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黄忠村干道规划道路B线地点发现一条宝墩文化灰沟, 可辨器形陶片除绳纹花边罐、喇叭口高领罐、圈足尊外, 其出土的敛口钵似可将该条灰沟归入鱼凫村第三期遗存性质。高新西区“格威药业一期”遗址第5层和其下灰坑中有鱼凫村第三期遗存特有的横人字纹饰、曲沿罐、折腹钵、器盖出现。高新西区航空港遗址第5层及开口下的单位出土近似鱼凫村第三期遗存的陶器有敛口瓮、敛口罐、曲沿罐、小平底罐等。郫县西南交通大学新校区一、二期地点局部堆积的第5 层出有曲沿罐、敛口罐、敛口瓮、溜肩小平底罐和器盖等陶器, 简报推测其时代可能为宝墩文化四期偏晚。高新西区四川方源中科地点第5层除了有绳纹花边罐、喇叭口高领罐、盘口尊、圈足、盘外, 而且“矮领圆肩罐多见”(引简报语, 应就是小平底罐)。由于材料不多, 可大致归为鱼凫村第三期文化遗存。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第7 层及叠压的灰坑也出有敛口罐和小平底罐、器盖、高柄豆等。
南部区, 以成都南郊十街坊遗址为代表。
十街坊遗址和其北不远的岷江小区遗址(两者很有可能都是同一遗址的组成部分) 是20世纪末在成都市区首次发现的宝墩文化遗存。十街坊遗址有引人注目的“规划较好的公共墓地”(简报语) , 出土陶器泥质陶比夹砂陶的数量少, 绳纹运用广泛, 镂孔、戳印纹、附加堆纹和弦纹占有一定比例。器形主要有绳纹花边罐、圈足尊、窄沿罐、器盖等, H5：5的器形与纹饰风格跟郫县古城的窄沿罐十分相近。出土陶器“应和宝墩文化的晚期遗物接近”。十街坊遗址的宝墩文化遗存具有明显的鱼凫村第三期遗存的特征, 属鱼凫村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综合以上发现与研究的情况, 我们可以得出到目前为止鱼凫村第三期遗存典型陶器的组合图。
(二) 研究进展
成都平原自20世纪90年代发现一系列史前城址以来, 在最近十年的四川盆地先秦考古研究中, 随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逐渐建立与完善, 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 鱼凫村遗址第三期遗存在整个盆地西部先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显示出是十分重要意义, 受到高度重视,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最早对鱼凫村遗址第三期遗存进行文化定性的是发掘简报所说的“遗址第三期”。在随后的研究文章中, 将其置于整个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中进行分析, 归属于“宝墩文化第四期”。
王毅、蒋成先生认为该遗存代表了成都平原诸史前遗址中“最晚的一期文化”。笔者在数年前, 曾撰文对该遗存进行过初步的探讨, 认为是宝墩文化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 其文化面貌和所处文化发展序列中的位置, 呈现出较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进而建议将其称为宝墩文化晚期的鱼凫村第三期类型, 还指出它表现为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文化类型。后, 笔者又另文强调可将其“单独命名为一种文化类型”。
宋治民先生认为鱼凫村第三期遗存的发现对于蜀文化渊源的探讨, 具有重要意义。并在文章中以“鱼凫村第三期文化”为名, 分析和证明了早期蜀文化是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而来的, 是诞生于成都平原的土著文化。
孙华先生撰文认为“临近三星堆文化的时期, 成都平原就只有三星堆和鱼凫村两座古城犹存”, 只有“鱼凫村古城和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 它们从第一期(指宝墩文化三期分法中的第一期——作者注) 一直延续到了第三期以后的鱼凫村文化时期”, 意即“鱼凫村文化时期”晚于宝墩文化, 从时代上确认其晚于宝墩文化(指三期分法的宝墩文化) 并将鱼凫村第三期文化遗存单列出来进行分析, 实际上将独具特征的这一类遗存视同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来考察。结合成都平原聚落演变和古城的兴衰, 孙华先生进一步分析认为, 鱼凫村古城在征服成都平原西部其他古城后, 成为了成都平原中部和西部的中心, 到了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的鱼凫村文化时期, 成都平原出现了三星堆与鱼凫村南北对峙的两大遗址(或古城)。我们不难看出, 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对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认识存在一个不断加深和完善的过程, 由遗址期别到文化期别到文化类型, 再到鱼凫村第三期文化和视同为考古学文化加以研究, 这一动态, 反映出相当明晰的认知规律过程。
三、鱼凫村遗址第三期遗存性质的分析及初步结论
根据对鱼凫村遗址第二次发掘所获资料的初步分析, 该遗址“延续使用的时间特别长, 其既出新津宝墩遗址常见的花边喇叭口高领罐、边缘饰压印纹的低矮圈足, 又出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的器盖、小平底罐和高柄豆等, 而且包含不同陶器组合的地层单位有直接的层位关系”。由于成都平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 它和其他诸如宝墩、双河、紫竹城址共同构成了成都平原星罗棋布的古城格局, 形成了该地区目前证实有人群聚居以来的第一个发展时期。
从四川盆地先秦文化发展进程来考察, 鱼凫村遗址第三期遗存处在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的过渡阶段, 它是一支过渡性考古学文化, 填补了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学文化发展中的空白和缺环(学术界公认属宝墩文化的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和属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遗址第二期间有较大的缺环)。虽然它延续的时间不一定太长, 目前来看分布的范围也不是很广, 但它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上承四川盆地相当兴盛的新石器宝墩文化, 下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三星堆文化。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该文化的主要载体鱼凫村遗址从宝墩文化肇始就与当时最大的宝墩古城同时存在于成都平原上, 并自始至终随着其他古城的盛衰, 而且还在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末期成为了成都平原屈指可数的中心之一。正是鉴于它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笔者曾将其称为宝墩文化的鱼凫村第三期类型。
我们认为, 一支考古学文化遗存不论其范围大小(况且分布范围的大小还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发生变化和扩大, 本文所论者即是例证)、延续时间长短(这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所变化) , 只要它有一定的分布范围、时代区间和一组独有的陶器组合以及相关的考古现象(如化成村的房址、墓葬、灰坑, 十街坊的墓地, 黄忠村干道规划道路B 线地点的灰沟等), 就有必要强调和突出其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属性, 将其命名为一支考古学文化应该是适宜的。因此, 根据最早发现遗址来命名的惯例, 建议将本文所论者命名为“鱼凫村文化”。鱼凫村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内涵,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聚落形态。(1)房址。有木(竹) 骨泥墙地面式建筑, 平面形状有长方形(三星村F1)、正方形(化成村F1)、圆形(三星村F2)。(2) 灰坑(或窖穴)。平面形状多样, 出土文物丰富, 少量可能有窖穴的功能(如化成村)。
2.墓葬形制。均竖穴土坑墓, 仰身直肢葬, 不用棺椁, 一般为东北—西南向, 多数没有随葬品, 部分儿童墓保存较差。部分遗址的墓葬排列有序, 似经过有意规划而成。
3.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 多为经过磨制的斧、锛、凿等小型工具。另外有少量的陶质纺轮。
4.生活用具。为陶器。造型风格有平底、小平底和圈足, 曲沿器、窄沿器和敛口器为重要特征。夹砂陶多于泥质陶, 慢轮制陶, 纹饰有绳纹、戳印纹、弦纹、附加堆纹、镂孔、凹弦纹、划纹、瓦棱纹、新月纹、圆圈纹、叶脉纹、横人字纹等。出土陶质生活用具的常见组合是: 曲沿罐、敛口罐、敛口瓮、窄沿罐、钵、杯、缸, 绳纹花边罐、喇叭口高领罐、圈足器, 小平底罐、器盖和高柄豆等。
我们认为, 上述内容基本表现出了鱼凫村文化的总体特征, 并可以此作为识别和界定鱼凫村文化与四川盆地其他先秦考古学文化的依据。
根据迄今为止已有的材料, 现在似乎还不能够对鱼凫村文化进行分期研究。但这一尝试, 正在朝笔者几年前对自己提出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的方向努力。笔者在对宝墩文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后, 认为该“分期与排序还是初步和粗线条的, 还有待于新的材料的公布进行充实, 该分期中尚存在一些缺环, 有的期别似还可以再进行细分”。
至于这一命名, 会对宝墩文化分期带来的修订, 另有专文探讨。
（作者单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原载于《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
