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清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因其出土大量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器物以及独特的埋藏景观而闻名于世，它们的发现与研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早期古蜀文化与历史的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从三星堆到金沙，早期蜀人历史经历了一个长时段变化，其文化属性也发生了二次变异，但其祭祀遗存中祭祀主题却一样。这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这样的发展模式？笔者通过对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遗迹和遗物进行年代与文化因素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发现高度发达的神权政治是蜀人早期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鸟图腾崇拜是其共同的祖先记忆，他们可能与古蜀历史中的柏灌、鱼凫、杜宇时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金沙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将是揭示该时段古蜀历史最为关键的钥匙。
一、三星堆埋葬坑与金沙祭祀区时代与文化属性讨论
关于三星堆埋藏坑的性质有多种说法，相关讨论也已经很多，在此笔者不再赘述。其中影响最大为“祭祀坑”之说，笔者也认同该说法。各种说法都认为其属于器物掩埋坑，但观察该报告可以发现其不同于一般的掩埋坑，器物按一定规律摆放，掩埋经过特殊的仪式活动，这显然是有组织的行为，它有悖于匆忙之中掩埋的特征。关于这方面已有许多讨论，在此不再赘述。对这两个器物坑时代的确定也有多种意见，在目前没有新材料或新证据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江章华等先生的观点或许是目前较权威的看法。这也就是说这两个器物坑是属于十二桥文化早期阶段的遗存，它与金沙遗址祭祀区的上限在年代环节上是紧密衔接的。二者之间有着何种关系？这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
金沙遗址“祭祀区”，是一处从商代晚期沿用至春秋早期的长期专用祭祀场所。目前认为该祭祀区的时代上限在商代晚期，下限在春秋前期，具体而言之，上限早于十二桥文化一期，与三星堆一号坑的时代接近，并且有可能还会发现早于十二桥文化一期的“祭祀”遗存。这说明三星堆器物坑与金沙遗址祭祀区早期是属于十二桥文化的祭祀遗存。它们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出现，是否表明当时三星堆和金沙分为两个不同神权中心？它们之间究竟有着何种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还是革命与断裂的关系？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其中出土器物，这或许可为我们寻找到一些理解契机。从目前的透露信息而言，金沙“祭祀区”尚未发现早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器物，出现更多的是相近或略晚的器物，由此笔者认为当时同时出现两个“等同”祭祀中心的可能性不大，它们之间应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二、金沙祭祀区和三星堆器物坑共有文化因素之比较
从三星堆到金沙尽管地理位置发生了位移，文化属性也掀开了新的一页，但我们通过观察该时期的遗物，仍然可以看到它们仍然保留着不变的宗教信仰传统，对神权无比崇拜与敬畏。如从器物埋藏坑与金沙祭祀区的堆积行为看，它们同为祭祀遗存，尽管他们之间可能有着不同的祭祀对象及物化载体，但其处处所透露出的共同文化因子，却让人们备感彼此之间关系的诡异。
如三星堆1号坑出土的金杖与金沙祭祀区的金冠带（2001CQC：688）有着共同材质——黄金，鱼、鸟、箭、人面成为二者最基本的构图元素，除了人面有所差异外，其余非常接近，这暗示二者之间应当有着相同象征意义，而黄金材质的特殊载体，也赋予其特殊的地位，二者的结合强化了其符号意义，它们应当属于特有阶层的专属器物。金沙出土的一件黄金面罩与三星堆出土金面罩（K1：282）几乎一模一样，鱼形金饰（2001CQJC：1359）与三星堆鱼形铜箔饰（K2③：194）和鱼形金箔饰（K2③：146—1、130）也非常相似。除了黄金外，二者之间还有许多相同的器形，如镶嵌绿松石的铜虎、铜戈、铜方孔璧、铜铃、象牙、玉璋、玉戈、玉有领璧、玉凹刃凿形器、石跪坐人像、石璧等，无论是器类抑或是器形，二者之间有着种种相同或相似之处。从工艺和技术传统而言也是一脉相承，这充分表明他们是有着共同信仰传统的族群，他们均崇尚鸟图腾，而鸟作为人神之间沟通的灵物，在中国广大文化区域中均有广泛存在。
三星堆器物坑所掩埋的器物均为庙堂供奉或礼仪用器，它们围绕着古蜀人鸟图腾崇拜主题而展开，而同样的情形在金沙祭祀区也有着同样的体现，如金沙祭祀区大量鸟、鱼形象器物的出现，如四鸟绕日金箔饰、金鱼纹带（该带刻画的乃鸟头鱼身合体而非仅表现鱼形）、鱼形金饰、铜带柄有领璧形器（环面上刻画有三只首尾相接的环绕鸟纹图案）、铜鸟等。此外大量铜铃的出土也可能暗示其可能存在着类似三星堆神树或神坛祭祀活动，玉石器无论种类与数量均有许多相近之处，这些共同因素促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之间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他们之间不仅有着相近的宗教信仰传统，即对鸟图腾的崇拜，同时他们的上层势力或曰其族群有着共同的记忆，这些器物的共同出土表明了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承续关系，它们应当是同一信仰传统的物化体现。尽管在出土器物类别或数量上两者之间还是有着一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精神信仰传统却是一脉相传的。不仅他们在出现的时段上有着重合，而且还有着相近的埋藏景观（祭祀遗存）和相同信仰，这使得我们认为三星堆器物坑的主人与金沙祭祀区早段的主人可能为同一族群。金沙遗址祭祀区从文化属性而言属于十二桥文化；而三星堆文化的二、三期也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十二桥文化以新一村为代表的阶段则构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进程，既有变异也有传承，传承则体现于信仰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变异则表现为文化属性的变化。
三星堆遗址的二、三期为典型的三星堆文化，具体表现为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另有少量的泥质灰陶、橙黄陶、红褐陶；纹饰常见有绳纹、云雷纹、附加堆纹等。器形主要有封口盉、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柄器、圈足盘、觚形器、壶等。十二桥文化早期以十二桥遗址一期、三星堆遗址第四期为代表，陶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另有少量的泥质灰陶、黑皮陶，纹饰常见有绳纹，它既保留一部分三星堆文化的遗风，如小平底罐、绳纹罐、高柄豆、鸟头柄器、长颈壶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如尖底杯、尖底盏、圈足罐、圈足杯等。在十二桥文化晚段即新一村时期，三星堆文化风格器物已经全部消失，尖底器依然发达，并新出现釜、尖底罐、盘口罐、簋形器等，同时还出现新的葬俗——船棺葬，这些信息表明新一村时期，一场大的风暴即将到来。透过这三个阶段的陶器器物群或组合，我们发现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均有其个性或特质，但其文化属性的颤变始终在一个内部的变革中发展，并未发生飓风暴雨式的革命，且无论如何变化，他们均维系着共同信仰传统——鸟图腾崇拜。三星堆文化（鸟头柄器）和金沙祭祀区中广泛存在鸟形象，正是其物化体现。正因如此，每次发生变革都是为了平衡同一族群内部不同势力集团的不同诉求，他们均以鸟图腾崇拜作为维系其统治合法性的神圣外衣。神是这个社会中最高统治力，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而这也正是其神权政治社会稳定结构存在的主要原因。三星堆到金沙均为高度发达的神权社会，他们浪费大量财富与资源对神进行供奉，他们在铸就辉煌青铜文明的同时，也彻底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随着历史的发展，神权社会由于其自身痼弊，难于为继，具体体现为十二桥文化晚期即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由于长期的自闭和自然灾害，神权社会轰然倒塌。代之而起的开明王朝，则是与此前古蜀文化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他们颠覆了神权社会的神秘，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王权社会。
三、考古学视野中的古蜀历史
通过三星堆周围遗存，我们发现其器物坑有着不同器物种类和组合，而金沙祭祀区则与周边遗存有着相同器物种类与组合。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祭祀区与三星堆器物坑关系最为密切，它们应当在一个特定的时段内为同一个时期遗存。当然从金沙祭祀区的春秋前期的下限观察，它们之间俨然有着较大的断裂，这也归因于目前祭祀区各时期遗存没有得到完整地发掘，所发表的器物没有特定单位的归属，我们对其的讨论也就无从谈起。为此呼吁相关工作者对其特定时期遗存做完整报告，以释解这些共同文化因素的诡异之处。
先秦蜀国历史，文献记载少之又少，依据《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文献记载可分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诸世。而其中可考的仅有开明，目前的研究认为开明统治蜀地的时间大致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其与鸟图腾崇拜无关；而蚕丛为蜀人始租，存在的时段可能较久远，它与青铜时代蜀人可能关联不大。柏灌、鱼凫、杜宇均与鸟崇拜有关，而与鱼、鸟均有关仅有鱼凫，三星堆器物坑及十二桥文化一期的材料显示，这个时期是鱼、鸟图腾出现最为频繁的时期，同时也是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该时段的文化遗存应为鱼凫时期，其文化属性为十二桥文化。金沙祭祀区是一个从商代晚期绵延至春秋前期的祭祀遗存，期间一直未曾中断，它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尽管期间历经四百余年时间，其神权社会的结构一直未曾动摇。新一村文化尽管延续了十二桥文化传统，但文化的裂变已经不可避免，如盘口罐、尖底罐、釜等器物的出现以及占卜形式的变化；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期或许为杜宇王蜀的时期，这可根据开明王朝的世系倒推而知。由此，我们可推测西周中期以前至商代晚期应该是鱼凫王蜀的时期。这两个时期均发生了历史的剧变，如从三星堆到十二桥，十二桥至新一村，但其神权社会结构依然未变，其对祭祀文化的传统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尽管各个时期有着不同表现形式，但对神的祭祀活动仍然是其社会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仪式，王权威权发展依然滞后。从三星堆至金沙一直未曾发现高等级墓葬，或许可为我们提供一些佐证。由此我们推测，鱼凫王蜀之前的三星堆文化二、三期的时段当为柏灌氏统治时期，大量鸟头把勺的出现为此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柏灌和鱼凫之间可能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二者有着许多共存的时段和文化因素。鱼凫氏所处的时期恰恰也是中原商周发生剧变的时期，古蜀文化突然间出现如此大量的中原式青铜器可能与蜀人助周灭商有着一定的关系。鱼凫氏发达的神权政治促进古蜀人社会的发展，由于不可抗拒力的原因，鱼凫氏放弃三星堆，位移至今成都西部，金沙祭祀区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祭祀中心，从这个时期开始成都地区商周时期的聚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显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无情的洪水再次击垮鱼凫氏势力，鱼凫氏的势力在西周前期开始逐渐衰退。西周中期至春秋前期，为了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杜宇族继续沿用鱼凫的神权体系，金沙祭祀区继续扮演着其祭祀角色，为杜宇的统治提供合法的依据。尽管杜宇一族已经拥有许多外来变革的力量与时机，但因为赖以古蜀社会发达的神权政治，杜宇一族难有较大发展。随着历史发展，神权政治逐渐退去神秘的光环，王权政治抬头，来自于东边的开明氏最终击垮古蜀近千年的神权政治统治。
通过金杖和金冠带、象牙、玉石器等器物对比，揭示出早期古蜀文化不仅各政权有着共同的祭祀对象和器物群，同时也各有特质。结合文献对其祭祀文化传统加以分析，他们的祭祀文化尽管在不同的时段有着些许差异，但其文化脉络与渊源却是如出一辙，是神权社会高度发达的体现，同时也是其维系稳定发展的基础。这个阶段与古蜀传说中柏灌、鱼凫、杜宇的时期大致接近，而这三个时期恰恰也是鸟图腾崇拜最为显著的时期。柏灌、鱼凫、杜宇均为太阳崇拜，神权政治是其统治集团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尽管历经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但其祭祀文化传统却一直延续下来。但当神权社会发展到极致后，大量财富与资源的损耗，严重地削弱了其统治基础。随着民生的凋敝及社会发展的停滞，春秋中期以后，开明氏在成都平原崛起，彻底颠覆了此前神权社会的社会结构，代之而来的是王权社会的推行，彻底颠覆了此前的文化传统，并逐渐导致巴蜀文化的有机融合。
四、小结
通过三星堆器物坑与金沙遗址祭祀区的比较，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着相近的信仰传统以及近似的社会结构，即发达的神权政治。也正因如此，从三星堆至金沙虽然历经两次政治变迁和文化属性的改变，其神权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他们与古蜀传说中崇奉鸟图腾的柏灌、鱼凫、杜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春秋中期，随着开明氏在蜀西的掌权，其颠覆性的革命彻底改变了古蜀地区近千年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信仰及发展进程。目前由于所发表的材料均系采集品，原始的单位与层位不得而知，致使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金沙祭祀区各层位器物的组合与时代关系。这也是目前深入研究的瓶颈所在。金沙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完整的时段链为今后古蜀文化历史的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它是古蜀神秘文化与历史探究中一把关键的钥匙。
（作者单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