后稷龙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这更进一步说明了鱼凫氏在传说中来源于鱼的这样一种说法，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鱼会成为该氏族一种图腾物。
经以上分析可知，鱼凫氏的图腾物来源之一与其种族起源发展有紧密关系，另一种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除了这样一些来源因素外，地理环境和这两种动物的自身特点也是其成为图腾物的原因。从史料相关记载可知，古代的四川地区水土丰沃，树木繁茂，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一般都会选择离水源采集点较近的地方生活，因此早期鱼凫部族也是如此，他们选择靠岷江而居。在氏族社会中，往往氏族会选择他们熟知而感觉神秘的动物或植物作为崇拜物。鱼凫氏早期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就是鱼和鸟这两种动物，族民把其看成十分神秘的动物加以崇拜，最后使其成为其图腾崇拜物。
在古蜀时期，四川地区树木繁茂，河流交织，而鱼凫氏生活的岷江流域和成都平原地区正好也是如此，他们所见的鸟和鱼自然也就比其他动物多，而生活在岷江边的鱼凫族民看到水鸟抓鱼食鱼就会想办法利用他们为己所用。在人类选择动物作为图腾时，往往遵循以下一些原则：一是选择他们敬畏的动物；二是选择自己所依赖的动物；三是选择自己所熟知的动物；四是偶然选择的动物等。在这里笔者认为，鱼凫氏在选择动物图腾时就是把自己所依赖的动物鱼凫和自己所熟知的动物鱼这两种动物选择成为其动物图腾。这正是地理环境和生产条件对图腾选择造成的直接影响，也是为什么鸟和鱼成为鱼凫氏族的图腾崇拜物的另一个原因。
三、鱼凫图腾与古蜀文明
古文献记载表明，早期蜀族分三代，而且一脉相传。如《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濩，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从这就可知鱼凫统治时期为早期蜀史较后时期，且统治时期数百年。而从考古材料考证后可知，鱼凫统治时期是从宝墩文化四期到三星堆文化二期，其中数百年的时间也让成都平原的蜀人从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型。随着鱼凫王对该地区的绝对统治权的建立，也就使其文化在各种器物中得以充分体现，而作为鱼凫图腾的鸟和鱼更是在各种类型的器物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在各种生产生活器物及祭祀神器中觅到其踪迹。
在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动物形青铜器物，其中以鸟形青铜器尤为突出。其中包括有鸟头青铜器、鸟头人身青铜器等。在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中也发现了青铜鸟7件，其看似公鸡，或似老鹰，或似凤凰，经考证该鸟实为鱼凫原型。另有鸟形饰8件。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出现了大量的鸟头形把勺，长嘴带钩，极似鱼鹰，其也与鱼凫氏有关。同时在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中发现了鱼形金器，其数量较多。
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根金杖，其金皮外包平雕图案尤为引人注目。该图案为：最下一组线刻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支羽箭。这根金杖图案，有人头、鸟、鱼，鸟的形象与把勺上的鸟头一致。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鱼凫氏的文化遗存。这正是鱼凫图腾的真切体现，也是图腾物的很好结合于同一器物上。其含义如段渝师所言：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的神话般功能。自然，与鱼、鸟在图案上的蜀王，就是指挥、支配人神之间交际的神了。金杖有着多种特权复合性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王权、神权和财富垄断权。从这根金杖所凸显出的特定含义看，鱼凫图腾的鸟和鱼已经由一种图腾物上升为交际天地的神物，远远超出其图腾物的固有特性，进一步成为古蜀文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三星堆文化时期，鱼凫图腾的鸟和鱼不仅具有崇拜物的简单意义，也更进一步的融入到古蜀文明中。这两种动物也对鱼凫王统治时期之后的古蜀文明产生着影响，甚至对周边地区的文明产生着影响，它们也能在之后的古蜀文明中觅见其踪影。在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中，发现的一根制作精美并雕刻有图案纹饰的金冠带上的图案特别值得注意。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箭头深插入鱼头中，所以有学者将这件金冠带称为“射鱼纹金带”。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5件鱼形金饰，其型与三星堆遗址该类器物类似。最为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在遗址中发现的太阳神鸟金箔，其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均采用镂空的方式来表现，内层中间的图案为一旋转的火球——象征着太阳。外层图案为等距平分的四只鸟，向着同一方向展翅飞翔，线条简洁流畅，整个图案动感极强。太阳神鸟金箔表现了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经考证金沙遗址为杜宇王统治时期的古蜀都邑，为鱼凫王之后的新一代蜀王杜宇的居所。而在这里发现的鸟和鱼崇拜物是鱼凫时期图腾崇拜的延续和对鱼凫图腾文化的继承。成都十二桥遗址中，发掘出的鸟头形把勺，其形似鹰头状，喙部内勾，其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鸟头形把勺极为相似。
从以上记述可知，刻有鱼凫图腾物的鸟和鱼器物不仅在鱼凫统治时期的三星堆遗址中有大量发现，在其后杜宇王统治时期的各种遗址中也有发现，可见鱼凫图腾物不仅仅是在鱼凫统治时期的古蜀文化中有明显的体现，且在鱼凫统治时期之后的古蜀文化中依然有所体现。与此同时，鱼凫图腾文化也随着古蜀文明对周边地区强大的文化影响力，逐步渗透到古蜀周边各地。如峡江流域鄂西地区的中堡岛遗址发现具有三星堆文化因素的鸟头形把勺，陆家河遗址第二期中也曾发现大量鸟头形把勺。在渝东哨棚嘴遗址中发现大量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器物群，其中有I式鸟头形把勺。这器物都表明鱼凫图腾文化不仅仅影响着古蜀文化，同时也影响着古蜀周边地区的文化。
以鱼凫族徽演变成的鱼凫图腾对古蜀文明的发展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鱼凫图腾文化一方面能反映出早期古蜀先民的生活状态及其生活环境，同时也反映出古蜀时期文明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鱼凫图腾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可以反映出鱼凫统治时期鱼凫图腾如何从早期的图腾的自然选择，到鱼鸟图腾的王权性质转变的过程，从而对古蜀文明产生重大影响力。在古蜀国早期形成过程中，鱼凫图腾物在各类器物中的体现可以折射出鱼凫图腾在古蜀文明中的核心意义。
从空间上看，古蜀时期各遗址丰富的器物是由鱼鸟图腾结合在一起的；从时间上看，鱼鸟图腾有自身的发展历史。
从早期简单图形的鱼形器物和鸟头形把勺，发展到金杖上鱼鸟图纹综合的雕纹，可以看出在古蜀文明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注入的王权、神权观念与世俗需要。至此，鱼的潜渊与鸟的飞腾不再是早期生产活动的自然记载，它们已进入了宗教神权层面，为统治者所用。鱼和鸟的作用同时也被放大，就只能靠天地来指引了。地是广袤的，天是无限的，鱼和鸟图腾作为鱼凫族徽，也就被推测到神秘莫测的高度，表现出“祭地”与“祭天”，自由与升腾的原始宗教精神，从而进一步地融入于古蜀神权、王权之中，同时也进一步地融入于古蜀文明之中。古蜀文明的神秘性，也就由此得到了强化。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