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城墙规模不同。鱼凫古城现存的城垣一般高出地面约2米，宽度约在15～20米之间。解剖处城垣高度不低于3.7米，顶部宽18.3~19.2米，底部宽28.6～29.0米，墙体建于高差1.3米左右的台地边缘。石家河古城地表所见墙体，顶面宽8～10米，底部宽度在50米以上，高6～8米。鱼凫古城城墙坡度较陡，而石家河古城城墙坡度较缓。鱼凫古城城墙高度不到石家河古城城墙的一半。
F.古城基槽情况。鱼凫古城城墙底部直接是生土，城墙直接堆筑在生土上，没有发现基槽。石家河古城墙底部叠压有墓葬和文化层堆积，城墙建在文化遗存之上，其底层的第4-a，第4-b层似为墙体基槽。
从目前长江中游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古城遗址的资料可知，这一地区所见古城的时代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溪文化时期，如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其始建年代距今超过6000年，往后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中期，距今6000~4800年。其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古城在江汉平原上更是星罗棋布，其建城和使用的时间从距今6000年前的大溪文化中期开始往后一直延续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早期，前后延续了一千五百余年。而据成都平原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城遗址资料，其年代最早的为新津宝墩古城，距今年代上限在4500年左右，距今下限年代在4000年左右，建城及使用时间前后延续了500余年。如此看来，长江中游地区的建城历史相对悠久，比成都平原至少要早1500余年。
自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在成都平原陆续发掘出一座座古城遗址后，有学者在研究成都平原古城构筑方法和特点时，就注意到了成都平原和长江中游地区古城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成都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城在建筑形式上可能受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古城的影响。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1997年就曾指出，“就宝墩等古城的城垣筑法，陶器遗存中的灰白陶以及圈足上的镂孔风格，并结合古史传说，推测宝墩文化是因为长江中游屈家岭晚期至石家河文化的进入而突然兴起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教授在调查发掘天门石家河古城遗址后也指出，石家河古城的“筑造技术跟许多龙山时期的城址差不多，跟广汉三星堆城垣的筑法也差不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以上对成都平原和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城资料的介绍中，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城的修筑年代远早于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在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古城建设已处于高峰时期。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时间相对稍晚的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遗存中，这一时期却突然出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城，而宝墩文化以前的遗存，则至今没有考古学文化信息方面的披露。正因为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宝墩文化以前的线索不清，故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者在探索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存和宝墩文化的由来时，不得不把眼光转向成都平原的周邻地区。综观成都平原及周邻地区考古发现资料，可供比较的最直接的就是长江中游地区的这批新石器时代古城和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了。经对成都平原、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资料的比较，研究者认为，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这批古城的兴起，当与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两地古城修建的时代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古城时代普遍偏早，而成都平原古城时代普遍偏晚，早期影响晚期，显然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
除上述对古城建筑的对比外，我们还可以从遗址地层中出土遗物的情况来进行对比，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到成都平原新石器古城与长江中游新石器古城间的文化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在当时考古学文化资料还不太丰富的情况下，据川、鄂已有的考古资料，在《论巴蜀文化》一书中指出:“忠县的黑陶与湖北宜昌、京山、天门等处出土的黑陶，在地域上就是紧密联系的。”1997年，俞伟超先生在研究宝墩文化遗存时也作出推测，认为宝墩文化是因为长江中游屈家岭晚期至石家河文化进入而突然兴起的。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教授在分析宝墩文化遗存时说: “我们知道，石家河文化早期与屈家岭文化晚期一样，是江汉地区古文化的一个发展高峰时期，宝墩村文化中出现的石家河文化因素很可能就是石家河文化强盛之时向西辐射四川盆地所致。”由此可见，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一度向西发展，通过三峡进入到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遗存中的石家河文化因素，当与石家河文化居民的进入有关。
在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诸遗址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口沿部位装饰成花边状的日用陶器。这种花边口沿器除在成都宝墩文化诸遗址中有发现外，在川东北嘉陵江中游北端的广元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发现，它们的年代可追溯到距今5000～7000年，远比宝墩文化花边口沿器的时代要早。此一现象引起了考古专家们的注意。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江章华先生将宝墩文化遗存资料与嘉陵江流域的广元中子铺、张家坡、邓家坪，涪江流域的绵阳边堆山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资料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发现嘉陵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存年代越晚就越与宝墩文化相近，因而推测，嘉陵江流域新石器文化可能是宝墩文化的来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赵殿增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明斌二先生在《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专著中也认为:“邓家坪遗址所代表的文化遗存中的部分因素为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所吸收，并成为了宝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以邓家坪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宝墩文化的源头之一。”将宝墩文化的由来与川东北嘉陵江中游以张家坡、邓家坪为代表的诸文化遗存联系起来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陶器上花边口沿装饰的由来也就不言而喻了。据笔者对广元地区以及巴中、通江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陶器的分析和研究，其形态亦与丰都玉溪、玉溪坪、忠县哨棚嘴等遗存中遗物的形态极其相似。从年代上来看，玉溪下层遗存的年代在距今7000年前，与广元中子铺遗存年代相当或稍早，而玉溪下层遗存文化性质又属湖北西部地区的“城背溪文化”。在城背溪文化的陶器中，这种花边口沿器较为多见，而城背溪文化的距今年代为7400～7000年。不仅如此，在更早的距今9000～7600年的湘西北澧县彭头山、八十垱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这种花边口沿器也较常见。鉴于城背溪文化由彭头山文化发展而来，则继城背溪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大溪文化，其遗物中出现这种花边口沿器也便是必然的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花边口沿器在三峡地区就更为多见了，而文化性质方面，这一时期三陕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已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面貌大同小异并可归纳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了。此外，在这一时期三陕西部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典型陶器也屡屡出现，而与此同时，考古发现资料也证明，在三峡东部地区的一些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址中，也可见到一些“哨棚嘴文化”的典型陶器。由此可见，当时三峡东部与西部两地的原始居民们之间已有着十分密切的文化交流。而就三陕西部及广元、成都地区花边口沿器的流行情况来分析，正如研究者们的基本共识，三陕西部及成都平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这种将器物口沿部位制作成花边的工艺应渊源于三峡东部及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温江鱼凫古城及成都平原其他新石器时代晚期古城的兴起，当与三峡地区乃至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密不可分，那时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筑城经验，他们在迁徙到成都平原之后，必然将自己已有的筑城经验一并带入，并与当地的原住居民一道，共同建起一座座新的城镇。因此，当我们把探索温江鱼凫古城的视野拓宽，放眼成都平原其他古城文化及古蜀文明的发展框架，甚至跳出成都平原古代文化的核心圈，在宏观的层面上将温江鱼凫古城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对先进的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进行比较时，我们才能窥见鱼凫古城的渊源。因此，基于上述的比较与探索，笔者认为，温江鱼凫文化是在石家河文化的注入后而快速发展起来的。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